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河经济中淮扬官场的廉贪现象

[摘要]淮扬一带凭借大运河盐漕运输以及水利等功能，几度发展繁荣。特别是清代盐务兴盛，康熙、乾隆二帝各六次南巡，大小官员高度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繁盛。同时，廉政与贪腐一直是朝廷乃至坊间关注的焦点。论文以清代宫廷档案以及典籍史料为依据，列举数个典型案例，旨在揭示贪腐案产生的原因，以史为鉴。

[关键词]运河经济淮扬官场廉腐

有清一代的260余年里，贪腐犯罪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大案惊天，小案如毛，整个官场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腐败之势。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代朝廷惩处的中央、地方一、二品满汉军政大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109件，处理一、二品大员132人。贪与反贪、腐与反腐贯穿了整个清朝。[1]近观淮扬一带，大运河运输功能与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数百年里成为了城市兴盛的必备条件。凭借运河盐、漕运输，特别是食盐的生产、销售、贮存、转运，淮、扬、泰等城市迅速发展兴盛，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富庶之地。历史上，淮安、扬州曾与杭州、苏州一道并称为运河边上的四大都市。

经济繁荣，必然得到朝廷的重视。历史上，淮安曾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驻有漕运总督府、江南河道总督府，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另就扬州而言，由于两淮盐漕察院署等诸多盐务管理机构的設立，清廷位高二品的盐政御史与地方的盐官、知府、县令等形成庞杂的官场体系。他们之间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又互相猜忌、互相争斗，贪腐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朝廷走向没落，淮扬的官场上沉渣泛起，曾出现多个贪腐大案以及被朝廷诛杀惩罚之人。仅乾隆三十三年，扬州就有高恒、卢见曾、吉庆、普福等盐官先后被革职查处。而乾隆五十七年，有被乾隆帝多次称为“大奇”的柴桢贪腐案中案，多个涉案官员受到惩处。

不可否认的是，历朝历代淮扬的官场也不乏务实勤廉、受百姓爱戴的廉官，如高斌、张应诏、曾燠等。

高斌、高恒：父与子的不同人生轨迹

高斌，慧贤皇贵妃之父，清朝中期大臣。自雍正元年（1723）起，高斌历任内务府主事、苏州织造、广东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江苏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宁织造、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高斌一生为官多职，堪称朝廷重臣。值得今人称道的还数他致力于治河一事，多份奏折记载下他治理河务的业绩。乾隆三年（1738）正月，依高斌所奏，在淮、扬运河清河口至瓜州段相应建闸修坝的工程完毕，高斌得到朝廷的嘉奖。[2]

乾隆十四年，66岁的高斌仍然坚守在河官任上。七月二十二日，他与协办河道事务张师载的奏疏《奏为淮扬一带低田被淹不至成灾情形事》[3]一折，通过深入调查获得的里下河各地雨水、田禾长势、民间存粮乃至民风民情等一手数据资料，将涝灾向乾隆帝详作报告。奏折中列出的州县计20个，几乎囊括淮扬徐海各属地。在奏折的末端，他得出了结论“今年江北淮扬徐海一带难有偏灾……”从该奏折内容，可感知其务实勤奋敬业精神。

高斌办事认真踏实，作风严谨细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曾赐御碑一座。乾隆二十三年（1758），高斌于河工病逝。乾隆帝念他治河有功，追谥“文定”。后人在清江浦运河北岸建“四公祠”，同时祭祀靳辅、齐苏勒、高斌、嵇曾筠四位河道总督。高斌还同时列入京师（今北京市）贤良祠，《清史稿》有高斌传。在今淮阴江南河道总督署御碑园中，陈列有康熙、乾隆、道光三代帝君嘉奖河道总督的御笔碑刻计14通，其中以乾隆的御笔最多，在乾隆的御笔碑刻中，又以赐高斌为多，“绩奏安澜”碑于其中最为醒目。

