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北大校长的易位

2019-09-18 02:09:41 读书文摘 2019年9期

李传玺

1945年上半年,北大的教授们虽然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仍不停地听到日本要不了多久就要战败的消息,就在他们满怀喜悦地期待胜利到来和北迁复校的时刻,又传来了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消息。他们对此不解、不满,然后又满心期望、极力争取胡适回来出任校长,他们甚至以“火德三炎,非先生德望无以济事”来表示期望的心愿。

一、蒋梦麟突然就任行政院秘书长

从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的日记可看出,北大教授们最早得知蒋梦麟可能要担任政府要职是在此时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5月5日—5月21日)上。5月28日,郑天挺日记记道:“枚荪自重庆还,谈久之,”“枚荪言重庆消息,宋子文将请孟邻师为行政院秘书长,师已允之。”枚荪即周枚荪 (法学院院长),“自重庆还”就是参加了国民党代表大会回来。6月10日,这个消息得到陈雪屏 (教育学系教授) 的证实,郑天挺日记记道:“十二时雪屏还,言孟邻师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传甚盛,宋在美确有电来,今宋已正式任命,恐更难辞。”26日,北大看到了正式任命,郑天挺日记说:“孟邻师已发表行政院秘书长并视事。”就是说已走马上任了。

对蒋梦麟一直很尊敬的郑天挺对此十分不解,并认为是个耻辱。他5月28日一听到这个消息,即在日记中评价道:“余疑其不确。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且学校之耻。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6月10日,消息得到陈雪屏证实后,郑天挺进一步分析:“近日各部事均由院作最后决定,其职甚重,故必老成硕望者任之。且宋将来必时常在外,镇守之职尤要,故多盼师能就此。然余意此事究系幕僚职事,与政务官不同。且师年已六十,若事事躬亲,亦非所以敬老之意。若裁决其大者,则必需有极精强部属,求之旧人,可谓一无其选,余绝不能更为此事也。为师计,殊不宜。”21日,在与蒋梦麟夫人陶曾谷谈到此事时,他仍然要即将去重庆的陶夫人劝蒋梦麟不要就任:“此是事务官,未免太苦。且师十五六年前已作过部长,此时校长地位不低,何必更弃而作秘书长哉!”蒋梦麟1928年10月就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应该说,郑天挺的分析非常切实在理,也代表了此时北大许多教授的心理。

但众人分析、不解是一回事,蒋梦麟还真就干了。不仅干了,而且对这些年一直与他同甘共苦的同事們不作任何通气。北大教授们对蒋为北大做出的贡献非常敬佩,但对他抗战以来在学校的表现特别是陶夫人与教授们的不睦很有意见。现在这样做,只能让北大同仁们气恼。1944年12月,蒋梦麟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国际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兼中国分会会长。1945年6月14日,蒋梦麟动身回国,大家都期望他能先来昆明看望大家,并对大家说明一下出任秘书长的原因,以及接下来北大有关事务的安排,特别是继任校长人选以及复校等问题。许多人在心里盘算他“计程二十一二日可到昆”。让大家失望并气恼的是,他20日和宋子文同乘专机直飞重庆,昆明根本没停。这让大家十分怀疑北大和北大这些同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与分量。郑天挺这位铁杆挺师派有意见,周枚荪更是“于师此次就任前未能先将北大事作一安排深致不满”。傅斯年 (此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也对胡适说:“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们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到行政院,事前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人无信 (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能做到。于是昆明人吵起来了”。

二、北大教授们开始自主选择校长

既然这样,北大教授们自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了。一是要蒋梦麟辞职,二是一致推举胡适担任校长。

当得知蒋梦麟直接飞到重庆时,作为北大秘书长,实际主持北大工作的郑天挺就忍不住写了封信,表达既是自己也是同仁们的意见,首先提出了自己关于继任校长的想法:“书谈三事:一、同人属望甚殷,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二、为将来复校方便计,联大以仍用委员制为宜;三、提胡适之师为继任人。”信写好后,郑将之交给第二天将去重庆的陶曾谷。继之他又写封信给傅斯年,将后面两点郑重向傅斯年提出,并托他向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提出:因当时北大校长还须国民政府任命,同时朱家骅很得蒋介石“支持”。可6月27日,蒋梦麟向 《大公报》 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继续兼任北大校长职务。这一下让北大教授更为不满。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这还是蒋梦麟当教育部长时规定的,现在自己却要打破这一规定,岂不笑话。看到报纸后,郑天挺“甚忧之”,周枚荪直接表示“今后北大应由胡适之师主持,孟邻师不宜更回”。

