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那株美洲蕾

2019-09-10 07:22李彦
旗帜文摘 2019年8期

它能进入我的视野,是因其独特的色彩。

几年前,小花园的砖石甬道旁,突然出现了一棵风姿绰约的小树。我是在某个春日里,匆匆穿园而过时,蓦然回首,被它吸引住的。

树干大约手腕粗细,树冠高约三米,长长短短的枝杈上,不见一星半点绿,却缀满了淡紫色、如珍珠粒般大小的细碎花苞,纤巧,秀气,灵动,映衬着清澈的蓝天。

这是什么花呢?美得如此动人,却又如此含蓄?

打听之下,方听说,原来是生长于美国南方的树种,名曰“美洲蕾”。

它是何时跻身此方宝地的?又是缘何名目呢?我不禁好奇。

这座花园不大,仅数百平方米罢了,夹在新旧几座教学楼之间,冠名为“东西方交汇园”。园里栽种着来自东亚各国的名花异草,与北美大地的土生佳丽们挤在狭小的天地中,竞相争艳。华夏的牡丹、翠竹,东瀛的樱花,高丽的木槿,配上木桥下流水、草丛中雁窝,便构成了一个和谐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这多元文化竞争并存的社会里,各族裔人士对空间的占有极为敏感,若说寸土必争,也绝不过分。为避免争端,校方不得不制定了严格的条款,限制人们随心所欲地栽花种草、恣意留情。

都有哪些规定呢?除了必须和东亚有渊源之外,还必须保持各族裔背景之间的均衡状态,不允许鹤立鸡群、独霸一方的局面出现。

譬如说,若干年前,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赠送给学校一批樱花。整整18株,名目各异,有搔首弄姿的,有蛾眉淡扫的,个个都是风情万种。然而,获准跻身小花园立足的,却仅有两株。其余的,则分别被栽种到房前楼后、车道两旁,或遮荫或站岗去了。樱花盛开时节,这里一丛,那里一簇,虽不失清丽悦目,却终未能形成铺天盖地、摄人魂魄的花海。

再譬如,在石头墙角的背荫处,藏着一株不甚起眼的丁香,初夏时会绽出一串串洁白似雪的花串。那是一个年逾90的白人老太太所捐赠的。她的女儿和女婿原为我校社会发展研究系的教授。多年前,夫妇俩曾去江西,从庐山脚下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弃婴。原本一家子其乐融融,招人羡慕。不幸的是,女孩子长到12岁那年,养父母竟先后病逝了。因了这万里之外的渊源,老太太才获得批准,在园角悄悄栽下了这株白丁香,于树下安葬了女儿和女婿的骨灰。

若再举一例,便要提到小木桥旁那两棵亭亭玉立的雪松了。栽下这两棵产自北美的雪松,是为了纪念瑞纳森学院的首任校长睿思博士。捐赠人是睿思的儿子,一个年过半百的雕塑家。他辩称,自己从幼年时起便钟情于东方艺术,作品大多彰显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和日本文化。言之有理。自然,雪松也名正言顺地落户了“东西方交汇园”。

那么,这株美洲蕾的出现,又是源于哪些说辞呢?

怀着满腔好奇,我走近了这棵亭亭玉立的小树,仔细打量。赫然发现,在树下的那片野草莓丛中,立着一块画册大小的浅灰色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几行英文字。

“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看到这个名字,我脑中忽地一闪,猛然间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图书馆馆长露易丝女士在行将退休的前夕,曾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并說,她估计我大概有兴趣阅读并收藏此书。

当时,我于匆忙中,随便扫了一眼,便放到书架上了。此时却忽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仿佛便是眼前這个。

匆匆返回办公室,从书架上翻找出来了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小书。不错,作者的名字和美洲蕾树下那块铭牌上镌刻的,分毫不差。

灰色的封面已经泛黄,颇为陈旧。果然,这本仅仅70多页的旧书,是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

书名颇为醒目:《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里面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了作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

真没想到,自己栖身二十多年的这个小小的中文教研室,开创它的前辈,竟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是一位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学者!他是何方神圣呢?为何从未有人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难道内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可译作“毕森”。说来有趣,一番搜寻之下,发现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中文名字:毕恩来。

我的遐想被证实了。

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1923年,他从大学刚一毕业,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便响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踏上了神秘的华夏大地。

他先是按照教会的安排,落脚于安徽蚌埠地区,在怀远县城一所中学里就职。其后不久,便转往北京,到燕京大学执教。几年下来,凭着非凡的毅力,年轻人不但学会了既难写又难认的繁体字,还能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与路人简单交谈了。

有趣的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在北京停留期间,竟然还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来华的初衷,甚至忘记了自己在这座舞台上本应扮演的角色。

回望已经消散在星空中的历史烟云,我不禁遐想,也许,毕森年轻的身影曾经出现在“三一八惨案”的游行队伍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曾挽起过刘和珍君纤弱的臂膀,迎着街头的棍棒和子弹,在血泊里并肩战斗;也许,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送上绞刑架之前,毕森也曾和京城的文人志士们一同奔走呼号……

不过,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却突然间沉默了。对于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府,毕森竟彻底地失望了。

这一转变,究竟是因何契机所导致的呢?似乎是个谜。

无论如何,1928年的夏天,在中国停留了5年之后,毕森默默地离开了北平,从满洲里登上西行的列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草原,绕道莫斯科、列宁格勒,返回了他的故乡美国。

漫长的旅途中,望着车窗外空旷的原野、无垠的蓝天,年轻人那对本来就显得过于严肃深沉的眸子里,似乎增添了更多的忧郁、难言的哀伤。

也许,在随着铿锵的车轮日夜前行的那段时光里,毕森曾不无痛苦地叩问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信仰,并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升华,或者说蜕变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从此告别了传教士的征途。

回到美国后,毕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术研究之路,且成就突出。然而,他在大学攻读历史数年之久,眼看就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却突然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转而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去了。

是福,还是祸?

多年之后,毕森曾坦言,那段时光,他已结婚成家,膝下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子女,肩头负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权衡之下,便端上了那个待遇颇为优厚的饭碗。

这样说时,恐怕他的内心一定翻腾着酸楚难言的波涛吧。是啊,假若能够窥视到隐藏在海面下的那一座座锋利的冰山,毕森还会踏上这条繁华热闹的人生航船吗?

也难说。人们都知道,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世上有不少人,哪怕是经历过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若是下辈子重来,依然会选择“怒向刀丛掷小诗”的那种活法。

当我端详着照片上那个不苟言笑、似乎永远在沉思的青年时,便更加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在這个动荡的时候,隔着远远的太平洋,毕森投來了他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里,他用笔名,或者说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赞颂割据闽赣一方的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

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杂志主编兼作家费立浦·贾飞,乃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好友,因此才会大胆地刊登毕森这类堪称敏感的文章。

在外人看来,毕森这种纯真得近乎狂热的情感,似乎有些奇怪。

我却并不惊讶。

一个世纪来,不少在中国社会底层体验过生活、了解民众疾苦的西方人士,都曾不约而同地赞赏和支持共产党革命,视其为灵丹妙药,或者说成功的捷径,藉此可迅速改造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

例如在四川出生并服务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就曾以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支持共产党革命,而以“红色传教士”的称号享誉一方。

文幼章曾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90多岁高龄于加拿大去世前,曾殷殷地叮嘱其儿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他出生的地方——四川乐山,撒入滔滔流淌的大渡河。

我无缘见到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传教士”,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出国时,曾拜访过住在多伦多的文幼章的儿子,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同样,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传教士之子、在40年代末曾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并因此同情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恰恰是由于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们在朝野上下奔走游说,才促成了加拿大政府突破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举一例,英国驻香港的大主教何明华 (Ronald Hall) ,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顶风冒险,悄悄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募捐筹款、送医送药,而成为周恩来与宋庆龄的知心朋友,也因此被反共势力讥刺地冠上了一顶帽子:“粉红色大主教”,并遭受到严酷迫害与打击。

1937年初,美国青年毕森凭借他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得以在当年三月底,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华夏大地,再次踏入阔别了九载的古都北平。

无暇重温京华旧梦,也来不及留恋湖光山色。那年春夏之交,毕森马不停蹄,辗转于大江南北做考察,分别采访了朝野上下多位重要角色。

5月底,他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对方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何能亲赴陕北,实地考察,一睹那片充满传说的黄土地呢?

