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一座城市的守望

高小辉　杨佩佩

有了水，才有城，然后，才有城中人。

2500年前，当中国版图上多了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位于最南端的杭州，受其滋养，从此掀开繁荣的序幕，逐步从边陲小镇走向东南名郡。

2500年后，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由北向南贯穿起余杭、拱墅、下城、江干，联结了众多市区河道。它见证着杭州的过去、现在、未来，复活了这座城市最柔软的人文记忆。

而这座城市对运河的守望与厚爱，也如那河中之水，奔流不息。

难避蒙尘后的复苏

运河是杭州的母亲河，对于杭州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包括杭州城市格局也是从运河繁衍开拓的。但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当以铁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系统得以完善，曾作为“交通要道”的运河逐渐被边缘化。新中国成立后，杭州从1950年开始对运河进行局部整治，疏浚河道，修理坍塌护岸，拆除碍航建筑等，使已奄奄一息的运河航运得以恢复。

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和运河沿线大多数城市一样，随着人口集聚、工业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再加上运河处于主城区水位最低点，运河（杭州段）的环境承载能力已饱和，水质遭到了严重污染，发黑发臭、鱼虾绝迹。我记得，当时我读大学，因实习往返于苏杭。每次坐车返杭，只要一闻到臭味，我就知道，到家了。

当时，这些情况引起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新世纪以前，杭州就已多次组织全市性的大规模保护与整治。从1983年开始的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到1992年开始的运河（杭州段）截污处理工程，杭州市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在老城区和城市北部运河周边74平方公里的区域埋设截污干管，建设污水搜集管，搬迁或改造污染企业，使市区的生产、生活污水不再流入运河。

那时候一系列的工程中，我认为最具意义的，是“运河钱塘江沟通工程”。要想真正改善水质，仅靠截污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引活水，恢复运河自净能力。于是，杭州想了个好办法：把钱塘江与运河打通，这也就有了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运河钱塘江沟通工程”。

其实，历史上大运河与钱塘江最先是相连的。后因城市发展需要，明末以后，运河入钱塘江处改闸为坝，江河自此阻断。1954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曾提出沟通运河、钱塘江的设想，但由于一系列原因，“沟通工程”一波三折。直到1983年，“沟通工程”重新启动，于当年11月12日正式开工，历时5年后全部完工。至此，江河相望、咫尺不通的历史结束了，钱塘江水将生机与活力注入古老的运河。

还河于民的承诺

新世纪初，人口集聚、工业污染对运河的影响越来越大，杭州对运河的治理与保护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当时杭州还把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列为新世纪杭州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之一。从2003年开始，运河及周边步入了关键十年，开始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合治理”，就是坚持截污、清淤、驳坎、配水、绿化、保护、造景、管理“八位一体”;“保护开发”，也就是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提升和增强大运河的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商贸、居住六大功能。当时，杭州还进一步提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三大目标：还河于民、申报世界遗产、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

十年综保是综合的、系统的，我们在环境、水系、灯光、生态等各个方面进行治理改造，先后完成了小河直街、桥西、大兜路历史街区保护，修缮了水北街、市南街、太史第弄、郁家弄等街区以及桑庐、富义仓、拱宸桥、通益公纱厂、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广济桥、乾隆御碑等历史建筑，改善了近3000户“棚户”生活。我们还开通了三条水上黄金旅游线，丰富了相关旅游产品，让古老的运河焕发出青春、亲民、和谐、品质的魅力。

运河与钱塘江实现配水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以前，因为运河水位低，一到雨季，运河水位快速上涨，又排不出去，导致拱宸桥周边老百姓的房子经常进水，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后来，通过三堡引水、排涝工程，从水源上科学解决了运河配水问题，需要时引水、不需要时排出，同时也极大改善运河水质。如今，杭州市内水域水量常年保持正常，拱宸桥周边也已经看不到居民区严重进水的现象了。

并不轻松的申遗路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我在多哈申遗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激动且感慨万分——运河申遗成功的背后，的确经历了一个并不轻松的过程。