高恒（？—1768），字立斋，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之子，清乾隆时期大臣，慧贤皇贵妃之弟。作为乾隆帝小舅子，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两淮盐政。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向朝廷上奏折，揭发两淮预提盐引的弊政。乾隆帝读过尤拔世的奏折，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令军机大臣查检档案，随之一起贪腐大案浮出水面。

柴桢贪腐案：被乾隆帝称奇的大案

乾隆年间，在两淮盐官任上，曾有多名官员因贪腐被查办，甚至一年内先后查处多起。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并被乾隆帝多次称为“大奇”的柴桢案便是其一。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两淮盐政全德参奏盐运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应纳钱粮在外截留，作为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万两。”[4]案发后，乾隆帝立即派要员进行查处和审理。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案发仅两个月，乾隆帝便下令将盐运使柴桢及其家人柏顺于浙江处决。不久，涉案的浙江巡抚、兼管盐政福嵩也被正法。另有涉案的浙江司道多人，先后被革职查处。

先前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身为两淮盐政的全德按常规上折乾隆帝，为新任两淮盐运使的柴桢到任谢恩。从《奏为据情代奏柴桢补授两淮盐运使谢恩事》[5]可知，在此前，乾隆帝曾下谕旨：柴桢由贵州举人揀补知县，累擢湖南常德府知府、福建兴化府知府、浙江盐道。当年四月十二日，柴桢补授两淮盐运使。

是年的十二月初，还是这位代柴桢上折谢恩的全德，却以一纸《奏为两淮运使柴桢亏挪库项请革职等事》参革奏折飞向京城，一件贪腐奇案便浮出了水面。奏折中，全德还请求乾隆帝将柴桢革职拿问，提议将涉案人犯分别交由督、抚处理。

柴桢到任两淮盐运使刚半年，就侵挪库银二十二万两之多，这起惊天大案还牵出背后的人和事，成为案中之案。经审讯，柴桢、其家人柏顺及库官黄德成等涉案人，其案情与供词基本吻合。仅一个月中，现存相关柴桢案的朱批奏折计有13件之多，如此密集，十分罕见。

十二月初十日，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奇丰额具奏《奏报到扬州查审参革两淮运使柴桢供情事》[6]，乾隆朱批“实在大奇”四字。与上折同日，两淮盐政全德上折《奏报查明两淮运使柴桢侵挪库项实数并各商罚缴银两情形事》[7]，在折中乾隆帝朱批：“此即汝所办不妥之处，一向不知。”十二月二十一日，贵州巡抚冯光熊《奏报遵旨查抄两淮运使柴桢原籍财产事》，奏折末端，乾隆帝朱批“大奇之事，实不想到有此也，稍查不到，汝试思之。”

乾隆末年发生在扬州的柴桢侵挪库项案，已过去二百多年，纵观此案，遍布整个朝代的官大欺小、依势盘剥、压榨下属等怪象，无疑是贪腐案件频发的重要诱因。[8]

盐官张应诏：辞官告老还乡“无余财”

张应诏（1654—1730），字采臣，号园图。贵州黎平府开泰先隆里所（今锁屏县隆里）人。清康熙辛酉（1681）举人，初任直隶肃宁县令。康熙末年，经推荐历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巡盐御史，后因清廉而遭同僚排挤弹劾。雍正初期通过调查为其昭雪，并擢升为鸿胪寺少卿。

盐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两淮盐官的选拔任命。康熙朝末年，有一位以操守闻名而获举荐的两淮盐官——张应诏。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两淮运使空缺，经尚书赵申乔举荐，张应诏由潮州知府擢升为两淮盐运使。张应诏上任不久，康熙帝便利用亲信通过密折了解他。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二十四日，两淮盐政李煦在一份奏折中回复康熙帝：“……奴才查得张应诏每岁用商人经费银数千两盘缠过日，就其目前而论，操守算好，但才具平常，自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到任以来，不曾做得一件正经事，为人心性执滞，未见明通。”[9]康熙五十八年（1719），李煦的盐臣任期届满。他循例于四月二十六日向皇帝提交了《奏报两淮盐务情形并盐臣张应诏操守如旧事》[10]的奏折，提出“窃两淮煎盐灶户，其每日所煎之数必立法查明，然后不敢卖于私贩而尽卖商人，若不查明煎数，则灶户奸良不一，难得无售私之弊”，有意点出了张的工作失误“张应诏煎数未查，人事不免缺略”。对于“操守”问题，他不忘在奏折最后说上一句“再访张应诏之操守依然如旧，合并奏明，伏乞圣鉴。”这一回，康熙帝并未纠结于张应诏的失职，反而表达了对张操守如一的满意。是年冬，张应诏继李煦任巡盐御史。[11]