毕森是幸运的。恰在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居住在燕京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一年曾悄悄奔赴陕北采访,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在斯诺的搭桥牵线下,毕森的心愿得以实现。

与毕森结伴同行的,共有四人。一位是美国资深汉学家欧文·莱提墨。他专攻东亚和蒙古史研究,幼年时在华北长大。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里的浓厚兴趣之外,欧文从未踏足过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城延安,因此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陕北之行。

此外,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就是纽约《今日中国》杂志的主编费立浦·贾飞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这对夫妇本来正在做数月之久的远东采风之旅,刚刚抵达了北京。他们与毕森早就是美国学界的左翼朋友。正在酝酿中的颇具探险性质的陕北之行,自然也勾起了这对夫妇的兴趣,于是,他们也积极加入,凑成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对延安的这次闪电式造访,发生在那年6月下旬,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毕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留下的笔记,对了解研究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藏于名山,无人知晓。直到整整35年之后,借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之机,才最终打破坚冰,得以出山面世。

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呢?

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白色恐怖风暴中,人人过关,层层筛检,不仅是在陕北停留过数月之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连毕森和欧文·莱提墨这样仅仅去延安逗留过短短四天的美国公民,也均被扣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顶骇人的帽子,而遭到压制。

当年,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畅销书而誉满全球、红得发紫的埃德加·斯诺,竟不得不告别祖国,将妻携子,背井离乡,远赴瑞士定居。

翻阅毕森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注意到,其短短的“序言”,是当年与他一同造访延安的汉学家欧文·莱提墨所撰写的。

在结尾处,欧文·莱提墨留下了一行文字,似杜鹃泣血,滴滴都透着难言之伤:

怀着骄傲与悲哀交织一处的复杂心情,执笔于瑞士的斯诺故居。

一九七二年八月

那一年的2月15日,埃德加·斯诺怀着满腹未竟的心事,与世长辞了。六天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顶着早春的寒流,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

人类历史上这崭新的一页,虽然翻开得晚了那么一点点,但终究可以告慰斯诺的在天之灵了。

当年与斯诺在燕园里过从甚密的朋友们,如毕森,还有欧文·莱提墨,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彻底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呢?

这本薄薄的小书告诉了我。

1937年春夏之交,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尚未问世。未名湖畔草木青青,繁花似锦,他却足不出户,日夜埋头于湖畔的书斋,忙着塑造他笔下那一个个鲜活得呼之欲出的人物。

前一年夏天,孤身一人去陕北保安盘旋数月之后,他与窑洞里的红军领袖们建立起了坚定的友谊和信任。可想而知,若非有斯诺的热心引荐,毕森一行陌生人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获得延安方面的邀请吧。

私下里,斯诺也有个小小的心愿。他的妻子海伦在那年开春时独自一人赴陕北采访,已在那片黄土高原上滞留不短的时间了。虽然因水土不服,海伦的健康不佳,她却固执地不肯离开,坚持着要完成采访工作。斯诺请求毕森,等他们返程时,希望能带上他的妻子海伦,一同返回北平。

六月上旬,毕森一行四人在正阳门东边的老火车站启程,离开了古都。

半年前刚刚爆发了“西安事变”,国内局势仍不明朗。据悉,对一切前往陕北的外国人,国民党方面都嚴格盘查,施以种种刁难和阻挠。

为了不引起麻烦,毕森们故意虚张声势,做出旅游观光客的姿态,一路沸沸扬扬,途经石家庄、太原、西安,参观名胜古迹,四处摄影留念,以麻痹暗中投来的怀疑的目光。

西安城的宾馆,在那个年月里,算得上舒适豪华了,自然成为达官贵人们的下榻之处。

逗留古城、寻找契机踏入解放区的那些日子里,毕森们结识了一位北欧裔青年:瑞典传教士之子埃菲·希尔。

这个金发碧眼、四肢矫健的年轻人,出生在蒙汉杂居的河套地区,在贫困落后的塞外高原长大,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

看到照片上埃菲·希尔的模样,不难猜想,他大概属于生性好动、踏不下心来读书的社会青年一类。

果然,埃菲·希尔辍学之后,四处流浪,最后落脚古城西安,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为商贾官吏们驾驶汽车,辗转于辽阔的大西北,赚钱维生。

毕森一行抵达西安之际,埃菲·希尔刚刚卖掉了他的修车铺,准备迁往上海的十里洋场,寻求新的商机。好在车铺里还剩下了一辆老掉牙的吉普,凑合着也能派上用场。

于是,埃菲·希尔便带着毕森们钻入了古城深巷里的碑林、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外加遍布终南山北麓的名寺古刹。

欧文·莱提墨这个满腹经纶的汉学家,与埃菲·希尔这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一见如故,颇为投缘。共进晚餐时,几杯米酒下肚,这两个西方人就你一首、我一首地比赛起来了,看谁会唱的蒙古小调、陕北酸曲更多,把众人逗得前仰后合。

也许是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吧,埃菲·希尔这个桀骜不驯、从头到脚透着一股“半吊子资产阶级”味道的年轻人,尽管起初颇不情愿,但最终竟被口若悬河的欧文·莱提墨说服了。大家谈妥了价钱之后,他便答应开上他的老吉普,带领这四个美国人,前往延安探险。

说探险,毫不夸张。几百公里路途,如今的高铁,不过两个时辰罢了,当年这几个西方人却是举步维艰,不亚于唐僧师徒远征西天。

好在埃菲·希尔走南闯北,经验丰富,做好了各种准备。

铺子里硕果仅存的这辆道奇,颇有点老骥伏枥的悲壮之态。车厢里塞满了美国人的行囊,包括黄豆罐头、奶酪饼干,外加几个人高马大的西洋男女。车子外侧,还绑上了两个汽油桶,每个里面都灌满了二十加仑的汽油。浩浩荡荡地,出了北门。

面对城门口哨兵的盘查,埃菲·希尔甩过去一句地道的秦腔,“俄们带上行李出城耍哩嘛!”嬉笑声中,便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了。

老道奇有时还乖,仅靠埃菲一双大手掌舵便罢,有时却不得不依赖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纤夫们拉着拽着,一寸寸朝前挪动。

躺在渭河畔的草滩渡口过夜时,成群的蚊子在耳旁嗡嗡叮咬。烦不胜烦之际,头顶上竟也传来了嗡嗡的噪声。

毕森仰头望去,但见暗蓝的夜空中一盏红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由南朝北,径直远去了。

毕森们后来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着的,乃大名鼎鼎的周恩来。他刚刚结束了在庐山牯岭的会谈,彼时正乘坐蒋介石的私人飞机,星夜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的最新进展。

毕森们选择的时机实在不巧,恰好赶上了高原盛夏的山洪泛滥之季。费尽周折,才跨越了渭水、泾河,却又几度被阻拦在洛河两岸。

从三原通往甘泉的黄土路上,车子屡屡陷入泥泞不堪的山道,一筹莫展,靠着从附近村庄里找来的十余个农民肩扛背抬,才把垂暮老骥从泥潭里救出,让它再次发出微弱的喘息声。

也曾遇到过千钧一发的关头,在塌方造成的断崖旁,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幸好有埃菲·希尔这个胆大心细、镇定自若的老把式操控,才一寸一寸挪动着,帶领众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辗转四天三夜之后,毕森们才终于在6月22日的黄昏,眺望到落日余晖映照下的宝塔山。

在窑洞里安顿下来当晚,洗去浑身尘垢,换上洁净的衣衫,这些来自另一世界的年轻人,就开始迎接络绎不绝的登门拜访者了。

红军领袖中,除了驻守在云阳镇前线的彭德怀不能到场之外,该来的,几乎都来了。

此外还有丁玲。书中那张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歪着脸庞、目光斜睨的照片,清晰地捕捉到这位女作家我行我素、傲然于世的神态。

不过,我心中却生出了一丝疑惑。那个大名鼎鼎的美国女人史沫特莱呢?她怎么未见行迹?

史料记载,那年早春,史沫特莱在丁玲的陪伴下,从陇东前线采访完毕,抵达延安古城。

这个美国女人精力充沛,做派风风火火,又是消灭老鼠改善卫生,又是在天主教堂里举办交谊舞会,在宝塔山下刮起了一阵旋风,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传说。直到那年盛夏,“卢沟桥事变”之后,她才追随彭德怀老总的队伍,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

然而,此时此刻,史沫特莱应当仍在延安小城逗留。她的祖国同胞们远道来访,连丁玲都慕名现身了,喜欢热闹的史沫特莱,却因何成了缺席的角色?

