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补史的最好例证

刘寅

战国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活跃在今河北省境内的一个国家。在列强争雄的战国时代，中山国因拥有兵车九千辆被称为战国第八雄（战国七雄的兵车超过“万乘”），它位居12个“千乘之国”之首。中山国勇猛善战、纵横捭阖，曾经称雄一时，在列国争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中山国统治者非周王室宗亲，国家命运又波折起伏，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我国古代史书中关于战国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其文物、遗迹又长期湮没于地下，导致中山国的兴起、发展、诸王位次等史实一直都模糊不明，所以两千多年来它成了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勘探了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带的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古城，发掘了百余座王墓葬，共出土文物2万余件，使中山国雄风再现于世。王謦（ cu 6）墓是已发掘的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在王罾墓中出土了3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们称为“中山三器”，3件器物上的铭文记录了中山国的重要史实，确认了中山国都和王室世系，为揭开中山国的千古之谜提供了重要资料，是考古学对历史研究提供证据的极好例证。

中山王罾铁足铜鼎（图1），是中山王謦墓出土9件升鼎中的首鼎，通高51.5厘米，重达60公斤。鼎为铜身铁足，外壁刻有铭文77行，共计469字，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

中山王罾铁足铜鼎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国力强盛、民族融合、勇于创新的强国风貌，它的出土意义重大。原因有三：一是鼎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食器，在夏商周时期演变成象征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周礼》中记载，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使用鼎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天子用九鼎，诸侯王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普通的百姓和奴隶不可以用鼎，也就是“礼不下庶人”。中山王是当时的诸侯王，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九鼎，一方面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僭越礼制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山国的国力强盛。二是这件鼎在出土时，鼎里发现了一些棕色的结晶状肉羹，经过化验与研究，发现含有猪或近缘动物和马或近缘动物的微量成分。《周礼》对升鼎内所盛放的食物也是有规定的：九鼎之中会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等。按照规定，鼎中是不能出现马肉的，之所以有馬肉是与中山国的民族有关。中山人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人。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后，展示出了善于学习、民族融合的特点。他们遵照中原礼制制作九鼎，又融入游牧民族特性，比如在九鼎所盛放的肉食中并没有最重要的牛肉，而是有狗肉、马肉，这都是鲜虞族的特产。而且这件鼎的底部还有火烧过的烟熏痕迹，烟迹的上部边缘整齐，说明用鼎时放在了灶口上。这也是和中原礼制不同的一点，因为按照规定升鼎仅仅用来盛放肉食。三是这件大鼎鼎身为铜，三只鼎足为铁（因此命名为铁足铜鼎）。铜和铁的熔点不同，青铜是一种红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熔点为810℃，铁的熔点大约为1535℃，所以要想使两者合铸在一起，又是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难度可想而知。从鼎足用铁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山人不仅意识到铁要比铜硬度更高、更耐磨损，而且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一定的冶铁技术，这在大量用铜的战国时期来说，可谓是一个科技飞跃。

中山王謦铜方壶（图2），是中山国的酒器和礼器，高63厘米，腹径35厘米，重28.72公斤，四周刻有铭文450字。壶盖上有四个镂空云形钮，壶身的棱角上铸有四条立体夔龙，壶腹两侧有两个兽面衔环的铺酋，整体造型简练流畅、棱角分明，动物神态大气庄重、神采飞扬。

（妾子 次虫）（z{z j）铜圆壶（图3），是中山国的酒器和礼器，通高44.9厘米。圆壶出土的时候，在壶里发现了清水。壶的圈足上刻有铭文23字，是圆壶制作时记录下的壶重和制壶工匠的名字;壶腹上刻有铭文182字，是中山国君王譬去世后，他的儿子（妾子 次虫）为父亲写的悼词。

战国中山国在当时只是一个“地方五百里”的小国，现存史料也只在《战国策》《史记》等不多的古籍中发现一些片段记载，而且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尽管它在当时列国的纵横争夺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直到“中山三器”出土前，其兴起、发展、诸王位次等重要信息都不被世人所知晓， “中山三器”出土揭开了中山国神秘的面纱，是文物补史的最好例证。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共有1124字，重点记录了“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等历代诸王位次、“中山伐燕”的战绩和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中山王罂铁足铜鼎上的铭文主要记录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賙率领军队攻伐燕国、开疆扩土的史实，并告诫后代要吸取燕国“子之之乱”的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中山王罾铜方壶上的铭文大意是中山王罂十四年的时候，中山伐燕获胜，然后用燕国的青铜器熔铸了此壶。铭文赞扬了中山国伐燕的战绩，阐述了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立国安邦的道理，其中特别提到了历代中山国国君的名号，填补了史籍中关于中山国国君世系记录的缺漏;（妾子 次虫）铜圆壶腹部铭文财悼念了王罾的慈爱贤明，赞扬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军攻伐燕国所取得的战果。3件器物上的铭文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在关键问题上如中山历史、燕国内乱、中山老臣的地位等，都是互相连贯补充的，而且语言流畅、情感充沛，与先秦时期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总之， “中山三器”的铭文数量浩大，可以补史之缺、纠史之疑，以简练的语言填补了史书中无法找寻的资料，为世人描绘出一幅战国时代狂澜激荡的画面，显示出战国中山国奋发图强、意欲争霸的气概，对我们研究战国历史、中山国国史、战国文字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