在这种情况下,郑天挺只好再写一信给蒋梦麟表达自己的看法:“月来同人相晤,莫不以吾师归期相询,念之殷,不免盼之切。尚请吾师于百忙之中抽暇致同人一书,可由枚荪转,说明被强邀赴渝,未及在昆下机之故,以慰同人殷勤之望。近日偶与同人谈及,莫不以联大改制为虑。联大常委原由部令发表,如师一时不克返昆,可否请胡先生代理,胡先生未还以前由枚荪暂代?或胡先生暂时不能还,即由部令枚荪代理,以安同人之心。”恰在此时,蒋梦麟给郑天挺来了一信,信中除了说了些在美情形,就是简单交待北大参与联大事情由周枚荪代理,北大的事由郑负责。不仅没说为什么要接任行政院秘书长,为什么回来没先到昆明先回北大,而且对校长继任事也没说。既然有人事问题,虽然是私信,但郑天挺还是把信给钱端升、周枚荪等人看了。还是因为人事问题,周枚荪建议召开北大校务谈话会,把信中内容对大家传达一下,更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还有就是对学年末学校有关事务进行讨论。

6月30日下午四点,谈话会召开,由周枚荪主持。由于气氛热烈,发言火爆,吴之椿提议转成正式教授会,以形成正式决议。此议获得通过。吴之椿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很激烈,并把会议引向了群情慷慨的轨道。他说:行政与教育不应混而为一,原则上校长不应由行政官兼任,传统上北大无此先例,且反对此种方法最久,表示坚决反对。之后又提议以正式教授会名义,一电孟邻先生,请其即归,一电适之先生,请其即回。周枚荪数度发言,每次发言都带着强烈的感情,他说孟邻先生此次未能先回昆明与同人一商,实属错误;孟邻先生太粗心,细密处全未考虑,请孟邻先生要做官就做官。毛子水原则赞成蒋梦麟不兼的提议,但对把胡适先生请回来又有不同意见,他觉得胡先生回来还是去问政的好,不主张他回来办学。钱端升报告了在美国与胡适先生晤商的情形,认为胡适在本年11月前绝对不可能回来,如请他回来,还是用私人名义,不要以教授会名义。言下之意,一是蒋校长还没有辞职,太正式了,于蒋面子上不好看,同时还要国民政府同意,万一通不过,学校与胡先生两方面均不好看。汤用彤(联大文学院院长)同意吴之椿的提议,蒋梦麟应辞职不兼,也同意请胡适回来,认为“适之先生气魄大,不惟可以领导文学院,并可领导理、法学院”,但又认为请胡适回来用语应斟酌,要让大家觉得“非为蒋先生事”,“亦与校长无关,应分别观之”,也就是要给蒋梦麟留足面子。一番争执后,大家形成了两个共识,由周枚荪、钱端升和郑天挺三个人电请胡适先生回国领导学术工作,托周枚荪将会场“情绪”转达给蒋梦麟。

三、蒋梦麟、胡适二人的态度

在这之前,北大同人就已经开始期盼胡适先生回来了。5月2日,郑天挺日记记道:“枚、端两君已电适之先生,促归,以出席参政会为言。余则深望其来北大讲学,并发扬之也。”5日,吴文藻先生从印度飞回,在昆明停歇:吴文藻告诉郑天挺、吴晗他们,适之师可能夏间返国。这期间,周枚荪与钱端升又致电胡适,就学校教育问题进言。

这边大家在期待蒋梦麟辞职、胡适归来。可这二人到底态度如何呢?

傅斯年出面了。他特意去看望了蒋梦麟一次,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态度,并劝说他辞职。根据7月7日陶曾谷回来后与郑天挺的交谈记录,“孟真往晤,谈及北大同人欲其辞职,甚伤心,彻夜未眠。”傅斯年对此次晤谈的说法是蒋梦麟“发一小气”。后来,傅斯年曾对胡适分析这段时间蒋梦麟为什么不说继任校长的事,“孟邻先生最初态度甚好,近反若有所芥蒂,大约又是陶曾谷的把戏。也许行政院已经无趣了,故心理如此”。也就是说蒋梦麟怀揣着一个动机:一旦在行政院干得不投机不愉快,则立即折回头。不说校长继任的事,實则为自己留一后路。但蒋梦麟毕竟是一个纯正的教育家,也是曾经的规则制定者,更不是一个强烈恋栈者,既然北大同人认为他应该遵守规定,接到郑天挺的信,得知北大教授会的意见,又有了傅斯年这次“面晤”,由此下定了辞职的决心,并让陶夫人把信息带回北大。7月25日,钱端升也从重庆带回信息,说蒋梦麟“辞意甚坚”。