也许她其实来过,只是没在毕森的笔记中留下蛛丝马迹吧。

夜深人静、星移斗转时,窑洞里的欢乐气氛依旧浓烈。红军小鬼们合唱了“红米饭,南瓜汤,野菜野果当干粮”之后,埃菲·希尔也当仁不让地站起身来,吼出一曲石破天惊的“信天游”,连窗户纸都震得索索发颤,赢来满堂喝彩。

毕森们虽为谦谦君子,也未能躲过主人的好客。

之前斯诺来访时,已经尝试过中国人新鲜独特的热情了,因此早在燕园就提醒过他们。但对习惯了仅仅在教堂和学校合唱队里,中规中矩地站成排展示歌喉的西方人来说,这依然是个考验。

毕森忸怩着推却了半晌,仍无处遁形,末了只好入乡随俗。他红着脸,低声吟唱了一曲《我的肯塔基故乡》,才算过关。

然而,这个美国青年学者的内心,却洋溢着从未体验过的快乐。

欢迎仪式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对延安的第一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因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有一种异乎寻常、可以说令人欢欣鼓舞的光亮,氤氲着整个氛围。

然而,这种留给我们的印象,却又是潜移默化、无法言传的,仅能在冥冥之中感受其奥妙。但那种气氛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的灵魂,日益增长。(选自《延安笔记》)

毕森在笔记中描写了那个夜晚铭刻于他心头的震颤。

虽然人来人往,流动频繁,毛泽东却是唯一一位没有中途告退的主人。自始至终,他都兴趣盎然地守在窑洞里,陪伴着几位远方来客。

从书中所附的几帧照片上看,当年的毛泽东面容消瘦,神情严肃。那微皱的眉峰,忧郁的目光,似乎显示出,他正在为统一战线所面临的新局面而殚精竭虑、苦思冥想。

但在毕森眼中,毛泽东却是个谈笑风生、机智诙谐、充满魅力的人物。

就是到了今天,我的同事勃兰特教授偶然看到了书中的照片时,也一迭连声地感叹,赞扬中年毛泽东“竟然如此英俊潇洒、气质出众”!

那天晚上,当毛泽东得知,贾飞夫妇除了在纽约经办左翼杂志之外,还同时做批发商,经营圣诞卡生意时,他便脱口而出打趣道:“上帝保佑你生意兴隆啊!”

这位共产党领袖显然慧眼识珠、求贤若渴。

毕森们调侃说,毛泽东没看上我们这几个美国学者,却看中了开车带我们来的司机埃菲·希尔,那个生着一头淡黄色短发的瑞典人。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陕北土话插科打诨,逗得所有人开怀大笑。他不仅谙熟当地风俗民情,还有一手修理汽车的绝活,实属黄土高原上打着灯笼也难觅的人才。

尽管毛泽东竭力劝说埃菲·希尔留下来,帮助共产党边区培训并管理一所能够修理机车的技术学校,可这个小伙子却没有做好留在延安的准备,所以谢绝了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邀请。

但是在大家告别延安、返回西安的途中,埃菲·希尔却收起了他的嬉皮笑脸,神情严肃、颇为认真地对毕森们吐露了他的观察:

“我在中国走南闯北,啥样人没见过?但迄今为止,在我所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里面,只有毛泽东,是能够统一全中国的那个人!”

惊讶吗?这个年轻的外国人,何以在抗日战争的序幕即将正式拉开的前夜、毛泽东尚未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姿登上国际舞台之前,便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其实一点不奇怪。

由于命运的驱使,这个北欧年轻人成长于塞外贫困落后的乡间底层,又与三教九流、黑白两道均有来往,从商贾官宰到贩夫走卒,他早已熟諳华夏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通晓百姓的喜怒哀乐,自然远胜于多少纸上谈兵的迂腐书生、投机钻营的文人墨客。

别说是埃菲·希尔了,即便是初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这几位美国学者,短短数天的延安之行,也如魔咒一般,为他们的世界观打上了终生不渝的烙印。

那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呢?

在延安停留期间,几位美国人参观了由一座天主教堂改建的、拥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学子的抗日军政大学。

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因骑马跌伤,在老乡家疗养,缺席了。于是,几个美国人与朱德一起,轮流为学员们发表了时事讲演。

那张黑白照片上,呈现出毕森站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挥动着手臂讲话。他的身后,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连房檐和窗棂都是歪斜的。几百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环绕四周,在泥土地上盘腿而坐,专注地凝视着远方来客。有人还握着铅笔,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录。

毕森特别留意到,教堂里的西方传教士们,似乎与红军部队相处得颇为融洽。例如,从外界邮寄到延安的报刊书籍,收信地址竟然可以写为:陕西肤施(延安旧称)天主堂。

夜幕降临之后,来宾们迈入了红军的大礼堂。那是一座简陋、粗犷的建筑,就像北美农庄上常见的储存粮草的大谷仓那样。坐在狭窄的木板条凳上,挤在数百名红军战士中间,他们观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表演。

这些节目中,除了小红军们表演的破除迷信讲卫生的说唱外,毕森特别提到了用二胡竹笛伴奏的芭蕾舞片段,还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选场。

演出结束后,几个美国人和红军领袖们一起来到后台,与演员们交谈。

在延安停留的四天之间,汉学家欧文·莱提墨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光,与红军队伍中的少数民族战士恳谈。他们之间,有蒙、藏、回、苗、彝、羌、纳西等不同民族。欧文·莱提墨捧着满满的收获,深感不虚此行。

据毕森所言,少数民族同胞们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跟随红军的长征队伍,跋山涉水,浴血奋战,来到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里安营扎寨、吃糠咽菜,是因为他们真心感受到,这是一支真正能够对自己真诚平等相待的部队。

在延河畔上演的重头戏,是毕森们对几位共产党领袖紧锣密鼓式的日夜兼程的采访。

毕森难掩他心头的惊讶与钦佩。

这几位壮年男子,衣衫褴褛、朴素无华,与普通士兵几乎无甚区别,却个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对中国局势乃至世界战场皆了如指掌,胸中似有雄兵百万。

毛泽东的书房,是一间简陋狭小的窑洞,堪称寒酸。几个洋人,外加翻译,一进去便占据了所有空间。用餐实在不便,晚饭只好挪到了朱德家里享用,因他的窑洞略为宽敞,且多了几件家具,布置得稍微舒适些。

红军队伍里人才济济。毕森注意到,年轻的英文翻译十分出色。因此,连欧文·莱提墨这个通今博古的汉学家都卸下了心头负担,免除了随时应急救火的需求,得以轻松自如地坐在一旁,专注地聆听与思索。

那个时刻,毕森们岂能料到,这位担任翻译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不仅前一年曾陪同斯诺到访延安,若干年后,他还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世界舞台上展露他的才华。

毛泽东那年虽然四十三岁了,但他精干瘦削的身材、敏捷利索的动作,却洋溢着不可抵挡的青春活力。

“那是犹如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毕森如此描述。“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刻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出人意料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之初,突然间冒出一串连珠妙语来,既幽默又生动。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种印象仍然存留在我脑海中,鲜明如初。”(选自毕森《延安笔记》)

年近五十的朱德,身材魁梧,精力充沛,虽然曾在德国留学几年,但他似乎丝毫未受到欧风的熏染。他那憨厚的面庞,爽朗的大笑,使人感受到田间老农般的亲切自然。来宾们几乎在瞬间便被他征服了。他那种人格魅力,带有潜移默化的色彩。在延安停留的几天之中,事无巨细,这几个美国人不由自主地就会把目光投向朱德,向这位值得信赖的长者征求意见。

此外,毕森也十分欣赏朱德在回答问题时那种简明扼要、直截了当的干脆利落的风格。对于要做笔记的人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优点。

周恩来比他们两人都年轻,那年才三十七岁。周恩来十分坦率,回答了毕森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且令毕森惊讶的是,周恩来竟然可以

用英文和他们做一些交谈。

油灯的光焰在夜风中忽闪,投射在窑洞的土墙上,幻化出一片片扑朔迷离的图案。

……

时间很快,四天之后的黄昏,毕森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南下的归途中,老骥在黑夜中蹒跚挪步,穿行于八百里秦川蜿蜒的故道上。

窑洞里的歌声悠然在耳,与脚下的坎坷、未卜的前景,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歌声是如此淳朴,如此清亮,似乎要冲破沉淀了千万年的厚重的黄土,为华夏文明迎来一线曙光。

返回北京仅仅五天,毕森尚未来得及整理好纷繁的思绪,完成他的考察汇报,卢沟桥畔的枪声就打响了。

这几个在延河畔留下了匆匆足迹的美国人,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不知道那个准确预言了毛泽东未来的瑞典传教士之子埃菲·希尔,他是否按照初始的梦想,转赴十里洋场,成功捞金,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了呢?历史已淹没了这个小人物的行踪,无处打捞他的痕迹了。

那对美国夫妇呢?杂志社主编兼圣诞卡批发商费立浦·贾飞和妻子艾格尼丝两人,离开延安后,继续西行,周游世界,后事如何?

