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守护与活化

楚君璘

世界遗产具有稀缺性、唯一性、独特性、不可再造性、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其同样具备经济属性，需要相宜的管理模式，让之存续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遗产作为优质旅游资源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和感受。

此时，最为困扰1092项世界遗产的区域的是，旅游、商业与保护、传承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人类从不会在历史的枷锁中裹步不前，由此那些具有科学、经济、文化、艺术等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遗存更显珍贵。昔时盛景烟消尘散，陡留些许印痕历经风雨涤荡、时光磨洗之后，成为后世人们由时空维度择机重读自然演变、人类文明与世界发展史的重要佐证。毫不夸张地说，来自过往、通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渗透着人类的呼吸，记录下历史的足迹”，勾勒着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精神蓝图。面对灿若繁星的世界遗产，置身文化生态加速融合、迭变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守护这些博大精彩的记忆？又该如何将之以怎样的面貌传习下去？或许，传承，是最好的尊重与敬畏;活化，是最好的包容与坚守。

“世界史书”的章节印记

世界遗产将最悠久的文化代表作与最丰富的自然基因库展示给全世界，前者是人类的生存样本与文明体系之精髓，后者则是最为原生态的自然大美。两者叠加传递着更为细节的地球演进史，成为一边前溯往昔、一边书写当下的“世界史书”中最为重要的章节印记。可以说，如要亲近世界历史与文明，寻访世界遗产是最为高效的方式。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首批12项世界遗产诞生以来，截至2018年，全世界共有1092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845项，自然遗产209项，混合遗产38项，《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亦达167个。世界遗产已成为诸多国家当代文化、自然景观的重要表征。在专家眼里，“世界遗产价值体系是从历史、艺术、科学、审美、人种学和人类学角度认定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于世人的认知便是，每一处世界遗产都承载着丰富的信息，蕴藏着有待发掘的价值。其中，文化遗产更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世界遗产的广博之处在于，其并不止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从1996年即开始摄制世界遗产大型系列纪录片的日本TBS电视台表示，“提起世界遗产，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中国的故宫、长城，埃及的金字塔，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比如创立于1930年的跨越大西洋和瑞典的一个通讯广播站，日本原爆点所在地，法国、匈牙利、波兰的葡萄园，有的甚至是人迹罕至、举步维艰。”

世界遗产展示着人类不同时期的智慧结晶。2015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朗的梅满德文化景观展示了人类在自然资源极端贫乏的区域，通过每年在三个聚居地迁徙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生存的智慧和传统。曾为欧洲工业革命奉献良多的煤矿开采活动正逐渐销声匿影，但人们还可从1986年停止运作、200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欧洲最大煤矿、德国西北部城市埃森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建筑群上再次品味昔日“煤炭时代”的荣光。与之类似的还有波兰老首都克拉科夫附近的维利奇卡皇家盐矿和博赫尼亚皇家盐矿，作为欧洲最早、最重要的工业遗产，其于1978年便入选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又于2013年扩展项目再度列入。

现时的世界遗产于各个环节都更显多元与合作色彩。2016年，“柯布西耶现代建筑系列作品”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涵盖了德国、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印度、日本、瑞士7个国家、共计17个建筑的作品系列的跨国联合申遗成功，是对柯布西耶这位20世纪著名建筑师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杰出贡献的最好认同。

于全球追拍世界遗产的著名华人摄影家周剑生感慨道，“每个国家都有精彩，每个民族都伟大，都能创造奇迹。世界遗产提示人们，热爱自己的文化、历史与理解、尊重他国的文化、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让大家知道在自己的民族以外还有其他的民族，要他人尊重自己首先应尊重他人，人应该自豪但切莫骄傲。”

历史与现代，抵御与坚守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这奠定了对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世界遗产公约》更是强调一切以“保护为本”。而在各方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亦深刻认知到，“世界遗产是属于地球和人类的，保护世界遗产业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合作。”

