《唐诗三百首》为什么不选李贺的诗

王志清

李贺是中唐的重要诗人。李贺诗，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陈式《重刻昌谷集注序》）。宋代以后，李贺就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伟人毛泽东就偏爱三李诗。

《唐诗三百首》是公认的唐诗权威选本，蘅塘退士孙洙也是公认的兼容博纳的选家，选本上自帝王下至僧尼、歌妓乃至无名氏，无所不选。其所选中，多为公认的唐诗名篇。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唐诗三百首》却不选李贺的诗。

《唐诗三百首》为什么不选李贺的诗呢？选家没有明说，而学界不乏议论。

其一，李贺诗不易接受。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前言》就说：“语言上的过分隔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理解，本书所以未选李贺诗，可能这是原因之一。”但是，他又推翻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韩愈的《石鼓歌》，既难懂又无甚意义，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或《梦天》？”

其二，李贺诗趣尚险怪。不选李贺诗，是怕有负面影响。于思想而言，李贺诗怪异奇特，甚至近乎荒诞，乃“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于作法而言，李贺诗刻意怪癖，雕琢涂饰，天花乱坠，陆游谓李贺诗“如百家锦衲”。钱锺书说李贺诗“幻情奇彩，前无古人”。

其三，李贺诗不合诗教。《唐诗三百首》卷八《马嵬坡》题下注曰：“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选本直接透露出其选诗宗旨。但是，纵观其所选，未必都合此“诗教”标准，而李贺诗又未必都不合此“诗教”标准。此说似也不能成立。

其四，李贺诗多为古体。此理由更不能成立，虽然其选诗标准侧重近体，但其中古体四卷，篇数虽仅占四分之一，而篇幅却与近体平分秋色，譬如长诗《石鼓歌》，长达56行的七言古体，而李贺诗古体多在二十行内。

以上这些“原因”，都不无道理，但也多经不起反驳。为什么不选李贺诗，观选本序言仅160字，简明扼要，其动因与宗旨似“语焉不详”。选家是想以此选而代替不甚理想的已有选本，给学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训蒙”课本。那么，为什么说李贺诗就不能选呢？是否有“少儿不宜”的意思呢？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恢复了科举试诗之制，以五言排律。科考应试，指挥棒之指向，试帖诗选便也风行一时了。因此，《唐诗三百首》作为一种应试教育的教材，在已有选本“工拙莫辨”且“殊乖体制”的情况下闪亮登场。作为教材，还不是一般性的辅助读本，不仅为了“启蒙”，为了“诗教”，更是为了“科举”，具体反映了选家的教育思想。科举试帖诗的特殊背景，是选家排斥李贺诗的重要原因吧？

《唐诗三百首》作为教材，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原则与针对性考虑。李贺鬼才，才大而命舛，只活了26岁，其诗为一种失败主义阴影所笼罩，顽强地表现着诗人极不甘心失敗的心灵挣扎。恐怕这也是一种不选李贺诗的原因，过分担忧李贺诗对学童的负面影响吧？

《唐诗三百首》没有选李贺的诗，然而，并没有妨碍李贺诗的广泛传播，也没有影响其诗的经典性和影响力。但是，这个权威选本不选李贺诗，则终究是个文化之谜。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