贾飞在青年时代结识了旅美共产党人冀朝鼎,受他的影响爱上了中国文化,并开办了《今日中国》杂志。此种背景,自然从未淡出过鹰犬的视线。

1945年春,贾飞位于纽约的杂志社数次遭到美国情报部门夜袭,盗走了几百份资料。

那年初夏,贾飞被联邦调查局送上了法庭。杂志社随之遭到了被关闭的下场。夫妇二人从此破产,淡出了历史舞台。

海伦·斯诺呢?她是否跟随着毕森们告别陕北、返回北平,与丈夫团圆了呢?

仔細阅读毕森留下的笔记,显然没有。

照片上的海伦,风姿绰约,坚定自信。她的命运,却令人扼腕。

这对夫妇相识相恋于华夏大地,在峥嵘岁月里携手十年,共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我看来,堪称珠联璧合、令人欣羡的一对伉俪。

1935年冬,在北京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据说,海伦积极参与了策划酝酿、幕后指挥的活动。夫妇二人在北平城深藏在胡同里的那个小巢,成为学生领袖们聚会讨论的秘密场所。无论是受到了来自何方的影响,其中不少学生领袖,后来却都加入了共产党。包括在历史上留下了铿锵脚步声的一个个人物,例如黄华。此外还有我最心仪的女性、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龚澎。

1937年夏天,“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海伦离开了延安,返回北平。不久后,她与斯诺夫妇二人便奔赴上海,积极投身于宋庆龄领导下的“工业合作社”组织,与一批外国友人如爱泼兹坦、路易·艾黎、普爱德等人一道,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华战争。

谁能料到呢,这种建立在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操之上的纯真爱情,最终竟以离婚的悲剧收场。

50年代初,斯诺与一个美国女明星再婚后,因遭到美国当局的压制,不得不携带妻儿,远赴瑞士定居。留下海伦,孤独一人,终老故乡。

中国从未忘记过患难中结识的老朋友。1972年初,得知斯诺卧床不起,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派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医护人员,赶往瑞士,在斯诺家中给予他悉心治疗、临终关怀,陪伴他走完了人生这最后一程。

那位能唱陕北酸曲、与埃菲·希尔称兄道弟的资深汉学家欧文·莱提墨,在离开延安之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

在美国国会的公众辩论中,欧文·莱提墨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付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1940年8月,在由《今日中国》更名为《美亚》的杂志上,欧文·莱提墨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必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将把殖民主义势力从中国的租界中驱逐出去。

他宣称:“美国现在必须决定下来,究竟是支持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日本呢,还是支持必将赢得胜利的中国?”

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麦卡锡主义所掀起的白色恐怖狂潮,欧文·莱提墨和一批曾经在华工作的外交部官员,例如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均被指控为间谍。落到他们头上的罪名,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和埃德加·斯诺一样,欧文·莱提墨也被迫离开了他的祖国,远赴英伦,去利兹大学担任了中国研究的首席教授。

直到步入晚年,中美关系解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垂垂老矣的欧文·莱提墨才返回故乡罗德岛,在远离都市、远离人群的乡间,悄然辞世。

最后要谈及的人物,便是这本小书的作者毕森了。

这位在中美外交史上留下了深深足印的美国人,这位决定离开上帝怀抱的传教士,都经历了上帝赋予给他的哪些人生考验呢?

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部新书《基督教新教徒在海外:试图改变世界然而却改变了美国》。作者戴维·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荣休教授。

戴维·霍林格教授认为,二次大战期间,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几位中国研究专家,除了大名鼎鼎的哈佛学者费正清、作家赛珍珠等人之外,还有毕森。

毕森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公开发表过百余篇水准颇高的论文,备受朝野赞赏,因而被视为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中的领军人物。

1938年,毕森的重要著作《日本在华》一书由美国大出版社麦克米兰推出。书中对南京大屠杀残暴事实的无情揭露,率先于所有西方人的报道。

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仅几个星期之后,毕森以专家身份重返政坛,进入美国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就业,为政府的财政资源分配,担当出谋划策的角色。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自从毕森到访过延安之后,他其实早已经惹上了麻烦,被美国情报部门暗中列为嫌疑人士,千方百计地试图要证明,他是共产党。

这种怀疑和迫害,像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一直威胁了毕森长达十几年之久。

1943年初,毕森在国会里站出来,开诚布公地赞扬中国共产党,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忍无可忍之下,毕森愤而辞职,离开了首都华盛顿,转往纽约,到老朋友主持的学术机构里,重拾其研究工作。

接下来,在纽约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停留的那两年期间,毕森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批评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文章公開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当时的美国,由于这些文章,毕森的风头,甚至一度超越了畅销作家赛珍珠。

这位美国女作家的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赛珍珠虽然在中国长大成人,但她在1932年时就已离开了中国。她因那部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而声名鹊起,不但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自马可·波罗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事务阐释者。

1943年时,赛珍珠几乎扮演了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中国事务顾问角色。她的意见,对总统夫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那年深秋,赛珍珠在著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政府,把其在“清党”时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与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相提并论。她甚至预言,由于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老百姓很可能会选择跟着共产党走。

敢说这种话,胆量可谓不小!可赛珍珠是谁?出版了70多部书,作品被翻译成36种文字,粉丝遍布全球。她才不怕媒体的围剿呢!

比起赛珍珠锋利的言辞,毕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毕森那一篇又一篇立场鲜明、观点新颖的文章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名声,更多的,是自信。那是从穿越西伯利亚原野的列车上酝酿的、在颠簸于八百里秦川黄土地上渐趋成熟的坚定不移的自信。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自信,是力量的源泉,也会是肇祸的事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毕森再次踏入裹着污泥浊水、深不可测的政坛。

毕森跟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抵达日本,从事战后复建工作。仅仅两年之后,他的刚直不阿,加上他旗帜鲜明的左翼倾向,再次给他的外交生涯惹下了麻烦。

由于毕森对日本政府的公开指责,引发了他与麦克阿瑟等高级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很快,毕森就被情报人员指控为“渗透到美国占领军中的左翼分子”了。

无奈之下,毕森只得离开日本,回到美国,再次退出政坛,转往相对来说清静单纯的学术圈。

很快,毕森便凭借他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优异成果,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职位。

然而,命运那诡异的翅膀,似乎一直如影随形追在他身后,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

没过多久,流言蜚语就开始出现了,像幽灵一样,在伯克利的校园内外游荡。那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不断侵蚀着毕森的心绪,给他的教学和研究都带来了重重困扰。

1952年,毕森不得不前往华盛顿,站到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面前,去接受严苛的聆讯。

苍茫岁月中,他曾经撰写过的洋洋洒洒的“雄文”,此时被一一翻出,摆到案前,变成了“罪证”。

与他并肩驱车,前往延安采访的两位朋友——曾毫不掩饰地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欧文·莱提墨和费立浦·贾飞——也成了毕森“亲共”的旁证。

所幸不幸之中也有万幸。

据戴维·霍林格教授所言,毕森从1934到1937年间,曾用笔名和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歌颂中国工农红军的文章,发表在《今日中国》杂志上。而这些如山的“铁证”,均被悄悄地隐瞒了下来,且未遭到知情人检举揭发,因而避免了降临他头上的更大的灾难。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费正清,也曾被迫站到美国国会面前,经历了脱一层皮似的考验。

好在哈佛大学在政治压力面前,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员工,为费正清保住了赖以維持生計的饭碗。

毕森却未能幸免于难。

当初,面对膝下一双幼小的儿女,他选择了接受待遇优厚的外交部官员职位,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此后,根据大学里严苛的规定,他便难以获得旱涝保收的终身教职了。

年过半百,著作等身,毕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术生涯,却就此凄凉地中断了。

背着政治的黑锅,四处求职不果。天高地阔,竟容不下一位真诚的学者。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长大成人的儿女,双双被美国的一流名校录取。可高昂的学费,从何而来呢?