此后，李煦等贪官并没有停止对张应诏的造谣与诽谤。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初八日，李煦在奏折中说：“奴才近见两淮官盐壅滞，私贩直达江、广口岸，以致商皆亏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鹾者恩威不立，疏通无术，是以怨声沸腾。盖张应诏本系迂腐书生，未曾历练，临事束手。闻众商总有公务进见，或议论参差，应诏不能决断，辄云太爷们，你饶了我罢。两淮传为笑谈。其举动如此。至其操守，亦闻不能如前。……”[12]第二年，张应诏终因不与两江总督常鼐等同流合污而受到诬陷。好在继任的巡盐御史魏廷珍据实查案，为其昭雪。

雍正三年（1725），官至鴻胪寺少卿的张应诏告老还乡。辞官回乡那天，张应诏备好了十余担行囊，于是又有小人谣传：张应诏装了十几担金银珠宝，满载回乡去了。雍正帝非常清楚张应诏的清廉，于是询问张应诏：“爱卿带了不少东西回老家吧？”张应诏坦然应答：“确有物资十余担。”雍正为在朝廷上树立为官廉洁的榜样，传旨让张把带回家的行李在朝堂之上当众打开检验。结果行囊中所携之物，无非“十余担书籍，几担犁耙农具，少许衣物”。雍正帝问，为什么带这些东西回乡？张应诏回答：“故里贫瘠，农具不足，故携而助之。”此语一出，朝堂之上，众臣无不叹服。[13]

张应诏在康熙年间因清廉得到重用，康熙末年受到弹劾而不见容于官场；雍正初年得到昭雪，并受到擢升，以清廉之名得到善终。有学者认为，由张应诏的遭遇，可一窥过渡期两位皇帝的反贪倡廉措施：康熙末年的反贪倡廉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况，而雍正年间的反贪倡廉则是“知行合一”，吏治渐趋清明。[14]

宦海五十载：清朝任时最长的盐官曾燠

曾燠（1759—1831），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仕宦50年，历任户部主事、两淮盐运使、湖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等职。[15]同时，他还是清代中叶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和典籍选刻家，被誉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

曾燠自幼聪颖过人，为官很有行政才能。他与淮扬一带的交集，是因为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纵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十二年（1807），一干就是十余年。第二次是道光二年（1822）闰三月，因朝廷感到“两淮疲惫日甚”，特命为母守孝刚满服的曾懊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准用二品顶带。道光六年（1826）召回北京，道光十一年病卒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

曾燠在宦海浮沉达半个世纪，主要业绩之一是治理两淮盐政。两淮盐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曾懊先后两次赴两淮任职。《遵旨复奏朱谕密访曾燠事》[16]是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奏给道光帝的密折，全文近千字，大部分内容是上疏者围绕当时食盐销售环节告状，反对曾燠观点（“封轮”）和做法。在奏折的末尾，孙玉庭道：“……至曾燠是否另有劣款，现实未有确据，容臣再行密访，如有所闻，查实即行密奏，断不敢辜负圣恩，自取罪戾。再，曾燠才具已在圣明洞鉴之中，即其固执臆见一节已非集思广益之道，难云胜任，但于盐务尚属素习，亦知节省浮费，现亦无劣款可指，即猝换一人，亦未必远胜于伊，可否暂留以俟慎简得人再行更动之处。出自皇上天恩缘奉密询，臣不敢稍有隐饰……”

