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协议”看当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党欣

【摘 要】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合理有效地应对外界的威胁，从中找到机遇促进经济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广场协议”时期的日本与当下的中国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吸收了日本失败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浅薄的建议，以期对应对当下的危机给予适当的参考。

【关键词】 广场协议 日本 顺差 产业结构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使得全球经贸摩擦频发。外部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增大，抑制了市场需求，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疲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全球制造业PMI和MSCI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WTO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从2018年以来逐季放缓，连续两季度低于荣枯线。IMF、WTO、世行等机构均对2019年的增长预期作出不同程度的下调。随着“抢出口”效应的消退，贸易透支效应将更加凸显，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将增大。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外贸发展困难重重。201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案件居世界首位。

当前的情况与八十年代日本所遇到的危机十分相似，1985年9月，五国集团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通过调整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主要国家间的货币汇率，扭转美元大幅上升的局面，以解决当时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由于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崩溃、泡沫破裂，陷入长期低迷。因此对中日两国进行对比分析，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十分必要。

一、对比分析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二战后，由于冷战需要，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加上日本“经济增长至上”、“贸易立国”等政策的刺激，日本的制造业迅速崛起，并以其低耗能、低价位的优势，占领了全球市场，经济得到高速增长。中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质的飞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1978年中国GDP仅有1495.41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1.8%，排世界第11位。到2017年中国GDP已达到12.14万亿美元，占比达到15.2%，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年均增长达9.5%。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55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排世界第29位。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达到27.8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11.5%，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年均增长率达18.6%。2017年世界500强中，中国有115家企业，居世界第二，其中全球6家互联网服务公司中国占了一半。

第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二战后的有利形势，使日本成为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六十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顺差，特别是“广场协议”前，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在短短4年内由2万亿日元迅速增长到10.9万亿日元，翻了四番，贸易顺差急剧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及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引进外商投资，使得贸易顺差逐渐扩大。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保持顺差。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4.6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贸易顺差为1.23万亿元，扩大了41.6%。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仍处于逆差，但逆差明显下降。贸易顺差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并且在外贸乘数的作用下扩大了增长的规模，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然而，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许多弊端。首先，巨额的顺差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政府购置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利差损失和成本损失的风险。其次，大量的顺差迫使政府大量发行人民币，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最后，顺差导致我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加剧了经济波动产生的风险。2018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已接近20%。

第三，两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产业结构重心由耗能型产业转移到技术密集型组装加工业。1970年至1985年，日本迎来了电子产业的黄金时期，产值增长5倍，占据了全球超过50%的内存芯片市场。当下的中国也在进行着产业结构升级，“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十九大报告均体现了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中国经济正逐渐往高质量方向发展。从比亚迪的IGBT芯片、中微半导体的5nm刻蚀机到华为的5G技术，高端制造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新动力。

二、应对策略

首先，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两年内升值幅度超过50%，强势的日元打击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本可以通过这次机会给有些过热的经济降温，这样做虽然短期内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但长期却可以保证日本经济更加平稳的运行。然而日本并没有这么做。为了抵消出口下降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维持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日本大幅削减利率，两年内日本基准利率从5%降至2.5%，存款利率从3.5%下降到1.76%。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日本市场对国际游资的吸引力，大量热钱纷纷涌入日本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股票和土地价格在五年内上涨了两倍，形成“平成景气”。1989年至1990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日本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迅速上调贴现率和存款利率，导致泡沫破裂，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使其恢复到均衡状态是合理的。但是，日本没有考虑时滞效应的影响，在短期内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内5次下调利率，紧接着过度收紧，13个月里连续5次上调利率。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使得市场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等时滞效应显现出来，经济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经济硬着陆。因此，当局应奉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过度频繁的政策调整导致经济的大幅波动，将经济波动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其次，重视产业结构调整。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使得日本对出口过度依赖，而又由于日本的出口市场过于单一，导致日本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此外，大量热钱涌入股票及房地产市场而并没有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都体现了日本的投资及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与日本类似，中国也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对于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则明显具有比较劣势。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在保证传统制造业正常发展的同时鼓励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稳中提质，提升贸易附加值水平，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優化出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此外，中国应健全国内的金融制度，扩大其他领域的发展，刺激内需，使得三驾马车并驾齐驱，避免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的房价已经偏高，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避免泡沫的过度堆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各经济主体间的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因此，中国应坚持扩大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努力维护国际间的经贸秩序，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应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分散可能发生的局部风险。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等贸易伙伴的贸易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对三者的贸易额分别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5.7%、13.5%和7%。同时，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外贸增速也十分明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增速分别为9.7%、7.4%、9%，均超过全国进出口的整体增速。与新兴市场的贸易合作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三、总结

当前的局势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有利因素。国际经济形势稍有缓和，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六稳”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的经济正逐渐走向平衡。当前的经济形势在给与中国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建立防范潜在冲击的缓冲机制以规避风险应对国际上的威胁，同时抓住机遇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进程，对我国未来的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英.“广场协议”的背景、实质及实施效果分析[D].天津财经大学，2009，5

[2] 毛琰.“广场协议”后日本货币政策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D].南京大学，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