毕森夫妇咬紧牙关,卖掉了温馨舒适的家宅,搬入租来的一套狭小、简陋的公寓里。

走向人生暮年的毕森,又是如何落脚加拿大滑铁卢这座偏远的小城,并最终进入了我的视野的呢?

我很快就联系上了第一位知情人尼古拉。

他,就是“东西方交汇园”里那两棵北美雪松的捐赠者:瑞纳森学院首任校长睿思的独子。

说起来,这位年过半百的雕塑艺术家,算是我的旧识了。

2008年的秋天,红枫遍野的日子里,刘庆邦、刘震云、格非、白烨这四位中国作家应邀来到滑铁卢,参加我和同事们组织的“首届中加顶尖作家研讨会”。

秋风和煦的白日里,两国文人们在校园里促膝恳谈。街灯亮起的夜晚,我曾带领中国作家去拜访一位独居的老艺术家。

穿越静谧的街头,我们来到日渐衰败的小城中心,步入一座由废弃的工厂改建的公寓楼中,敲开了底层一扇狭窄的小门。

尽管这是一间管道纵横、几无转身之地的居室,但能在家中欢迎来自东方古国的文人,尼古拉显然十分激动。

他一一指点着摆在桌上、贴在墙头、悬在门后的作品,压低的嗓音中透出忐忑与羞涩,絮絮地解说着他的华夏梦。

琳琅满目中,有的像殷商遗址的青铜器,有的似半坡村的陶罐,也有些戴着罗马式头盔的武士们,又似乎掺杂着外星人的传说。

听着尼古拉紧张的解说,看着那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创作,中国作家们礼貌地点着头,面露赞赏之色。

但从他们目光中的矜持,我似乎读懂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位从未踏上过中国大地一步的艺术家,不过是云游在他的幻想中,营造着那个遥远的文明古国罢了。

恍惚之间,十年便过去了。

在一年一度的校庆宴会上,我偶尔会看到尼古拉孤独的身影。每当注意到他鬓边日渐增多的白发,我脑中便会涌现出在那间狭小居室里展开双翅翱翔的“华夏想象”。

传言说,小城里有不少女人,曾钟情于这位温文尔雅、淳朴善良的艺术家,与他交往了多年,却眼睁睁看着他韶华流逝,青春不再,也终未赢得他的青睐。

隐隐地,我却似乎觉得,这位心无旁骛的艺术家,一直在耐心地寻找并执着地等待着什么。

我拨通了尼古拉的电话。

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我,也记得那个中国作家从天而降的夜晚。

我克制住心头泛起的微澜,一番简短寒暄后,直截了当地端出了问题。

“当年,您父亲睿思校长是如何与毕森联系上的呢?又是如何请他来到滑铁卢小城任教的?”

尼古拉说:“我父亲是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曾在不同国度工作学习。他一贯倡导,要培养青年学子的国际视野。60年代初期,父亲担任瑞纳森学院的校长后,决心要扩展这所教会学校的学术领域,创立国际研究方面的学科,因此便引进了一批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

“噢,明白了!”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慢条斯理的语速,“您父亲可真是独具慧眼的伯乐啊!”

“父亲是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毕森相遇的。毕森渊博的学识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造访过延安,也曾在中国和日本都工作过许多年,不仅熟悉汉语,而且对东亚文化和历史更是了如指掌,实属那个年月不可多得的亚洲通。”

尼古拉的父亲十分同情毕森在美国的遭遇,毅然决定聘请他来加拿大,在瑞纳森学院执教,开创中国文化和语言等课程。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

瑞纳森学院虽然隶属于滑铁卢大学,为其提供数个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但因学院受教会系统管辖,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所以才能够顺利地避开某些行政上的干扰,引进像毕森这样被贴上过标签、打上过烙印的特殊人才。

于是,1969年的夏天,年近70的毕森夫妇重整行装,跨越烟波浩渺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辗转进入加拿大境内。

在滑铁卢大学附近一条蜿蜒起伏、浓荫蔽地的街道旁,他们筑下了漫长人生旅途中最后的一个小巢。

“从那时起,我父亲与毕森便成为莫逆之交。”尼古拉说。

20世纪进入70年代之后,曾经目睹了那段峥嵘岁月的人们,似乎都在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之后,一一地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尼古拉的父亲睿思校长,这位引进了毕森的胆识过人的伯乐,在两年之后,于197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因心脏病突发,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他还没来得及打造一新的校园。

1973年早春,赛珍珠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2岁。

一年之前,她曾积极运作,成功挤入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团的代表团名单,期盼着加入那次破冰之旅,后来因病未能成行,成为她的终生遗憾。

不难理解,遵其遗嘱镌刻在她墓碑上的名字,为何不是英文,而是三个厚重如黄土般的汉字:赛珍珠。

这一年,学者毕森离开那条在夜色中忽闪着流萤的河水,已过去整整35个寒暑了。在他的垂暮之年,那本藏于名山的作品,终于得以面世了。

在书的结尾,毕森倾吐出隐藏了大半生的心曲。

提起延安留给我们的强烈且持久的影响,其实并非仅仅由于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各种活动,而是因为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

所有到访的外国人,不分先后,无不对洋溢在延安的那种气氛深深感怀。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所形容的感觉。正是那种气氛,吸引了无数胸怀理想的青年学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到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不言而喻,在这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表层现象所揭示出来的,其实是蕴涵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的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

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脸上,也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尊严与高贵俯拾皆是。

在大礼堂中观看文艺演出时,领袖与群众一样,随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在街巷中行走时,也看不到他们的周围有任何前呼后拥、严密保护的现象。

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那是因为延安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們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人们分享着内心的幸福与安宁。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战斗着,坚持着,并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选自《延安笔记》)

白发三千,初衷未改。

我敬佩这人间难得的真诚、执着。

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一年前,睿思校长的离去,加速了毕森心头的紧迫感。面对生命的短暂,我们没有时间缩手缩脚,踌躇不前。

留下这部绝笔之作数年之后,1979年7月6日,这位在戴维·霍林格笔下“天分极高却命运多舛”的学者毕森,怀着满腹未竟的心事,永远地合上了他的双眼。

毕森在滑铁卢大学所开创的中文教学课程,也随着他的离去,无疾而终。

据说,那一年的秋天,毕森的遗孀菲丝和儿子汤姆在校园里栽种下了一棵小树,以纪念他们的亲人——一位是非功过盖棺未定的杰出学者。

不知又过去了多少年,漫天飞雪的冬日里,一场飓风席卷小城,摧毁了校园里那棵不知名的树。

那是一棵什么模样的树呢?它曾屹立在校园里哪个角落,无言地注视着天际飘过的云朵?

无人能够告诉我。

毕森的妻子菲丝早已离世。儿子汤姆去哈佛大学任教后,留在了美国波士顿,多年没再返回小城。

一晃,又是无数个日夜过去了。2013年,不知是谁,捐赠了这株小树——典雅秀丽的“美洲蕾”——固执地不肯让毕森这个名字在岁月浪潮的冲刷下被忘怀、淹没。

感谢尼古拉的提醒。他在电话上告诉我,栽树的那个秋日里,毕森的儿子汤姆曾专程从哈佛大学赶回来,参加了在“东西方交汇园”里举行的纪念仪式。

于是,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我看到了汤姆的头像。睿智的目光,清癯的面颊,知性儒雅,酷似其父。

当晚,邮箱里便跳出了汤姆教授给我的回函。

亲爱的李彦:

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在一个十分了不起的领域里从事着教学和研究的工作。

关于托马斯·亚瑟·毕森,我想简单地推荐你阅读两本书。必要时,你从图书馆借阅系统都可找到。

首先,我的父亲毕森在1930年与我的母亲菲丝·威廉姆结婚。我母亲是在南京出生长大的。我的外公是南京大学的奠基人之一。你可阅读一下《约翰·威廉姆在南京》这本书。那是1937年在纽约出版的。读完那本书,你就可了解到我母亲家族的背景了。

我父亲毕森在战后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批评,以及其后他在学术事业上的遭遇,可见1989年伦敦出版的《战后状况:美国人重建日本1945—1952》一书。

我父亲毕森的主要兴趣是对中国领域的研究。他曾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在政治系任教直到1954年,但他的左倾观念成为阻碍他事业发展的羁绊。

离开伯克利之后,父亲曾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女子学院里教授亚洲和西方文化关系等课程,后来又去了加拿大,在滑铁卢大学的瑞纳森学院执教。当时的校长睿思博士成为我父母的挚友。因此,父亲退休之后,就在滑铁卢渡过了余生。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对你有些许用处。

如今,我已步入人生暮年,正致力于中世纪法国史的研究。所以,除了提供上述信息之外,我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帮你做其它任何事情了。

致以亲切美好的祝愿!