得知这个信息,傅斯年随即致信蒋梦麟,对他进行了高度称赞,信的开头说:“时势推移,先生被征入政府。一时同人不获常承教益,而学校于此复员中失去先生之领导,衷心忡郁,曷可胜言。”然后从四个方面对蒋梦麟对北大做出的贡献作了推崇,最后借胡适的话将他与蔡元培作了类比:“若夫胸怀之广博,接士之宽容,举大而不务小,明断而不察察,则胡适之先生前谓先生独传蔡先生之遗风云者,而吾辈亦久以为定论矣,此尤不能忘者也。今先生虽不能却蒲轮之征,然先生与北大共休戚者二十有六年矣,一旦得息仔肩,自必重回吾校,以为同人之表,诸生之师。北大者,先生之家园,亦先生宜将终老者矣。”8月6日,蒋梦麟回到北大,一见到郑天挺,即说决辞北大校长,“以为如此始能使校内校外无事,若更兼,不惟与自己以往主张不同,且万一有人指摘,校内校外均无以自解”。关于继任人选,决请胡适先生继任,未到前以汤用彤代理。7日下午,北大召开会议,欢迎蒋梦麟归来,会上蒋梦麟正式将自己的观点推出。汤用彤坚决不愿代理,其他人都开始担心胡适愿不愿意接手北大,回到这个让他暴得大名的中国第一大学了。

毛子水7月份曾接到胡适的信,信中胡适表示暂欲留美研究,并已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准备去那里讲学半年,对继任校长一事,表示“我此时忍心害理,冒偷懒怕吃苦的责备,也许还可以为北大保留一员老战将,将来还可以教出几个学生来报答北大”,认为还是让蒋梦麟继续兼任的好。而蒋梦麟通过在美与胡适的交往,对胡适回来与否表示怀疑。郑天挺日记说:“又言胡适之师近年对于一切均有坚定之意见,于北大事甚不热心。师此次在美与之谈学生训练须重逻辑数理等科,又与之商请教员诸事,胡师均不感兴趣。”由此大家又都开始担心,这边蒋梦麟辞了,那边胡适又不干,还有万一国民政府不同意,那时“换一不相干之人来长校,将不堪设想”,与其那样,还不如让蒋梦麟继续兼任。7月9日,钱端升致电胡适:“北大孟邻无法兼,这是客观的结论。将来不论如何决定,北大是少不了你的,你不能长期与青年隔离的。这也是客观的结论。我意你一定可以胜任飞行,医言不必重视。这是主观的,但不见得错。”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端升和胡适一同被派往美国进行战时公共外交,同胡适很熟,也知道胡适那时累出了心脏病,医生告诫他不适宜飞行,所以话说得直白,要他不能因为太在意医生的话而放弃为国应承担的责任。周枚荪8月1日致信胡适:“梦麟先生到行政院,如要解除北大职务,则北大必须后继有人,而此间北大朋友,以为复兴北大,非兄莫属。恐此亦不容兄久在国外坐视者也。”这两封信应该是教授会开过后根据会议要求写的。8月8日,堂内弟江泽涵致信胡适,信的内容是说江冬秀回乡的事,最后有个附言,说了教授会的情形,无疑也是在劝胡适做好回国的准备:“昨天蒋校长在昆明请北大教授茶会。他说骝先 (朱家骅)、孟真 (傅斯年)两先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任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他说他从前未想到此点,故打算兼任,现在他觉得必须辞职了。他说,大概要你做北大校长,在你回国前,要派人代理。他说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

这个时候傅斯年又站出来了,他还要再加一把火。8月中旬,他开始写信给北大同人们,要他们分头写信给胡适先生,劝先生抓紧时间回国任北大校长。不知是大家伙没写还是怎么着,如今连傅斯年写给郑天挺等北大同人的信都已经寻不着,只在郑天挺日记中留下了这么一句“史实”。而胡适先生的日记平时看着比较多比较全,但每到关键时刻,无论是纯属他个人的还是他对于国家的,往往都付之阙如,1945年这一年他竟然没有一页日记,来往信件竟然也极少保存下来。但不管怎么样,他通过周、钱等人的信应该完全知道了北大发生的变化以及众人对他的期待。

