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与新文明

李建臣

若从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算起，南京大学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开创过许多“第一”，如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实验室，首开男女同校风尚等。1918年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科学社，1927年又创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后来的“九三学社”和中国科协等组织，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或建立。从这个角度上看，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堪有一比。剑桥大学是英国近代科学的圣地，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就诞生在那里。

南京大学还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1978年胡福明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發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也推动了邓小平同志领导和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这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迈向新纪元的一个标志，必将永久载入史册。

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人杰地灵，在近代中国发挥了那么大作用？我认为与这个地区的文化渊源有内在联系，那就是吴文化。

吴文化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吴文化区域指的是苏南、浙北环太湖流域，后来泛指以长三角为核心区，辐射江苏、浙江、上海甚至安徽的部分地区。

历史上的吴国，从泰伯立国到勾践灭吴，存在了700多年。这700多年积淀下了一些优秀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并没有随着吴国灭亡而进入坟墓，相反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就像古希腊文明并没有随着亚历山大离世而衰亡，而是影响了后来的希腊化时代、古罗马、阿拉伯、文艺复兴乃至今天。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其中最艳丽的那一簇。它个性鲜明，生命力强盛，不仅在历史上几度辉煌贡献突出，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中也占有独特的一页。

吴文化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具有大陆文化传统。传统的大陆文化以农耕为主，偏于静态，坚守本土，扎根家园，既有封闭性、保守性的一面，又讲原则、讲礼仪、讲规矩，崇尚道德。在长三角区域诞生的古文化，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都为这里大陆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有的学者甚至提出，黄河文明的某些成果、形态或范式传自这里。对此学界无定论，姑且作为一家之言吧。至少泰伯立国，把中原文化带到了江南水乡，促使古老“荆蛮文化”和北方文化结合，奠定了吴文化的基础，是普遍认同的。孔子曾对泰伯“志让两家天下，功辟万古江南”的品德和伟业赞不绝口，尊称为至德圣人。

二是具有海洋文化特点。吴地东临大海，千百年来形成了搏击风浪、扬帆远航的文化。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诸多重大航海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因之，吴文化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开拓进取、和而不同等海洋文化特点。大运河造福中华数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创举，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这里开挖的第一锹。此外，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叠加，使吴地成为中国大陆文化圈与海洋文化圈的交会点，凸显了文化的多元杂交优势，即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适应力和创造力。

三是重视经济发展。流动性与开放性，推动了鱼米之乡的商品流通与交换。经贸范围既遍布域内，又远涉海外；商品内容既有农副渔业，又涉手工轻纺；在冶金、造船、医药、天文、印刷、航海、建筑、水利、金融、经管等各方面，都曾是全国翘楚；丝绸成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外贸名片。千百年来，吴地一直扮演着中国最大经济核心区的角色。清朝初期，江南省的赋税曾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流淌二千多年的大运河，总体功能就是把江南的物产运往北方。

四是重视文化教育。吴地有深厚的文化土壤。1700多年前，这里就设立了南京太学。后来范仲淹办府学，影响深远。在上千年的科考中，江南省上榜人数几近全国一半，故有“天下英才半数出江南”之说。历史上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在南京建都的十个王朝全部短命。这昭示了什么？我认为它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吴地是一块相对文明的土壤，不适合封建帝王专制统治。因为蛮横、残暴、欺骗、愚民是封建帝王巩固政权的基本手段。而我们吴地这块土壤产生的帝王，要么是“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要么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有“年少万兜鍪，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孙吴大帝，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宋武帝，但他们的帝业之根都无法深扎。明成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登基，苦心经营19年，最终发现这里确实不适合建立帝业，晚年迁往北京。中华民国打着民主的旗号，则认定南京是建都的最佳选择，可见这是一块文明的土壤。

五是吴地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优秀的文化往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因为开放和学习，与文化进步互为因果。历史上周文化、越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等都曾在某些方面对吴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泰伯、仲雍、伍子胥、孙武等大批超一流人才都曾弃国奔吴，很能说明问题。言偃学成回国，成为江南圣人。近代，这里又成为西学东渐的前沿和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交会点。“睁眼看世界”的魏源20多岁迁居扬州，在扬州、南京一带生活了近40年。《海国图志》等许多介绍世界文明的著作都诞生在这里。上海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渔村拔地而起，迅速发展成为东亚第一大都市，乃是不同文明激荡的结果。不止上海，整个吴地都在历史前进的大潮中率先走向了现代文明，这当中毫无疑问得益于、也凝结着大量吴文化的优秀基因要素。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在这里，确实有其必然性。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数字文明席卷全球，吴文化又率先迈出了奔向新文明的步伐。首先是马云一马当先，突破了传统文明的重重藩篱，短短数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打造出了改变整个社会生态、甚至影响全球的庞大的数字帝国，在全社会都还懵懵懂懂之际，迅速占领了数字文明新高地。这需要什么样的眼光、思想、胆略、判断力、预见力……马云横空出世不奇怪，因为站在马云身旁的，还有丁磊、刘强东、梁建章、孙洁、沈亚、张近东、吴志祥、陈天桥、求伯君、黄峥等成千上万的吴文化哺育的杰出人才。他们是人类文明形态大迁徙的觉悟者和急先锋。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去理解、诠释和开创数字文明的亮丽风景；他们是吴文化土壤上结出的硕果，是吴文化的骄傲。据《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我国2016年数字经济规模超万亿元的省份有6个，江苏、浙江、上海均在其中。

再回望我们出版传媒业，吴文化也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长三角地区是我国近代出版业的重要发源地。1867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下面设立了翻译馆。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官办较大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介绍西方军事、科技、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知识的书籍，对于晚清知识界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1897年，第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成为我国现代出版业嚆矢。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以此为阵地，高高树起了科学与民主大旗，向腐朽的封建文化发起了冲锋，开启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随着中华书局、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大量出版机构陆续问世，上海很快成为民国时期的全国出版文化中心。

在数字文明浪潮中，长三角地区的出版传媒业再一次领风气之先。全国14个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上海、江苏、浙江各占一席，而且品质优良。这3家基地2017年产值占到14家总产值的42%，成为行业标杆。在全国20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中，长三角地区独领风骚。其中设在江苏的重点实验室，就是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我们南京大学共同承担。我们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老师，就是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我国出版传媒业中，已连续多年独占鳌头，地位几乎不可撼动。这不仅因为它规模大产值高，还在于它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独树一帜。它所建立的拥有5万台服务器的云计算中心，不仅在全国出版业中绝无仅有，在全国云计算领域也处于前列，为百度、金山、优酷等许多大型互联网企业提供服务。

真正优秀的文化，每每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自我超越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取长补短的品格。从某个角度看，吴文化给我们以启迪，做出了榜样。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改革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