我是2012年到运河集团的，当时担任申遗办副主任。大运河是活着的巨型线性遗产，内容丰富庞大，当时联合了8个省（直辖市）的27个城市共同申报世界遗产。尽管沿线城市都在全力准备，但是仍存在非常多的不可控因素。比如，申遗对遗产的完整性有相应的要求，但大运河的部分河段，有的已断水无法通航，有的成了废墟沟。因此，在申遗过程中纳入申遗范围的河段是不连续的，运河总长接近2500公里，而申报的长度只有1011公里，从中也可以看出大运河的保护工作非常困难。相对来说，运河（杭州段）历史遗存的保存情况是很完整的。

危机真的发生了！在预评估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中国大运河尚缺乏保护、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等，要求对申遗材料进行补充。

当时的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因为参考以往经验，需要补充材料的申遗项目到最后表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此前文化部已出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但世界遗产委员会更重视管理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明确的法律，才能切实保护好世界遗产。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曾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开展大运河遗产保护立法的调研工作，最终得出结论：大运河作为遗产需要立法管理，并提出以杭州市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自挑重担，向国家文物局承诺：杭州愿意为中国大运河申遗城市后续立法提供借鉴。为此，杭州于2013年启动大运河遗产保护正式立法工作，并明确了各个时间节点，定期上报至国家文物局，再由国家文物局报至世界遗产委员会。立法补充，对大运河申遗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已于2017年5月1日正式实施。

终于，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回望来路，杭州对大运河的保护与整治工作一直走在运河沿岸城市的前列。尽管杭州因同步筹备西湖申遗，没有参与大运河申遗牵头工作，但杭州对大运河申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肯定。

申遗期间，运河保护的“杭州模式”，为其他沿线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一方面，杭州拥有独特的“综合保护”体制机制，成立运河综合保护管理机构（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管理委员会和杭州市运河集团），实现保护与开发适度融合，制定了保护、遗产景观、产业等相关规划，使运河（杭州段）向更健康、更有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浙江古建筑研究院的专业加持下，杭州的综合保护建立在充分的研究基础上，使得保护规划更具科学性。此外，杭州在筹备西湖申遗过程中所积累的综合保护、遗产管理、规划引领、法律制定等经验，也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支持。

从遗产点数来看，中国大运河共有31个遗产区的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申报河道总长度1101公里。其中大运河（杭州段）首批申遗点段共有11个（包含6个遗产点，5段河道总长度约100公里），数量在全国位于前列，值得我们引以为傲。

后申遗时代的澎湃

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重要的是，通过成功申遗，我们找到了一种既保护遗产又符合世界规则的管理办法。后申遗时代，对大运河（杭州段）的保护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北京通州时对大运河保护提出了“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明确要求。杭州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不断推进运河综保工作，认真做好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近年来，杭州市运河综保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及省文物局的高度认可，杭州市被列为浙江省大运河遗产地综合保护试点市。

申遗成功后，杭州在“保护”文章上没有减少力度，综保机制持续发挥作用。比如，出台全国首个运河保护地方性法规《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发布《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率先启动遗产保护与利用标准化试点工作，编写《杭州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标准》等。在生态治理方面，我们建立了四级“河长”体系，实现运河流域水质监测全覆盖。运河（杭州段）2018年干流监测断面优良率（Ⅲ类以上）达82%，运河水质实现了重大改善。

大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杭州持续加大“传承”力度，自觉担负起弘扬运河文化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申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作为遗产，遗产价值的连续性和遗产价值的完整性，是遗产保护管理的终生追求，这与杭州综保机制的目标内涵不谋而合。在“利用”方面，杭州通过文旅融合等形式，将工业遗存、历史街区以及历史遗迹等串珠成链，把灿烂文化植入旅游加以利用。

今年7月6日，继西湖文化景觀、大运河（杭州段）之后，“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成为国内少有的拥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城市。接下来，杭州将深化三大遗产的联动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积极谋划推进南宋皇城、钱塘江古海塘等遗址综合保护和利用，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串珠成链，共同打造世界文化遗产群落。

高小辉系杭州市园文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