汤姆·毕森

屈指一算,汤姆竟已80多岁了。我心头涌起一阵悲凉。历史的真相,会随着一个个生命的离去,而被彻底地丢失、遗忘。

此外,汤姆在信中的建议,也悄然拨响了我脑中的一根琴弦。

除了他的父亲毕森,汤姆似乎也在暗示,希望我了解他母亲的家族成员,特别是那个似乎与中国有着某种神秘瓜葛的外公。

于是,我找到了《约翰·威廉姆在南京》这本30年代出版的旧书。

汤姆的外公,即毕森的岳父威廉姆,竟然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威廉姆算是美国东部贫寒人家的子弟。少年时代,他就跟随着父亲一道下井,当过煤矿工人,靠着辛勤劳作,积攒学费,才读完了大学。

1899年,在传教士走向世界的高潮中,尚未度完蜜月的威廉姆,就带着新婚妻子乘船赴华,并从此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威廉姆在中国生活的28年期间,适逢华夏大地内忧外患的岁月,历经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

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威廉姆辗转于江南大地,致力于医疗、教育、赈灾等各种工作,并数次回到美国筹款,成功募捐到大笔资金。于是,在1908年,他返回南京,购置地皮,兴建了一所学校。

南京城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历经战火焚烧,虽说是城内,却不可思议地存在着大片荒芜之地。在石城及鼓楼那一带,金陵大学诞生了。

根据副校长威廉姆的建议,校舍的外观,全部设计成宫殿式的楼房,仅在内部采用了西式结构,可谓中西合璧的典范。

记得十年前的夏天,我初次到访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唐建清教授曾热心地带领我浏览了老校园,欣赏那里残存的旧日痕迹。

他曾指点着一座砖石结构的西式小平房、几座气宇轩昂的中式大屋顶教学楼,还有一座被淹没在摩天大楼的金属光影下,却显得更加朴实厚重的塔楼,自豪地述说着它们逝去的辉煌。

金陵大学建成数年之后,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黎民百姓数万人扶老携幼拥入南京,乞讨求生。

威廉姆校长自幼成长于艰难之中,深谙民众疾苦,于是果断地决定,将校园内闲置的余地划出,亲自带领难民,破土耕耘,种植红薯及豆类;接下来,他又恳请市政府支持,将紫金山麓的荒山野岭开垦出数千亩,就地取材,用山上的石头筑路,并在山坡下修建简陋的房舍,安置难民,使大批无家可归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得以安身立命。

威廉姆校长对中国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必赘述了。

然而,读着读着,我却惊呆了。谁能料到呢,噩运竟然以那样一种凄惨的方式,降临到这个善良无辜的老人头上。

1927年春天,北伐的战火,从南到北,烧到了金陵。各路军阀在抓兵、抢劫之后,纷纷弃城,夺路逃命。

石头城里,天低吴楚,满目疮痍,一派萧肃。

3月24日清晨,彻夜未停的枪炮声,似乎渐渐稀疏了一些。威廉姆校长与留守在校园内的几名职工匆匆攀登上金陵大学的塔楼,朝城南眺望,只见一支军队举着青天白日旗,骑着高头大马,由远而近。

也许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吧,威廉姆校长当下与教职工们一同走出校门,列队欢迎蒋介石麾下的“国民革命军右江军”。

至今众说纷纭、无法澄清的是,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北伐军各部攻占了南京城后,纪律便彻底失控了。某些士兵不仅捣毁洗劫了外国领事馆,也闯入了金陵大学校园,到教职员工的宿舍中,挨家挨户地劫掠财物。

当时,尚未成名的赛珍珠也住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中,和丈夫一起,教授英美文学课程。幸好,打砸抢发生之前,夫妇二人已扶老携幼,仓皇逃入一户贫穷的中国人家里,躲在破旧的小棚子之中藏身了。因此,虽然他们在金陵大学校园中那座温馨舒适的小宅被洗劫一空,全家老少三代人却都保住了性命。

威廉姆校长重任在肩,自然无法像赛珍珠一家人那樣,自顾自地逃命。他和几名职工一起,试图与蜂拥而至的士兵们讲理求情,但却被蛮横无理的枪杆子挡住,遭到强行搜身,士兵们气势汹汹地威胁着要枪毙这些外国人。

威廉姆校长的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颈上垂着一个十字架项链,均被一个士兵劈手夺下。

威廉姆用中文乞求这位士兵说:“这块手表并不值钱,但那是母亲留给我的纪念品,求求你,让我留下它吧!”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威廉姆的话音刚落,这个士兵便对准面前这个老人,扣动了扳机。

……

读到此,我放下了手中的书,不忍再读下去了。

那年参观南京大学校园时,在唐建清教授带领下,我曾路过修葺一新的“赛珍珠故居”,还有古柏掩映、黄莺啼飞、门前悬着一枚铜钟的小教堂遗址。

记得在炎炎烈日下,唐教授曾指着路旁草丛中一块字迹斑驳的石碑,说了句什么。

也许我是被蒸腾的暑热折磨得有些心烦意乱吧,因此没有仔细聆听他的解说。此刻回想起来,嗯,是的,他好像在提醒我,那块石碑,记录了一桩著名的历史事件。

难道说,约翰·威廉姆校长的名字,就镌刻在那块石碑上面吗?

威廉姆校长的长女菲丝,英文意为“信仰”。像许多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教士子女一样,她也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中国人”。

这个温柔善良、美丽活泼的女孩嫁给了毕森,似乎是上帝之手牵系的红丝线。

20世纪20年代,当毕森还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在纽约城的公众讲演会上遇到了同龄人菲丝。

那一年,这个年轻纯洁的姑娘正跟随父亲威廉姆校长返回美国家乡,为金陵大学募捐。也许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也许是深受奉献者高贵情操的感召,完成学业之后,毕森也步其后尘,踏上了传教士之路。

抵达上海,奔赴淮南的途中,毕森曾路过南京。在金陵大学,他亲眼看到了威廉姆校长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中国师生讲课。他也看到可爱的菲丝姑娘在茶会上用流利的中文招待四方来宾。

菲丝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会说中文,不算稀奇。但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毕森,父亲来到中国的第二年,就开始学中文了,而第三年,就能用中文讲演了。

谁知道呢,也许是为了向这个可爱的姑娘证明什么吧,短短几年之后,毕森便以非凡的毅力,攻下了方块字这个艰难的堡垒。

《约翰·威廉姆在南京》这本书显示,1927年,威廉姆校长罹难的那个悲惨时刻,他的长女菲丝,并不在身旁。

她在哪里呢?我悄悄猜想,她大概正在遥远的北平。

那一年的春天,毕森和菲丝这对青年情侣,应该正处于热恋之中吧。

他们是在倒映着白塔的北海碧波中荡舟时,还是在飘洒着玉兰花瓣的颐和园长廊里漫

步时,获悉了从南京传来的噩耗呢?

