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要迈四道坎

李光斗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己要在美国投资建厂，而且提及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一时引发人们对中国制造的思考。其实，“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只是中国制造遭遇成本危机的一个缩影。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构成至少有十块：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原材料成本、税费成本、社保成本；物流、汇率等流通成本；营商环境、制度等交易成本。在这其中，劳动力和土地，这两项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水涨船高，正在日益消减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

2015年，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过一份《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提到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如今，美国正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被称为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争端。

在这一背景下，美、日、欧三方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密。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承诺双方将建立一个覆盖6亿人口，占到全球GDP总量三分之一的自由贸易区；数日后，欧盟、美国也对外发布联合声明，称要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如今反全球化盛行，发达国家的抱团合作，大有撇开中国和WTO规则“另起炉灶”之意。

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中国“科技之问”，为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敲响了警钟。在最新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公司达到了120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但我们遗憾地发现，纵向比较中国企业近年来的数据，入榜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是处在下行通道上；而且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与美国差距明显，入榜中国企业集中在IT产业的有11家，美国则有18家之多，后者的销售收入是中国企业的1.63倍，利润更是中国企业的3.2倍。

在工业增加值率方面，中国最近几年只有23%，与发达国家相差10多个百分点；科技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差近2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倍乃至十几倍。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在发展过程中亟需降低自己的技术依赖度，实现由大到强，由规模优势到科技优势的转换。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中国企业正遭遇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前后夹击。

发达国家挥舞着贸易大棒时，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也在抢夺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日渐增长的制造成本，使得世界工厂开始纷纷撤离中国，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越南、缅甸等新兴经济国家。

作为金砖国家的两个主要经济体，印度正在积极吸纳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大转移。印度计划在2022年将工业产出在GDP中的占比从现在的18%提高到25%，并在生产部门新增1亿个就业岗位。印度拥有12.5亿人口，这一市场增长迅速，加之巨大的人口红利，印度制造对全球制造业巨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新兴经济体也在吸纳全球资本。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大量避险资本纷纷出逃中美两国，都开始布局新兴市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印度和拉美都迎来了投资的高峰；越来越多的美元和人民币基金，也在关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国。随着新兴经济体开放的扩大，市场准入的门槛会更低，资源的优势也会更加凸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力。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進入国际视野，成了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一度掌握了话语权和主动权。但现在，我们的全球话语权正遭遇新的挑战。

美、日、欧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的金融资源，作为既得利益者，三方是“天然盟友”，他们也始终想牢牢占据全球经济规则和主要金融机构的话语权。所以，在全球市场与发达国家较量，抢占中企话语权，是中国企业必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考验。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志得意满，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具备了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有利地位；同时形成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增强中企的软实力；在不断壮大队伍和学习转型的过程中，具备全球性战略眼光，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国际品牌。当中国企业成为受全世界尊敬的品牌时，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几道坎才算迈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