由于北大校长还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认可,胡适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表态呢,同意,如果教育部然后是蒋介石不同意,那时他何以自处?要知道此时行政院院长是宋子文,两人在抗战使美期间可是相处不睦,还有蒋介石,此时选择舅爷当行政院长,有此舅爷在身边,会对他有好感么,何况在任大使期间他常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适也只能保持沉默。北大尤其是对此事极其热心的傅斯年应该知道这些。既然如此,那就上报和争取教育部和蒋介石同意吧。

四、傅斯年、朱家骅二人的努力

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 (字骝先) 对胡适先生相当尊敬,也知道北大同人的心愿,他自己也极其认可此时的北大校长非胡适先生莫属,所以和傅斯年两人说到此事便一拍即合。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逝世后,朱家骅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地主张。”教育部很快顺利通过,可上报到蒋介石那儿出了问题。蒋介石并不太愿意让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他知道胡适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在人权与约法问题上给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制造的难题与麻烦:虽然1932年底两人见面了,经过相谈基本上得以相互理解,胡适也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到对政府的支持上来: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能够听从国民政府的征召,奔赴美国从事公共外交,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同与支持,然后又出任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援助起到了开启闸门的作用。但他更知道,胡适有着他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教父的坚韧个性,并不像其他被网罗到政府中来的知识分子那样顺从听话;同时,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之后北方的学生运动也往往由北大策动。抗战胜利了,和平建国即将开始,有必要再度借重胡适,也须借重胡适拉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把全中国最重要的这样一所大学,特别是还有运动传统的北大交给胡适,蒋介石并不放心。

按照程序,当教育部报告写好后,朱家骅亲自送了过去。从傅斯年8月1日写给夫人俞大綵信谈到此次会面情况看,朱家骅这次上报时间应该是7月31日,因1日是星期三,傅斯年说自己星期一即7月30日去见过蒋介石,蒋介石关心傅斯年去美国诊治高血压,并没有说到北大校长事,如果这之前朱家骅去汇报了,应该会谈及。蒋介石拿到报告一看,沉吟半晌,竟然没说话。朱家骅仍然没退,继续候在那儿期待他有个态度,蒋介石只好说了这么一句:“任傅孟真如何?”看蒋介石表态了,朱家骅立即退了出来,并很快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傅斯年。傅斯年一听,他当然得感谢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虽然他数度炮轰蒋介石的大连襟孔祥熙,并将他赶了下来,但他自己一直在说“吾辈毕业同学最好不必代”,现在竟然自己去干校长,自己最卫护的胡适怎么想呢?他在给夫人信中也如此袒露了心声:“下周还可发表北大事 (孟邻出缺),我们大家推适之先生,骝先陈之蒋先生。蒋先生提我,我自然不会干,你放心,只是又须写信麻烦一场而已。”

傅斯年给蒋介石的信表现了他不重名利且为教育宁愿牺牲自己的品格:“主席钧鉴: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謂蒋梦麟先生之北大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骝先先生勉之再三,云意出钧裁,强为其难。伏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未蒙显斥,转荷礼遇之隆,衷心感激,为日久矣。今复蒙眷顾,感怀知遇,没齿难忘。惟斯年赋质愚戆,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屡加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于胜利欢腾之后,亦思觅地静养之途。家族亲友咸以为言。若忽任校务,必有不测,此又求主席鉴谅者也。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关切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嘉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治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近年养病留美,其政府社会询咨如昔,有助于国家多矣。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信署的日期是8月17日。结合8月1日给夫人的信,可能傅斯年这期间想写一直未写,直到17日。而17日为什么又写了呢?看此信的开头,“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可能在这段时间,关于北大校长问题又曾发生这样的故事,得知傅斯年不愿出任,朱家骅可能又去请示蒋介石,而蒋介石似在书面请示上作了由傅斯年担任的批示。正是有这个批示,才有朱家骅认为是最后决定,所以才有朱家骅“勉之再三,云意出钧裁,强为其难”的话。也可能正是看到这个批示,才促使傅斯年拿起笔,饱蘸着感情写了此信。信中,他对蒋介石表达了感激之情,充分阐述了自己不能出任的理由,从五个方面郑重且全面地推介了老师胡适先生,一是北大所有教授及一切关注此事的人的期盼,二是胡适的声誉,三是如任命胡适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四是胡适曾对国家特别是抗战前抵抗分裂图谋做出过重大贡献,五是胡适之任职于今后可能有裨大局者。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态度之坚决,以及坚持推荐老师胡适的意向之坚定。

