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能主义理论视角下贫困山区的反贫困实践

2019-09-12 12:19汪兰兰

大经贸 2019年7期

汪兰兰

【摘要】当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脱贫的难度更高，成本也更大。贫困不仅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影响国家的政权和社会稳定，因此贫困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相关组织，更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民生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专业和职业，在反贫困领域肩负着不可忽视的责任和力量。

本文从脱贫攻坚冲刺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出发，在梳理反贫困相关理论和分析增能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调研的实践经验，对贫困山区的贫困问题、潜在的资源和能力、脱贫过程中的难点与痛点、反贫困策略实施过程及其优势与不足进行全面阐述和深入分析，并从弱势群体重点帮扶、家庭合力、区域特色、文化提升四个角度提出增能策略。

【关键词】增能主义反贫困精准扶贫

一、Y贫困山区的贫困现状

吴国宝从扶贫战略研究的角度将贫困归结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能力约束型贫困;另一种是资源或条件制约型贫困。1

（一）能力约束型贫困

能力约束型贫困是指由贫困人口或贫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缺乏正常的体力、智力和必要的专业技能所引起的贫困，它表现为个体贫困。

1、健康风险

健康的身体状态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贫困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其陷入和走出贫困都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经济、观念、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贫困地区的健康风险要高于非贫困地区。Y贫困山区的健康风险主要表现在预防、救治和康复三个方面：首先，预防意识弱。我国医疗救助都是属于事中和事后的救助，很少有事前救助。2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等确实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医疗保障，但是薄弱的疾病预防意识使得很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一再发生。其次，就医条件差。Y山区本地医疗资源匮乏，无法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当地农户表示“小病靠土方，大病转外地”，但是外地就医也存在交通不便、医保定点报销、花销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最后，康复水平低。Y地区专业康复机构少，专业人员匮乏，有康复需求的个人和家庭无处寻求相关服务;由于康复保障水平低，贫困群众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成本，无限缩短康复周期;而且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康复制度。

2、能力低下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并不仅仅局限于收入的低下，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功能和能力问题，功能的缺失反映了人们外显的生活状态的窘迫，能力匮乏体现着人们谋求自身福祉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3这里主要探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贫困群体由于长期处于贫困、无权状态而被“边缘化”，导致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而能力不足又增加了获取资源和机会的难度，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脱贫能力的挖掘与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社会工作非常注重发掘和发挥服务对象的潜能，强调与服务对象一同解决问题。

（二）条件制约型贫困

条件制约型贫困是指由资金、土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原因导致的贫困，它通常表现为区域性贫困。

1、区域环境

贫困具有空间属性，空间因素在中国农村贫困中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4Y地区区域环境劣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该地区位于中部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少经济支柱性产业带动。其次，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可耕种面积小，自然资源单一，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2、支持不足

Y山区为贫困县，政府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都有相关的扶贫政策，但这些正式支持常由于贫困识别不精准、政策宣传不到位、扶贫措施匹配度不高等原因而打了折扣。非正式支持系统的情况更不乐观，贫困群体的非正式支持网络的质量普遍低于非贫困群体。

3、文化滞后

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信息通信、交通物流、人力资源等文化产业发展要素的基础条件严重欠缺，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5因此，贫困地区积极的区域文化氛围难以形成，文化上的滞后拖慢了脱贫的步伐，从长远看来，还种下了贫困代际传递的种子。

二、增能主义理论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路径

“增能”是由英文“Empowerment”翻译而来，它强调增强社会主体确定和达到既定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激发其潜在的优势和要素，使他们能完成行动过程并实现目标。增能所关注的焦点是服务对象的能力从无到有或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强调服务对象自身优势和能量的积累与发挥，实现积极的自觉能动过程。6

（一）弱势群体增能

增能主义理论下的社会工作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增强其自身权力的能力，弱势群体也不例外，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就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

首先，建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是协助服务对象发觉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主体，社工只是分享知識和技巧的同行者和引领者。这与参与式扶贫开发的理念不谋而合，要求贫困群众主动参与到脱贫行动中来，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接受政策安排。

其次，培养主体能力。将主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还需要一定的媒介，这就是主体能力，只有促进形成主体能力才能建立增能的长效机制。但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双方共进的个性化过程，社工需要采用个案管理的方式因人施策、就地取材。

最后，链接各方资源。贫困人群本身就处于弱势，其中残疾、重病等特殊群体更是弱势中的弱势，为此类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对社工的跨文化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作中常需要链接扶贫办、残联、康复机构、医疗部门、公益团体、爱心人士等社会资源，从而帮助服务对象提高自己的能力，掌握摆脱困境的知识和技巧。