菲丝匆匆赶回了南京,陪伴着伤心欲绝的母亲,告别了她和两个妹妹出生成长的江南水乡,返回了大洋彼岸。

第二年夏天,毕森也离开燕京大学,登上了跨越西伯利亚原野的列车,返回了故乡。

汤姆对古都北平的记忆,围绕着一辆鲜活的黄包车,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跟随父母踏上中国大地的那一年,他年仅六岁。记得和四岁的妹妹肩挨肩,手拉手,并排坐在黄包车座椅里,在中国车夫矫健的脚步下,飞快地穿越京城的大街小巷的时刻,那实在是人生记忆中最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啊。

“快点,快点,故宫要关门了!我和妹妹在车上跺着脚,着急地喊叫。”

回忆起往事,汤姆那对已经浑浊的眸子里,闪烁出几点光亮。

面对着87岁高龄、记忆与思维依旧清晰敏捷的老人家,我忽然失去了接连提问的习惯,沉默着,不忍打断他的思绪,惟愿把分分秒秒都留给老人家,任由他随着心愿去回想、叙说。

这是仲夏里最后一个黄昏,在哈佛大学校园北面,一条幽静的街道上。

几天前,我提前离开了北京举办的国际翻译交流活动,匆匆赶回了加拿大滑铁卢小城,又马不停蹄地立即飞往美国波士顿,只因内心深处,一直隐隐地担忧着什么。

汤姆开启门扉的那一瞬间,我才卸下了心头的重负。

长餐桌上,早就摆好了一幅幅镶嵌在玻璃框里的珍贵的照片。黑白照片虽已褪色、变黄,那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笑脸,却早已活跃在我的心间。

父亲亚瑟·毕森秘密去延安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按照事先的安排,汤姆和妹妹跟随着母亲菲丝,一同去了北戴河。慷慨邀请他们的,是当年与外公威廉姆校长同船来华的那几位传教士。

在北戴河度假的不少人,都是菲丝童年时在金陵大学校园里的朋友。

汤姆注意到,在北戴河度假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孩子们之间,也明里暗里地悄悄竞赛,炫耀谁的中文更流利,显摆谁懂的词汇更多。

“彦,我一直有个问题,多少年过去了,都没搞明白。你来了,正好可以问问了。”汤姆盯着我,颇为认真地说,“‘真奇怪,真奇怪’,是什么意思呢?”

天哪,那几个字,老人家是用中文唱出来的。我立即明白了,激动地鼓励他,把整首歌曲全部唱出来。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真奇怪

……”

我的眼睛潮湿了,喉头哽塞。

“快来吃饭,

快来吃饭,

真好吃,

真好吃,

……”

汤姆继续唱着。那生疏的歌词,显然是调皮的孩子们自编自造的第二段,僅仅是为了学习中文罢了。

忽然,他的歌声卡住了,再次转回了英语。“唉,后面的两句是什么呢?怎么就忘记了呢。”他望着空中,目光中流淌出遥远的回忆、痴情的向往。

“除了这首儿歌,您还记得哪些中文词汇呢?”我刨根问底,继续挖掘。

“饺子。”汤姆立即说出了这两个字,基本上字正腔圆,“不过,我去中餐馆吃饭,点饺子时,人家往往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一直怀疑,是否我的发音不正确啊!”

我笑了,安慰老人说:“您的发音丝毫没问题。恐怕是中餐馆的广东老华侨听不懂普通话罢了!”

汤姆说,即便是全家人返回美国后,在自己家里,父亲和母亲之间也常常用中文对话。对孩子们来说,那种氛围,既神秘又亲切,留下了无比温馨的回忆。

“父亲虽然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观念,但他从不强迫我母亲放弃她的信仰。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教堂,他也从不加干涉。”汤姆说,“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即便二人在宗教信仰上有分歧,也从未影响过他们的感情。”

菲丝活了90多岁,一生敬仰丈夫的人品,坚信他的正直与无辜。即便在毕森辞世之后,她独自一人在养老院里生活的那十几年中,也从未放弃过为毕森“平反昭雪”的努力,坚持着在冥冥之中的守望。

如今,毕森与菲丝相伴,双双长眠于滑铁卢小城外一片绿草如茵的墓园里,已经多年了。

“我已很久没回到滑铁卢,去墓园探望父母了。”汤姆平静地说道,“你知道,我的时间有限,必须在有生之年,抓紧完成我的中世纪法国史研究课题。”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当初,为了支持我和妹妹的学业,父母每年必须要凑够两千元的学费,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挣扎度日的。我深深懂得他们节衣缩食的艰难。直到我从哈佛毕业、考上普林斯顿的研究生之后,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可以自食其力了,才算松了一口气。因为从那时起,我才减轻了父母肩头的重担。”

“您父母当初陷入困境,不得不卖掉房子的时候,有没有保存下来什么从中国带回来的纪念品吗?”

汤姆慢慢地从座椅上站起身,带我来到了隔壁的书房。他指指脚下的地毯,让我看。

“即便是卖掉了房子,连母亲养了多年的小花猫也狠心送了人,父亲都没舍得卖掉这两块从中国带回来的地毯,还有那些青花瓷。”

说着,他抬起手,拉开了靠墙的一扇木柜门,展示出里面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瓷器。

我匆匆扫了一眼柜子里面的青花瓷,深知自己是外行,缺乏鉴赏力,便低下头来,仔细打量脚下的地毯。

哦,浅驼色背景上,那一个个精美典雅的蓝色图案,既像铜鼎,又像小篆。到底是什么呢?我再次惭愧自己才疏学浅,知识贫乏。

天色暗下来了。窗外的树影投在地毯上,图案模糊不清了。

我带着独居的老人出门,步行到街头一家高档中餐馆,陪他重温京华旧梦。

帮老人点了几样他记忆中的京华美食之后,话题便扯到了金陵大学上。

汤姆说,2002年春天,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距离1937年陪同父母首次到访,已经过去了65个年头。父母早已长眠于大地,而他自己,也从牙牙学语的儿童变为步履蹒跚的老翁了。

“学术会议的地点,恰好在南京大学。幼年时,常常听母亲念叨紫金山、鼓楼这些字眼。”汤姆一边吃着我帮他卷起来的春饼,一边回忆。

“在南京停留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独自一人,悄悄寻找到了母亲住过的那些地方。有些老旧的楼房,依稀可辨当年的模样,虽然它们都早已派上了别的用场。”

那几天里,适逢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汤姆在与人闲聊中,提到了依旧健在的姨母珍妮。她是母亲的小妹妹。一百年前,珍妮就出生在这座绿草如茵的校园里。

南京大学校方如获至宝,立即拜托汤姆,打去隔洋电话,联络他身在美国的姨母,热情地邀请这位百岁老人重返南京故居,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欢迎来参加庆典活动。

“姨母虽然身体有恙,卧病在床,无法前往南京,但她心里是异常高兴的,因为人们没有忘记她。几个星期之后,她便怀着满意的心情离开了人世。”

我松了口气,庆幸当年校园里那场兵乱,没有终生缠绕在珍妮的心头。

汤姆说着,大概又想起了父亲。

“彦,我很高兴看到你所从事的研究,如果有一天能够发表出来,就能够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愧于他对中国的深爱了。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用餐快结束时,女招待端上了饭后赠送的甜点,幸运饼。

我打开一枚,取出夹在里面的小纸条,笑了。

“哈哈,汤姆,上帝想要通过我的行动,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呢?汤姆凝神屏息,让我念给他听。

“一個快乐的行动,将驱散成百上千个悲痛。”

返回学校,再次步入“东西方交汇园”的时候,那株美洲蕾又映入了我的眼帘。

几年过去,小树又长高了,沐浴在夏日明丽的阳光下,一派成熟端庄的风貌。

那珍珠般的花蕾,早已随春风飘散,了无踪迹。枝条上挂满了翡翠般碧绿的叶片,一枚一枚,皆为心的形状。是的,一颗颗鲜活的、跳跃的心脏。

它的捐赠人,究竟是谁呢?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然而,这点似乎已不再重要了。

学校每年刊出的捐款名单上,常会有匿名者出现。打听之下了解到,真正的基督徒,同样崇尚做好事不留名。

想到那盛开时满树细碎的花苞,既非浓烈炫目的“大红”,也非娇艳欲滴的“粉红”,而是淡雅柔和的一片浅紫——那融合了红与蓝的中间色,也许,这株美洲蕾,含蓄地寄托了捐赠人欲言又止的思索吧。

树下那块铭牌,依旧低低地静立在草丛中。环绕其旁的野草莓,是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传统植物,眼下已结出了小小的果实,一粒粒,指甲盖大小,嫣红剔透,似珍珠,似玛瑙,点缀着朴素光洁的银白色铭牌。

我低下头,默默地注视着上面镌刻的字迹时,眼前却浮现出一张又一张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庞来。

那些名字,也许本就鲜为人知,也许已逐渐被今人所遗忘。好在这一方小小的花园里,将长久地留存下他们的痕迹,并帮助后世的人们,解开人类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难以疏解的心结。

去年初秋,完成了上面的文字后,便投稿给国内杂志社,于期盼等待中,天气渐凉,转眼便是隆冬了。

元旦那日清晨,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后院的池塘里,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层。邮箱里却跳出一封信来,顷刻间驱散了周遭的寒气,暖热了胸膛。

图古德(Toogood),这个英文姓氏,我还是头回遇到。若是意译,可否翻译成“超好”呢?