后来傅斯年对这封信有这样的存注:“此信曾托道藩送去一份,越数日,道藩一问则未见,只说无结果。故又写此一份。以后两次吃饭,皆因说他事未拿出此信,旋即解决矣。”根据存注,可以看出,信写好后,傅斯年托张道藩送给了蒋介石。过了几天,没消息,张道藩只好说此事可能不会有其他结果了。于是傅斯年又把此信抄了一份,准备再呈上。没想到很快解决了,即同意胡适先生担任北大校长。郑天挺日记对此事作了印证,并对最后解决作了补充:“枚荪自重庆还,谈到十时还。据言骝先已向最高提出胡先生为北大校长,最高未答,而云‘任孟真何如,骝先乃退,以告孟真,孟真乃上书最高,言身体不能胜任,并言胡先生之宜,且可协助政府。此书托张道藩转陈,数日无消息,遂复缮一份再托人面陈。于是骝先再往推荐,最高答云‘适之出国久,情形或不熟悉,骝先为之解释,乃出,前日以告孟真,谓有八九成希望矣。”根据郑天挺日记,朱家骅可能于8月26日又一次去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汇报并推荐胡适。蒋介石了解傅斯年的个性,不愿干的怎么都不可能使之屈服,比如批孔祥熙,蒋曾劝他:你相信我,就应该相信我任用的人,他居然这样回答,我可以相信你,但因此说我应该相信你任用的人,砍掉脑袋也不行。看来只有顺从他们的意愿答应他们了,于是就用一句“适之出国久,情形或不熟悉”来给自己转圜圆场。朱家骅一听明白了,赶紧再替胡适作解释,然后出来告诉傅斯年应该成功了。

五、胡适出任校长的根本原因

9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准予蒋梦麟免职,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未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

任命一出,社会反响强烈。傅斯年在10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个办法,校中同人、校外关切者高兴得要命,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凶猛 (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因而疑虑。”也就是说,以两人的关系,应该搭配协调得非常和谐:以胡适的名头和声望,以傅斯年的雷霆万钧之力,北大在复员过程中一定会推进得非常顺利,北大也一定会在复员之后迎来一个崭新复兴。

随之,段锡朋、吴景超、周枚荪、罗庸、傅斯年、郑天挺联名致电胡适:“北大教授一致推举先生继孟邻先生任校长,今日已发表,各地同学及友人无不欣悦。火德三炎,非先生德望无以济事,幸早返国,极盼。”同时傅斯年自己又给老师一电,除了表示极盼老师早归之外,也表示自己“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超过三个月”,还对拟增设医、农、工三院提出了初步设想。他还将其他数事商之于老师:“林可胜主张以协和为北大医科,乞在美进行。化工系可与侯德榜一商。此时恐非在美捐款及订购书籍、仪器不可;聘请教员,亦须在美着手,乞先生即日进行”。应该说以傅斯年雷厉风行的风格,他已经进入了角色,并为老师开路了。

只是这个角色真的害苦了傅斯年。他本来是想抗战胜利后立即去美治疗高血压的,为此,只好耽搁了下来。他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说:“我本来身体极坏,早已预备好,仗一打完,便往美国住医院,乃忽然背道而驰,能支持下与否,全未可知,即送了命亦大有可能,大綵为此由李庄跑来,一连教训三天,最后付之一叹而已。”傅斯年的精神确实可佩。1950年底,傅斯年突然去世,与此应该有很大关系。

胡适最后出任北大校长,可以看出他在国人、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北大教授心目中的位置。究其缘由,当然有朱家骅凭借蒋介石信任对他的不懈推荐,更有傅斯年宁愿牺牲自己的坚持。不过,更深层的是北大教授们对教授治校、教育神圣地位的维护。试想,没有他们的选择,蒋梦麟可能“忘”了自己当初制定的规则,傅斯年和朱家骅在举荐胡适时也不可能会有那么深厚的底气。

(选自《书屋》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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