（二）家庭增能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我国界定贫困的最小单位，可是在扶贫过程中却对整个家庭协作运转产生的效能重视不够，因此必须而以整个家庭作为考量单位，力求家庭合力最大化，从而实现整个家庭的增能。

首先，优化家庭分工。根据各家庭成员能力、特点、自身资源而不是“男主外，女主內”等传统观念来完成夫妻分工和代际分工，不埋没女性和老年人口的价值，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优化配置家庭人力资本和资源，进而转化为共同的家庭利益。

其次，提升家庭功能。家庭主要有六大功能：生殖功能、抚养和赡养功能、经济功能、卫生保健功能、社会化功能、情感交往功能，在反贫困情境中，不仅要发挥家庭经济类功能，还要注重情感类功能的推动作用，家庭成员彼此支持和鼓励能帮助整个家庭更有信心和动力向贫困宣战。

最后，营造家庭文化。家庭的文化氛围是由每个家庭成员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碰撞、融合而逐渐形成，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成员的思想和行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就是在打造优质的非正式支持网络，积蓄反贫困的软力量，培育提高脱贫能力的肥沃土壤。

（三）区域增能

贫困地区一直被认为是国家整体发展的短板和负累，因此被忽略了其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用增能主义视角来看待贫困地区就会发现当地蕴含着最适宜的脱贫资源和方法。

首先，顺应生态环境。继续实行易地搬迁制度，一方面缓解贫困人口的生态压力，另一方面转移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在搬出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探索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扶贫模式和脱贫路径;在搬入地，协助贫困人口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增强其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新环境中获得新生。

其次，经济驱动发展。一方面，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将产业扶贫与市场经济体制融合起来;另一方面，挖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种植，特色旅游开发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区域经济开发。社工在这过程中可以通过实地走访，撰写资源评估报告;为产业创新建言献策;与贫困户协商、定制产业发展规划;搭建贫困户与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等等。

最后，跨区域协同开发。区域性整体贫困跨省、市、县等多个行政区域和层级，涉及教育、卫生、文化、农业、交通、水利等多个部门，这就要求不同行政区域和层级政府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四）文化增能

文化增能往往能够用较少的经济投入，获取较高的产出和回报，通过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习俗、心态及价值观念，为彻底扭转贫困奠定文化基础，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要求。

首先，建设精神文明。解决贫困问题要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两手抓、两手硬。建设精神文明要在继承中发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结合时代新特点，树立正确文化价值观念，包括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人社合一的幸福观、勤恳踏实的劳动观、物质精神并重的消费观、优生优育的生育观等。

其次，培育文化资本。培育文化资本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存量，继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改造成顺应时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增强文化活力，活跃文化氛围。此外，虽然培育文化资本的目的远远高于创造经济价值，但就贫困地区现实性、紧迫性的脱贫需求而言，打造文化软实力向经济硬实力的转换机制是有必要的。

最后，加强制度设计。只有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和保护，文化增能才能更加规范、有保障、受认可。从文化人才培养、文化教育投入、文化组织管理、文化产业发展等多个层面的制度设计都有待于完善和系统化。

结语

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是必要且可行的，增能主义理论在反贫困领域中也有其广泛的适用性。本文从弱势群体重点帮扶、家庭合力、区域特色、文化提升四个层面阐述“增能式扶贫”的可行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我国语境下，“增能式脱贫”不能脱离“合作式脱贫”，强调增强贫困群众、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的高度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无需争取外在资源和支持来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保驾护航，恰恰相反，增能主义视角对贫困问题的界定和解决也充分认识到外部保障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要在“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中去寻找增能的切入点和脱贫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吴国宝. 对中国扶贫战略的简评[J].中国农村经济，1996（08）：29-33.

[2] 李欣，陈淑君.精准扶贫背景下黑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研究[J].市场研究，2018（02）：45-46.

[3]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91

[4] 陈全功，程蹊.空间贫困及其政策含义[J].贵州社会科学，2010（08）：87-92.

[5] 张祝平.我国贫困地区文化贫困因素及文化扶贫对策[J].行政管理改革，2018（06）：60-65.

[6] 袁方成.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J].行政论坛，2019，26（01）：80-85.

[7] 丁静.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J].中州学刊，2014（04）：82-85.

[8] 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 2004年第12期。

[9] 谭祖雪，张江龙.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6.

[1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7[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95.

[11] 王玉福，闫艳.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成就·经验[J].理论导刊，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