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父母温暖的调节作用

吴妮妮 黄楚缤

【摘 要】 本研究以广东省某所中学425名高二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以及父母温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存在显著负相关;父母温暖在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父母温暖水平较低时，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负相关显著，即共情能力越强，受网络欺凌越少;而当父母温暖较高时，共情与受网络欺凌无关。本研究表明，培养中学生的共情能力是减少受网络欺凌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对于感知到父母温暖比较低的中学生而言尤为重要。

【关键词】 共情 父母温暖 受网络欺凌

1.前言

近年来，网络带给人们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恶性的网络欺凌事件，有效预防和杜绝网络欺凌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研究主题。不少研究者近年来关注网络欺凌与被欺凌的影响因素。其中关于网络被欺凌的研究发现，受欺凌者的共情水平普遍比没有涉及网络欺凌的人要低[1]。然而也有其他研究发现，受欺凌者的共情水平与一般人无异[2]。鉴于以往研究关关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关系不一致的结果，由此推断可能存在制约两者关系的变量。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不仅与个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也受到个体特点与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影响[3]。可见，网络受欺凌可能不仅与共情有关，还跟共情与某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有关。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因素如父母的温暖关爱有可能是重要的环境变量。本研究拟探讨中学生共情能力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并揭示父母温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为减少网络受欺凌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1.1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

网络欺凌是互联网时代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反社会现象。网络欺凌是一种个体以某些电子手段恶意且反复地伤害他人的行为，而受网络欺凌则是指个体在网络交流过程中被他人以电子手段蓄意且反复伤害的现象[4]。共情作为个体因素之一，是影响受网络欺凌的重要变量。共情是认知、理解、分享他人情绪和感觉的一种能力[5]，可分为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共情是指理解他人的信念、情感和意图，情感共情是指感受和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6]。线索过滤理论和观点采择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线索过滤理论认为，由于网络空间的特征，网上交际是以身体缺场为前提的，这导致网络人际互动与传统交往相比缺少了很多线索，个体在网络互动情景中对目标、语气和内容的判断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更多的去个性化行为[7]。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个人信息大幅度减少，而在互联网终端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的真实信息被隐藏，导致其交往过程中社会线索的减少[8]。共情需要依赖一定的情景线索[9]，对他人进行准确共情更需要借助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人际距离等线索[10]，因此对于低共情能力的人来说，他们的情绪加工能力较弱。此外，网络中可以帮助共情的社会线索大幅度减少，因此受网络欺凌的概率就会上升。观点采择理论可以从共情的认知层面去解释低共情对受网络欺凌概率的影响。该理论强调个体通过相关信息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做出反应的能力。在网络环境下，人们的文字信息碎片化且存在延迟，因此低共情的人可能无法通过有限的文字信息去推断他人的意图，更容易产生误解或者作出不恰当的回应，并遭受到来自网络另一方的言语攻击等欺凌。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低共情能力将增加受网络欺凌的概率。目前已有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受网络欺凌者的共情水平与没有涉及网络欺凌的人无异[2]，即共情与是否被网络欺凌没有显著相关。由此可推断，存在其他变量制约着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

1.2 父母温暖的调节作用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环境以及个体因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发展[3]。家庭是重要的环境变量之一。其中，父母的温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方式，可能是减少个体受网络欺凌的关键因素。父母通过给予中学生更多的支持和关心，有助于规范中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而防御或减少中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受到欺凌。有研究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父母温暖对中学生网络欺凌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3]。已有研究证明了父母温暖在预防网絡欺凌中的关键作用，但并未探讨父母温暖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受网络欺凌的影响。在父母温暖的不同水平下，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负相关可能存在不同。在低父母温暖的情况下，父母对中学生的关注减少，中学生只能凭借现有的共情能力去应对网络环境，那么受到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就与其共情水平有很大相关。在高父母温暖的情况下，父母对中学生的关怀备至，能及时察觉中学生是否有遭受到网络欺凌，并能做出保护和引导，共情与网络欺凌的关系可能减弱。

1.3本研究拟探讨的问题及假设

鉴于以往研究关于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关系不一致的结果，本研究拟揭示两者关系中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父母温暖，构建以下的模型图：

本研究假设如下：

（1）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呈显著负相关（假设一）

（2）当父母温暖较少（vs.高）时，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负相关更强（假设二）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一所县城中学高二年级525名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对空白问卷和规律作答的问卷等数据不能采用的问卷进行剔除后，得到有效数据共426份，其中男生226人（52.8%），女生200人（46.7%），平均年龄为17.61岁（SD = 0.54）。

