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平遥城

2019-09-10 07:20高洁
科学导报·学术 2019年4期
关键词:票号晋商金融

摘 要:平遥作为我国最早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山西票号在平遥诞生,它的出现及发展对平遥城影响极大。不仅在这里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组织形式,而且一步步提高了了平遥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可见山西票号与平遥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本文就这一关系作出分析。

关键词:票号;平遥;晋商;金融

票号,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经融机构,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金融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也为山西的经济增添了浓墨墨重彩的一笔。而起源于山西平遥的票号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平遥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票号简述

票号,即票庄或汇兑庄,是我国明清时期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经营货币的存、汇、兑业务。

在票号成立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全国票号共有 51 家,山西有43家,其中平遥的票号有 22 家。包括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 年)平遥日升昌号,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铺。之后它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不仅解决了现银押运的困难,而且为贸易往来和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迅速盈利的经营模式被同行所艳羡,所以很快,在道光六年(1826年),介休北贾村侯荫昌聘用日升昌之前的经理毛鸿翙为经理将其在平遥城经营多年的蔚泰厚绸缎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 5个商号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

后期由于当时清政府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冲击,其发展规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最鼎盛时期,票号数量增加到了 80 多家。

票号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与清政府的亲密联系。由于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清政府不得不依靠票号这种方式将京饷运至北京,也促使了票号业的大规模发展。而随着战乱的减少,清政府逐渐将钱款存至自己的银行——户部银行,国内同时又涌入了大批外国银行,所以民国初年时,票号的业务开始减少,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二、山西票号与平遥城

从票号出现伊始,它与平遥城就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票号的发展壮大,都对平遥城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才被人们戏称为“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

清末以来,仅仅平遥城内就先后开设有 22 家票号,而他们也基本控制了当时中国的金融,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金融界的执牛耳者。

随着票号行业在平遥城的异军突起,其势头极盛,很快奠定了平遥城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人口數量、经济水平、建筑水平等都得到了显著地提高。

(一)商贾之风继起,增加平遥商业人口

平遥县,自古以来民风便好商贾。这里是贯通京陕的交通要道,“东拱帝京,西连秦蜀,南通太行,北入云中、雁门,龙节虎旗,驰驿奔轺,以去以来,络绎辐辏”。地理位置明显优越于南面的沁源、西

面的灵石以及汾阳、文水、文城等县,故不失为一块经商设坊的宝地。[1] 因此,早在汉代平遥就是山西省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此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城池拓展,邻县众多财主也到平遥开铺设摊,使“小小县城车水马龙,铺户林立”。清道光年间,票号出现,这里的商业更加繁荣,邑民富足,商贾之风更盛。民间流传着的童谣更是映照此景,“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家中有个店,赛过一知县”、“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雷履泰,次子毛鸿翙,三子没出息,也是程清泮”。[2]

据 1891年(嘉庆二十四年)各地颜料商在北京重修颜料行业会馆碑文记载:平遥颜料商在北京有 36 家,通州 36 家,保定 11 家,天津 4家,汉口2 家,西裕成居众商之首,名列第一。

可见,平遥县内的商贾之风非常盛行,大家凭借优越的地理优势,寻找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行商。

道光三年(1824 年),日升昌号出现。在此之前,平遥县的人口以务农为主。万历年间所修的《汾州府志》卷二中曾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其人口数量一直趋于稳定。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平遥县共有 83930 人,乾隆三十一年(1776 年)共有 53220人,咸丰年间统计共有320959 人,光绪七年(1881 年)为 177342 人。[3] 在平遥县人口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平遥县票号业最鼎盛的时期。其中,从事票号业的人群也在急速增长。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平遥,同时在北京、汉口、成都、沈阳、通州等地设立分号,当时便享有“无达蒲不不成盐”的盛誉。据记载,平遥达蒲村李家的作坊,是平遥最大的颜料庄,当时全村 1000 余人口,平时除务农外,基本都会在他家做工。

日升昌号在 1850 年时,分号有 17 处,至 1887 年年时,已增加到 35 处;蔚泰厚在 1847 年时分号只有 6处,1879 年时增加为 13 处。由太谷商人王相卿和祁县商人史大学、张杰组建的大盛魁,在 230 年的经营历史中,员工人数最多曾达到 7000 多人。可见,当时票号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其分号遍布中国各地,因此,在平遥热络的行商之风下,在以“熟人”为纽带的学徒制下,平遥县人积极投入商海,进入如火如荼的票号业,形成日益壮大的平遥帮。每一家票号分号都遍布各地,所以以他们为首的平遥帮人数也随着他们的壮大而不断增多。

(二)沟通国内外大中城市,提高平遥金融中心地位

票号的经营模式基本是在平遥这样的经融中心建总号,然后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广设分号。所以在各家票号汇通天下之时,也促进了国内外众多城市的发展。

1、张家口

张家口是明隆庆五年(1571 年)设立马市允许汉蒙交易易之后新兴的商业市场。

随着开中制的实行,山西商人开始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迅速去往蒙古地区与之交易,获利巨甚。而山西各地通往蒙古地区的必经之路便是张家口。它既有京津交通之便,又可联络内外蒙古,是联系山西、陕西、甘肃、内外蒙古和俄国的重要地理要冲。通常被我们称作“东口”,因此张家口在我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货物聚散中心的角色。

