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

1962年1月，我作为北京市教育局干部正在房山县长阳公社马场大队下放劳动，有人找到我，要我去有电话的地方，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到刘仁同志办公室来一趟。

谁知道到了刘仁的办公室，竟是4个人捉对打了一次桥牌。和我配对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医生、后来担任院长的祝寿河。那天刘仁没有打桥牌，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他看我打桥牌的时候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我打牌。这时已临近春节，这天打完桥牌以后，刘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先不要回房山，春节就在北京过。

很快，春节前夕我接到通知，节日期间到北海公园旁边的养蜂夹道俱乐部，和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打桥牌。我去了，还是和祝寿河配对，对手是邓小平和对外文委副主席张致祥。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打桥牌。

一周后的星期日又安排了一次。这天换下了我们这边的两位医生祝寿河与蒋经文，来了一位高手丁关根，当时是铁道部秘书。还来了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建华，我认得他，外号“王天亮”，说他一打桥牌就打通宵。

这两位一来，我和朱成（祝寿河的大哥）一对，丁关根和“王天亮”一对，我们这一队4个人实力就相当强劲了。刘仁还是像上次那样在我们身后看。这次打的时间长，赛了64副牌，从下午3时直打到次日凌晨1时半。

从那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我没有再和邓小平打桥牌。“文革”结束时，我担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工作很忙，几乎就顾不上打桥牌了。

谁知道197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接到通知，过节那天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有人来接我。邓小平的搭档是王汉斌，我的搭档还是祝寿河，时任友谊医院院长。这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人人平等，机会均等。

从那次以后，我经常有机会陪同邓小平打桥牌了，一直持续到1994年，前后整整15年。

离休以后，朱成、乔廷相还有我，和邓小平打牌的机会就多了。我们几个人在邓家打牌，叫做“值班”。“值班”有纪律。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个单元。经常“值班”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3个人。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朱成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老院长之一，另一位乔廷相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我们3个离休干部不仅平时“值班”，每年暑期都陪同邓小平去北戴河，冬天多去南方，在上海、杭州居多，也曾陪同去过深圳。在离开北京期间，往往每天打两个单元（一周共14个单元），包括在坐火车的路途上。

1989年下半年，老人家退休后将打牌时间改为每周二、四、六、日“值班”，共5单元。我从未做过邓小平老人家的搭档，但每场总有我参加。因为我“值班”最多，邓办人员戏称我“常委”，是“桥牌常委”。

在常去邓小平家中打牌的人里面，我是职务较低的一个，为什么可以和邓小平打牌那么久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当过教师，说话声音洪亮，而邓小平有一个耳朵听力弱，我说话他听得清楚。另外还有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纪律”， 最明确的一条就是“打牌不谈工作”。

邓小平打牌速度很快。国际桥联规定，正式比赛1小时打8副牌，对于老年人打牌时间可以略宽。我们在邓小平家里打牌是现发牌，通常一小时打16副牌，速度快了一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老人渐渐进入高龄，还一直坚持自己发牌。有一次，我发现他手边多了一个小水碗，多看了一眼。没想到老人家注意到了，悄悄对我说，年岁大了，手不出汗，沾点水可以发牌快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邓小平最后一次打桥牌是在1994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晚上。这时邓小平已经90周岁了，他的手指已经不能捋开扑克牌，由女儿邓楠代劳。但这天打桥牌没有打满通常的完整单元，邓小平打了一会儿，说他想出去看看焰火，这天的牌局就散去了。

（據《世纪》 蔡公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