世界遗产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文化身份的标示，其殊荣和称谓意味着责任和使命，“保护和传承世界遗产，实则是在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和未来的希望。”但人们想要借由世界遗产“以物寄史、以物寄意”，首先要确认的是遗产的现时存在，甚至于，世界遗产“最大价值在于它们本身的存在”;一方面，世界遗产具有稀缺性、唯一性、独特性、不可再造性、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其同样具备经济属性，需要相宜的管理模式，让之存续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是对其承载历史的追溯，而要实现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需在保留遗产原始功能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手段实现其功能多元化。

1987年，由《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创立并亲身规划了整个学校景观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成为第一个以校园身份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而其保护体系更是为人称道，由校长、董事会以及弗吉尼亚州历史资源局组成的管理机构审慎做出任何可能改变校园规划的决定，最让人惊羡之处是学习凡尔赛宫和帕特农神庙模式，于2008年成立由顶尖技术专家构成的专业匠师团队用以维护。

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遗产作为优质旅游资源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和感受。美国作家蒂莫西在《文化遗产与旅游》里写道，“今天，建筑遗产和活态文化可能是全世界旅行者们最为向往的吸引物。”此时，最为困扰1092项世界遗产的区域的是，旅游、商业与保护、传承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毕竟，一旦打开商业化的大门，遗产所在地的原生性、原始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答方式并不单一。从一开始，世界遗产申报文本中就要求缔约国明确说明，一旦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如何应对旅游人数骤增的问题。而在201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地理杂志》合作，发布了首个关注世界遗产旅游和可持續旅游的网络平台“世界遗产之旅”，19个欧盟国家的34个世界遗产遗址被列为旅游目的地推荐，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旅游。此外，世界游客访问量最多的5个世界遗产——中国长城、故宫、鼓浪屿，美国大烟山国家公园，韩国庆州虽年接待千万游人，但保护与开发都颇为有序。世界遗产基本上是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除去国际援助和政府拨款，不少世界遗产地的保护资金也正是来自于旅游收入。

世界遗产的盛衰是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和物质生活水平变迁的缩影，其申报与保护已然迈入新阶段，早期的世界遺产，多为人类历史与文明的伟大遗迹，近些年来则更偏重于记录人类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从圣山、圣地，到文化景观与线路，再到工业遗产、建筑遗产等，全球化的激浪让所有各方边携手前行边合作保护民族与地方文化的多样化。

城市发展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矛盾是牵涉面甚广的又一难题。尤其对于世界遗产城市的建设者和居民而言，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他们需要更多考量城市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深层次规划，比如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以及适宜的商业运营，因为不加规划的大拆大建将致城市魅力受损，而过分强调原貌城市又将变成露天博物馆。最早获得世界遗产城市的爱丁堡出于对街景的保护拒绝了英国电讯的街头电话亭升级计划;音乐之都维也纳曾因市政府批准在城市公园旁新建一座66米高的商住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濒危名单”;只有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因为一座多方博弈下修建的跨河大桥破坏了易北河谷文化景观而被世界遗产组织除名，成为首个被清除出世遗名单的文化遗产……处于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世界遗产珍贵而脆弱，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做好平衡，考验的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明素质与治理水平。

讲好世界遗产的中国故事

数量大、种类多、价值高是中国世界遗产的特色所在。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拥有首批6项世界遗产以来，截至2018年中国已拥有53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3项、混合遗产4项，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认可，也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文化承诺。

更令人欣喜的是，从上世纪雪铁龙汽车开上长城的广告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议，到现时各种保护、开发政策与案例屡有亮点，中国不但已成为世界遗产的数量领先者，亦是实现世界遗产有序开发、可支持发展的积极探索者。

在申遗环节，30多年来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相继入选，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宣传，优秀的文化遗产就此进入全世界视野，得到更多认可与欣赏，并促进了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交流互鉴。在保护方面，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曾在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成功后指出，“不要把申遗结果作为唯一的追求，各地应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申遗成功后的管理、保护与传承上。”莫高窟在2014年即做出参观预约、限流的规定，以减少过多游客带来的湿气、二氧化碳对千年壁画的损害;鼓浪屿的登岛游客数量已被限制到每天5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风景名胜区条例》之外，为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还以将世界遗产构成要素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将遗产区与文物保护范围重合、遗产缓冲区与建设控制地带重合，颁布为遗产地量身定做的专项法规等举措实现对世界遗产的法律保护，保住世界遗产的原始风貌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