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南京：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书面报告

李学通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行径，已经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日本右翼否认日军大屠杀罪行的言论一直没有停止，然而日军大屠杀的罪证史料不断被发现，印证历史的真相，驳斥着无耻的谰言。

盛莘夫（1898—1991），我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35年初，盛莘夫进入位于北平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这里被蔡元培誉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取得过“北京人”发掘与研究、仰韶文化考古发掘等众多非凡科学成果，聚集着一大批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地质学家。该所1935年底由北平迁至南京水晶台（今南京地质博物馆）。1937年末南京沦陷之际，作为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的盛莘夫，因奉命办理公务而未能及时随全所撤离，被困南京。日军大屠杀期间，他避难于安全区中。1938年初形势稍见平静，他即借机逃离地狱般的南京，前往大后方，并向他的老领导——地质调查所前所长、经济部长翁文灏写下了书面报告，讲述了大屠杀时期在南京的经历和逃离的经过。新发现的这份来自大屠杀幸存者的亲历报告，不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证据，也是不可多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资料。

1938年3月17日早晨，盛莘夫乔装为小贩，“由水西门出城”，终于逃出了南京。一路西行，19日至安徽含山县城，23日至巢县县城，27日由三河至汤池，再至桐城，31日至安庆。与他同行的，还有原第130后方医院的军医、护士等6人。他们原本打算由安庆乘船至九江，再前往汉口。因为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当时驻扎安庆的第20军军部请求发放免费船票，结果却引起军方怀疑。特别是盛莘夫随身携带的记录地质调查所陈列馆标本及图书的账单，更让军方怀疑是汉奸间谍的记录。军方当即“令警察厅拘留。在警厅拘留二夜，即移至军部”。面对随时可能以汉奸罪名被拉出去枪毙的危险，盛莘夫不得不于4月5日给他的老领导——地质调查所前所长、时任经济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拍发电报：“请来电，或派人来军部证明。”因为未能及时接到回电，焦急之中的盛莘夫又于4月7日写信给翁文灏：“务望钧长接此信后，当发急电至安庆二十军军部证明，以便早日脱离安庆而到湖南报到。”

虽然无法知道在这一过程中消息如何辗转传递，但是我们找到了翁文灏4月16日致20军军部的电报：“查该员上年系奉命留京办理结束，操守素极纯正，请饬放行。”17日下午5时，20军方面告诉盛莘夫，已经接到翁部长的证明电报。由于经济部长亲自来电作保，20军对于盛莘夫自然不再怀疑，第二天还“发给赴汉护照”。4月19日，20军军长杨森专门电复翁文灏：“盛莘夫既系贵部职员，已提释，给照放行。”由于盛莘夫已经由翁部长证明清白，与其同路逃出南京、准备赴汉口军医署报到的五位军医（其中有可能包括写下《陷京三月记》的蒋公榖），也在盛莘夫的保释下获得自由。

盛莘夫后经武汉，于4月29日赶到长沙，与已迁到此地的地质调查所同仁汇合。安顿下来以后，盛莘夫专门“将南京失陷前后之本所情形”，向翁文灏作了书面报告。

据盛莘夫向翁文灏提交的《南京沦陷后地质调查所等处情形报告》记录：

“十三日上午敌军进城后，职等即伏居室内，不敢行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敌军在难民区路上到处检查便衣兵。当时被围而化装成为难民又无家可归宿者，几无一幸免。其间难民国际委员会收容者，亦大队捉去枪毙之。”

“十二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敌军在难民区任意跑入房内检查一切。此时精神甚感痛苦，盖每日必有敌军六七次入室检查，并将本所及本所各同人之衣物、铺盖，任意携去，如绒衣、手表、照相机、手袋、自由[行]车、皮鞋、西装等等，尤为欢迎。当时急想逃出南京，投笔从戎，并想对外宣传，以后一切失陷，决不可再设难民区。盖当时我军与敌人未曾发生巷战，实为难民区所害。每个军士均想化装为平民故也。结果束手待毙，后悔无及。”

“一月五日，在难民区以外已可勉强行人，职乃偕同难之清洁夫及木工等共三人，第一次离开难民区，亦第一次去探望本所。至竹桥附近，木工即被住于首都电厂之敌捉去充夫。该木工四日后逃回。职当时因已至竹桥，乃向首都电厂、中山路、新街口而返难民区。此时见本所西首之图书馆与宿舍间，搭有马房一排，大门之东首亦有马房一排。后据逃回之木工报告，所内住马队颇多，每日以本所木器烤火取暖云。职从此不敢离难民区者约计一月，当该次离难民区时，在北门桥与珠江路交界处之防空壕内，尚有被敌军打死之平民一名，未及掩埋。”

“二月三日传闻住于本所之马队业经开走，各处敌军均早已开走，剩者已甚少，并闻难民区外迁回之难民亦不少，且伪自治会已下令解散难民区，迫难民回家等消息，于是乃同王家宾及其他留京技工等，同赴本所作第二次之觀察。”

“此时全所各处不见敌军踪迹，惟各处门户洞开，乃于次日雇木匠三人，将本所被敌所毁坏之笆篱，完全修好，并将各室门窗钉好。”

“窃以为敌人若从此不管，本所则将门窗钉好后，派人照管，损失当不过大也。其后尚利用本所之电，听到汉口二一八空军胜利消息，及其他各处战况，如身入抗战军之最前线，精神上极感痛快。（按南京电灯，除敌军所住地点外，被割去，本所前经住敌，故职等每隔数日潜入暗听之。）”

据盛莘夫报告，三月初，“敌特务机关以日军暂管之封条贴于本所各室”，该所“古生物之贮藏室千余只抽屉，均已被烧，标本零乱地上”。陈列馆“尚有二百只之陶器，在职等离京前，尚未被敌发见”。盛莘夫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来敌军消灭以后”，“吾人只希望敌人败退南京之时此项文化物品不被烧毁或运走”。然而，当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之时，这些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的精美史前彩陶已不知去向。

可能是考虑到翁文灏的关注重点，盛莘夫还特意报告了资源委员会和翁文灏南京公馆的情形。据报告，“资委会在敌军未进城前，新筑白色大楼曾落弹数枚，除各处玻璃毁坏外，房屋毁坏尚少，惟室内器物已被烧一空，书库之书册更散乱不堪。”至于峨眉岭的翁文灏公馆，“闻敌军进城后，即有敌人住至二月初旬开走，某日职曾入内观察，见木器全无，惟书架尚有若干，书册则零乱散于地上，楼上并见有放大照相数张。”

另外，据盛莘夫报告，“在安庆时，二十军施游三秘书及孔学凡参谋，均嘱职写南京及其附近之情报各一份。到汉后，复写一南京沦陷后之恐怖，报告于国际宣传处曾处长”。

抗战期间，盛莘夫一直在大后方从事地质考查与古生物研究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盛莘夫又奉命先期回到南京，协助接收地质调查所财产和复员准备工作。1949年以后曾参与筹建浙江省地质调查所，任副所长。1955年调任新安江水电站勘测大队副队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任宜昌三峡工程地质队总工程师。1957年被调到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任研究员，并先后任副主任、主任。1979年，他当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奥陶纪地层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等。1991年逝世。

在爱国科学家盛莘夫的这份充满血雨腥风的血泪报告中，我们读到国军“被围而化装成为难民又无家可归宿者，几无一幸免”，“难民国际委员会收容者，亦大队捉去枪毙之”，以及作者“急想逃出南京，投笔从戎”的悲愤及壮怀。这是一份亲历者的记录，一份历史真相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