尽管孙玉庭与曾燠意见不合，甚至两人关系对立，但孙也没指出曾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倒是提出不必换人，继续观察的建议。足以证明，曾燠在为官清正廉洁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帝在览奏后的朱批，竟有286字，这在清宫御档中也是罕见的，足见盐务在帝君心目中的位置。道光近300字的朱批，除了指出食盐销售乱象，还特别强调了灶丁面临的困境，要求官府关注民生和重视解决社会矛盾。在朱批最后，道光帝提出：“为此，密谕卿知，可将朕朱谕另录一纸，着韩文琦、曾燠阅看，卿等和衷妥议，相机措置，务要贫丁安所不至事出意外，则善矣。勉之慎之。”

事实上，曾燠到任两淮盐政后，立即对盐政中的一些弊端着手整治，但是，由于盐政积弊太深，盐官、盐商舞弊，积重难返，治理工作遇到多方面的阻力，仅靠曾燠之力已难止颓势，收效甚微也在预料之中。

曾燠在扬为官之余，倡导风雅，曾辟“题襟馆”于邗上，“周植花木为倡和之所”，延纳四方名流唱和，与宾从赋诗为乐。他还曾捐款在京师修建南城会馆，并经常前往讲学。他工诗文，其诗清转华妙，文擅六朝、初唐之胜，在清代中叶文坛上，以才力富艳负盛名。曾燠为文磊落风雅，体正旨深，又是开清代按地域论诗人新例的诗论家之一。曾燠在任盐官期间，身体力行，鼎力扶持书院教育。据《扬州画舫录》记载：“癸丑，南城曾燠转运两淮，亲课诸生。又拔取尤者十余人，置于正课之上，名曰上舍，岁加给膏火银十八两。”[17]

曾燠还是一位画家，扬州平山堂后欧阳修祠堂内，正面后墙壁上的石刻像，最初是曾燠按清宫内府藏本临摹而来，请刻工按照他的画本镌刻而成。[18]

曾燠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干了16年，加之以巡抚衔（正二品）巡视两淮盐政，直到道光六年（1826）四月他被召回京城。由此算来，曾燠任两淮盐官计20年，堪称有清一代在任时间最长，且能全身而退的清廉盐官。[19]

參考文献

[1]魏怡勤：《〈清宫扬州御档〉解读综述》，扬州市档案局、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清宫扬州御档〉解读文集》，广陵书社，2015年，第401页。

[2]魏怡勤：《清代高斌家族为官兴衰》，《档案与建设》2018年第2期，第61页。

[3]扬州市档案馆、扬州大学编：《清宫扬州御档续编》第二册，广陵书社，2018年，第379页。

[4]《奏为两淮运使柴桢亏挪库项请革职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扬州市档案馆编：《清宫扬州御档》第十册，广陵书社，2010年，第6829页。

[5][6][7]《清宫扬州御档》第十册，第6764、6834、6736页。

[8]魏怡勤：《盐运使柴桢贪腐案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62页。

[9]《奏为查得张应诏才具操守情形事》，《清宫扬州御档》第一册，第250页。

[10]《清宫扬州御档》第一册，第288页。

[11][13]李全权：《清廉盐官张应诏》，《档案与建设》2014第2期，第37、39页。

[12]《奏为遵旨细细打听张应诏声名事》，《清宫扬州御档》第一册，第290页。

[14]柴慧芳：《从张应诏在扬仕途看康雍之交的反腐倡廉》，《〈清宫扬州御档〉解读文集》，第80页。

[15]卢桂平主编：《扬州历代名人传》，广陵书社，2015年，第344页。

[16]《清宫扬州御档续编》第四册，卷首彩页。

[17]（清）李斗著，周光培点校：《扬州画舫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60页。

[18][19]朱志泊：《清朝任期最长的盐官曾燠》，《〈清宫扬州御档〉解读文集》，第26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