2.2 研究工具

2.2.1受网络欺凌问卷

采用Hinduja和Patchin在2013年编制的网络欺凌问卷[13]。该量表共9题，测量参与调查者过去30天可能经受过的9种不同的网络欺凌行为，采用 Likert 5点计分，数字 1-5 分别表示“从不” “1次” “有时”“经常”“每天”。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为0.82。

2.2.2 Jollife基本共情量表（2006）

采用夏丹（2011）[14]改编成中文版Jollife[15]基本共情量表，该量表共 20 题，分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维度，其中认知共情 9个条目，情感共情 11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点计分，数字 1-5 分别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共情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为 0.73。

2.2.3父母温暖问卷

采用Robbins[16]在1994年编制的感知父母量表（Perception of Parents Scales）的父母温暖维度的题目，共6题，采用5点计分法，数字1-5分别表示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父母温暖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为0.82。

2.3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先由该校心理老师通知学生填写问卷，再由主试到班上说明指导语并发放问卷，被试根据个人意愿在课堂填写完毕后，上交给主试。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通过SPSS 19.0完成。

3.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矩阵如表1 所示，结果表明，共情与受网络欺凌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父母温暖与受网络欺凌无关。鉴于性别与受网络欺凌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将性别列为控制变量。

3.2父母温暖在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控制了性别变量后，分析父母温暖是否在受网络欺凌对共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首先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其次通过SPSS，建立受网络欺凌对共情、父母温暖及其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发现，共情对受网络欺凌存在显著负相关（β = -.11，p = .02），父母温暖对共情无显著相关（β = .09， p = .054），父母温暖与共情的交互作用与受网络欺凌有显著相关（β = .09，p = .048），这说明父母温暖在共情和受网络欺凌之间起调节作用。如表2所示：

以高于、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基准，将父母温暖进行高低分组，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考察不同水平父母温暖对共情与受网络欺凌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由图2所示，对于感知到父母温暖较高的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负相关不显著（β = -.02， p = .77）;而感知到指父母温暖较低的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负相关显著（β = -.20， p =.002）。

图2 父母温暖在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warm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cyber-victimization

4.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以及父母温暖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共情能力对受网络欺凌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母温暖在上述关系中扮演调节作用的角色。本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网络欺凌的认识，了解了受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预防和杜绝受网络欺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1.中学生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

本研究以高中生为被试，探讨了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与研究假设一致，本研究发现共情能力越低，受到的网络欺凌越多。该结果与以往关于共情对受网络欺凌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17]。这可能是因为网络环境中实时互动信息线索大幅度减少，对于共情能力低的中学生，在认知上他们难以凭借少量的信息理解他人的处境，导致误解或矛盾的发生，进而容易遭到他人的欺凌。相反，共情水平高的中学生，能更好解读他人的情绪反应，进而采取更恰当的行为避免与他人发生矛盾或者远离那些恶性网络欺凌事件。

4.2父母温暖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温暖在共情和受网络欺凌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父母温暖的水平较低，共情与受网络欺凌行为的显著负相关，即共情能力越强，受网络欺凌行为越低。当父母温暖的水平较高时，共情与受网络欺凌行为无关。該结果表明，对于父母温暖低的中学生而言， 他们的共情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该结果也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表明受网络欺凌不仅与个体因素（共情能力）有关，也会受到外部环境与个体因素（共情）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尤其对于感知到父母温暖比较低的中学生来说尤为必要。

4.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可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首先，本研究数据均来自自我报告，考虑到社会期望效应等因素，今后可综合不同信息渠道收集数据，以使测量数据更客观可信。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法，难以揭示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关系。今后可采取纵向研究以更好地揭示变量的关系。另外，由于调查的对象是高二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在学校生活的时间较长，受学校环境尤其适合同龄人和老师的影响也比较大，今后可深入考察同龄人与老师的支持力量是否可以成为保护因素，探讨一个更加全面的防治网络欺凌的方案，保护中学生的身心健康。

5.结论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共情与受网络欺凌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共情能力越低，受欺凌程度越高。

（2）父母温暖显著调节共情与受网络欺凌的关系。当父母温暖低时候，共情对受网络欺凌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当父母温暖高时，共情与受网络欺凌关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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