尤其在对外贸易中,张家口的作用更为关键,在外蒙独立前,商务最鼎盛时期,有商号 4000 家,年贸易易额曾达到 1.5 亿两。[4]

所以,在张家口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少不了平遥商人和商号对他们的贡献,同时交易所得对平遥的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

2、包头

晋商家族中与包头关系最大的便是祁县乔家了,曾有俗语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为乔家字号)。据记载,在 1919 年至 1927 年间,这里有 21 家钱庄,其中 18 家均是山西人开设的,每年所做汇兑款总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包头这座城市繁荣出现、壮大和衰落都伴随着晋商的兴起、兴盛和衰落。直至今天,在包头城内还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山西、乔家的遗迹。因此,在包头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包括平遥籍商人在内的晋商,对其城市建设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3、库伦

票号不仅在国内广泛开设,还发展到了国外。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在外国开设的银行共 14 家,其中英国 9家,法国 2 家,德国 2家,日本 1 家。[5] 后在朝鲜、印度、俄国等国都有许多票号留下的痕迹。

在众多国外城市中,库伦和恰克图与票号的关系最为紧密。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自清政府开始与俄国展开贸易往来,长途之中库伦的地理要冲地位开始显现。尤其是晋商几乎掌握了所有对外贸易,所以,在库伦,最大的国外商人群体来自山西,包括平遥。陈箓的《止室笔记·驻扎库伦日记》提到买卖城(库伦)的商人都是山西商人,“专为大宗批发营业者,其行栈均集于东营买卖城,分布于库伦,及外路各旗。。。山西商人,类多安分敦朴之辈。其性质最长于保守,故数百年年来,蒙局虽经屡变卒能始终维持商业,相处甚安。[6]

因此,在库伦的发展过程中,平遥籍商人以药材、皮张、茶叶等商品的贸易易为纽带,不仅促进了库伦的经济发展,也进一步使平遥帮走出去,使平遥城和各地联系紧密起来。

4、恰克图

山西商人与俄商贸易始于《恰克图界约》。雍正五年(1727 年)中俄签定此约,恰克图被辟为中俄贸易市场。恰克图,亦称“甲他城”,即今天俄国的阿丹布拉克。他距莫斯科数千里,常年呈现出“万货云屯,居然一都会也”的景象[7]。恰克图这个买卖城,南北向共有三条街,长度皆不到一里,而其中与俄贸易易的商号,可以说完全是晋商的分店,他们基本上是张家口商铺的分号。通过这些店鋪,晋商将国内的茶叶、绸缎、药材、瓷器等各种物品运至张家口,转至库伦,进而送至恰克图,实现双方的贸易交流,并基本控制了恰克图市场。

总之,经过晋商汇通天下的不停运转,他们以票号为媒介,连接起国内外的重要商贸中心和城市,不仅实现了了国内的物物交换,也加大了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于平遥而言,作为票号的代表基地,常年经营店铺,不断积累财富,达到“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的盛景。也使得平遥这个名字闻名全球。平遥的金融中心地位在长久的贸易往来之间逐渐奠定。

(三)晋商家族群起,建设完善平遥城

经过晋商长期的商业经营,票号行业在全国的异军突起,晋商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商人群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时,在山西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家族院落。他们的出现,在文化方面,使历史不断得以继承,在建设方面,平遥城的城建得以完善。

由于清代票号的兴盛,平遥籍商人将大量财富用于民居和商铺的扩建。所以当时居民殷富,因而建造精良。

另外,大批票号商还投资修建平遥城的道路和桥梁。

正是伴随当时日益兴盛的票号业,财富的大量涌入。所以民居、街道、城市的修建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四)见证历史,丰富平遥文化内涵

平遥票号商在经商之外,还创造了许多历史。不仅将平遥的金融地位提高,而且还积极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如捐资修缮平遥地方志。

通过票号从业者对地方志编纂的鼎力支持,使其得以如期完成,让我们知道今天还可以通过翻阅来了解过去的历史。并为平遥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资金保障。

不断兴盛的票号业使平遥城内的票号店铺也越做越大,越建越好,而且现在许多票号的遗址被当做博物馆来开发。例如平遥古民居博览苑是蔚丰厚票号的旧址,中国票号博物馆是日新中票号的旧址,三晋大财东家私博物馆是百川通票号的旧址,中国商会博物馆是在汇源涌票号的旧址,中国钱庄博物馆是⽇日升昌票号的旧址等。

另外,票号从业者还在他们所到之处广泛建设会馆,形成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伴随全国各地山西会馆的出现,平遥籍商人将平遥文化和平遥形象随之传播出去,包括平遥地方的戏剧、方言、饮食等。

小结

首先兴起于平遥城的票号,以平遥为起点,经过平遥帮的辛苦经营,伴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逐步壮大。它带来的是巨额的利润,是平城内经商人群的不断增多,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事业的全面提高。将平遥的城市内涵逐步填满,直至今天,平遥,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一个明清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一个今天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张正明等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平遥[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 《山西票号史枓》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集 17[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4] 穆雯瑛.晋商史料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1962 年.

[6] 陈箓.止室笔记·驻扎库伦日记[M].台北北:文海出版社,1968.

[7] (清)张穆.蒙古游牧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高洁,女,山西晋中人,汉族,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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