他告诉我,辗转听说,我在寻找那株美洲蕾的捐赠者,作为知情人,他愿约我一谈。

于是,在那个阳光明亮得耀眼、温度却为零下16度的冬日午后,我按响了“超好”教授家的门铃。

老人已经80岁了,但清俊的面容、睿智的谈吐,依稀可辨这位化学系退休教授昔日的风采。提到半个世纪前与毕森夫妇的交往,那对已经蒙上薄薄一层云翳的蓝眸里,闪出了几朵温柔的火花。

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十分宽敞,从窗里朝外望,可见街道正对面,几株高大的雪松下,掩映着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房。

自从毕森夫妇落脚滑铁卢小城,他们便租赁了那座房屋,与“超好”教授毗邻而居,朝夕相望。

“是的,只是租赁。他们从未攒够钱,购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产。”“超好”教授确认了我的疑问。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冲到门外,拍下了这座人去楼空、阶前草木凋零的老屋。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好”教授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便离开繁华的故乡英国伦敦,辗转到美国西部,继续深造。在那里,“超好”结识了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二人成婚后,双双应聘来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这座安静的小城扎下了根。

“那时候,整个滑铁卢大学才有两千名学生,与今天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超好”说。

想到如今在滑铁卢大学校园里读书的学生,仅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已达6000名之众,我不由得感叹时代的飞速发展。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而毕森夫妇同样,也远离他们在美国的一双儿女。结果,大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亲如家人般的互补关系。他们就像我们的父母,经常给我们生活和工作上的指点。而我们呢,也像晚辈一样,尽可能地关心和照顾这对年老体弱的夫妇。”

毕森夫妇亲切和蔼,行事低调。整条街上的邻居,无不喜爱这对老人。回忆起当年一桩桩或幸福或尴尬的趣事,“超好”教授的声音里,传出抑制不住的激动。

“在同一条街上生活了10年,邻居们谁也没料到,我们身旁住着的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位拥有非凡人生阅历的著名学者!他著作等身,却非常谦虚,从不张扬炫耀、吹嘘自己。他的博学、才华,就像我们剥洋葱时那样,是一层一层,逐渐才展示到大家面前的!”

毕森把自己的不少珍贵藏书都赠送给了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教授。无数个冬日的夜晚,窗外白雪皑皑,大家围着壁炉中温暖的火苗,品着中国绿茶,听毕森侃侃而谈。

“他的知识实在是堪称渊博。”“超好”仰起脸,望着空中,边回忆边说,“记得有一次,他讲述到青铜器时代的殷商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对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年,毕森教授做完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无法阅读,便请求“超好”每周三个晚上,到他家中,为他朗读作品。

“都是远东历史文化方面的经典之作。”他说。

“您还记得都有哪些作品吗?”我挺好奇。

“有中国的《离骚》,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还有日本的……哦,书名记不得了……”

“毕森教授经常指使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指使自己的孩子一样,毫不客气。”“超好”微笑着说,“我当然毫不在乎,很乐意为他效劳,但他太太菲丝却常常感到过意不去,为她的老头子总是麻烦我,连连致歉。”

后来,话题扯到菲丝,“超好”略微沉吟了一下,才试探着问道:“你是否知道,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吗?”

见我默默点头,他才继续说下去,“其实,相识几十年了,但仅有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菲丝对我提到过当年那桩伤心欲绝的事件。她说,人性是复杂的,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有优劣好坏两面。在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园里,即便都是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也同样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威廉姆校长惨死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怀着宽容的精神,熬过漫长的人生岁月的。”

善良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冰雪消融的时刻。

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毕森教授颤抖着双手,拿出了那部藏于深山数十年之久、字迹潦草、龙飞凤舞的“延安笔记”。

是“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丽霞在她的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出来了这部书的草稿。

客厅壁上的镜框里,镶嵌着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笑盈盈的圆脸,仿佛在静静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这位滑铁卢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的女技术员,已于五年前患病离世了。

“她的骨灰,与毕森夫妇埋在同一座墓园里。每年的忌日,我都会带上鲜花,去看望他们。”“超好”的目光盯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平静地说,“这些年,汤姆也老了,很少从哈佛回来看望父母。”

提到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他告诉我,毕森去世的那个夏天,自己恰好在英国搞研究,来不及赶回加拿大,参加葬礼。

秋天时,他回到了滑铁卢,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觉得,大家应该做点什么,纪念这位非凡的学者。

“最后,这条街道的全体居民,共同出资,捐献了一棵蓝杉树,栽种在瑞纳森校园里,面对着他曾经讲授中国文化的那间教室的窗口。”

说着,他从茶几上的一个信封里,拿出一张照片来,指给我看。“这是栽树那天的留影。”

我认出了瑞纳森学院那座最老的教学楼。大岩石块砌成的底座旁,矗立着一棵笔直的蓝杉树。树旁站着几个人。我一个一个地辨认着,看到了青年时代的汤姆、“超好”、白发苍苍的菲丝。

此外,还有一个文质彬彬、似曾相识的年轻人的面影。嗯,没错,是他,那位含蓄深沉的东方艺术雕塑家尼古拉。

“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在一场暴风雪中,天昏地暗,雷鸣电闪,那棵蓝杉树的顶部,竟被齐刷刷地削掉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树若是遭遇到此种厄运,就会枯萎,死掉。然而,第二年春天,那棵蓝杉树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从顶部生出两根新杈来,继续朝天空伸长。你说蹊跷不蹊跷?”他盯着我,目光炯炯。

我默默点头,懂得他所暗示的象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为何几年前又要补栽上这株美洲蕾呢?”我不解,继续追问。

“噢,前些年,瑞纳森学院要盖新的教学楼,不得不挪动那株蓝杉,把它移栽到其他地方去。可这样一来,学生们上课时,就再也看不见它的英姿了……”“超好”一面回忆,一面慢慢说着,“不,不,这怎么行呢……”

于是,在“超好”教授的努力下,就出现了那株在春日阳光下绽放出夺目光彩的美洲蕾。

时间不早了,我合上笔记本,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与“超好”教授告别。

“请你等等。”他拿起茶几上那个信封,還有一本发黄的活页本子,递到我手中,“这些东西,你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几张旧照片,细细端详。有白发苍苍、面含微笑站在瀑布前的老年毕森夫妇,也有年轻英俊的“超好”教授和温柔可爱的帕特丽霞。

“这些照片,都是和毕森夫妇相关的,也送给你。那本活页本,是毕森在1923年抵达中国之后,用来学习中文的旧课本。他在世时,曾复印了一份给我。”

“您也跟随毕森学习过中文吗?”我翻开那本发黄的活页课本,目光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繁体汉字,惊讶地问道。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摇了摇头。“实在是太难了。我顶多学习了一百个汉字,就坚持不下去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最近,我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两周之后,就要开始去医院做化疗了。这些历史资料,都留给你,权当纪念吧!”

看着“超好”教授坦然的目光,我握紧他那双温暖的大手,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当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再次绽放花朵时,我将开始教他学习中文,补上他青年时代没来得及完成的梦想。

送我到了门边,帮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后,他轻声地问我:“天气暖和了之后,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墓园里看望毕森夫妇,还有帕特丽霞吗?”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但我从他的眸子里,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掺杂着期望。

我看着他,郑重地点头。“当然。我一定会去的,年年都会去。您放心吧!”

汽车发动后,我挥动手臂,朝站在玻璃门后定定地望着我的那个身影道别。

突然间,一个念头涌上了心头:那篇投稿迟迟未能确认发表,焉知冥冥中,恰是上帝之手在掌握着世间事物应有的进程,耐心地等候着我,为亲爱的读者们补上这悬念的答案呢?

(2019年3月23日)

责任编辑 孔令燕

参考资料:

1. T.A.Bisson, 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 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年6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会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1973年)

2. W.Reginald Wheeler, John E. Williams of Nanking,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937(维·瑞吉纳尔德·威勒,《约翰·威廉姆在南京》,弗莱明·瑞威尔公司出版,纽约,1937年)

3. David A.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戴維·霍林格,《基督教新教徒在海外:传教士们企图改变世界却改变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7年)

(:长江文艺 2019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