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两对夫妇外交家

2019-09-18 02:09:41 读书文摘 2019年9期

梅兴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外交家中有两对夫妇:章汉夫与龚普生、乔冠华与龚澎。章汉夫、乔冠华都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后者还是第四任外交部长;龚普生、龚澎是一对亲姐妹,龚普生任副司长、司长,龚澎任司长、部长助理。他们一起登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用自己毕生的心血、才华、智慧,参与书写新中国厚重的外交史。

中共外事工作的先行者

章汉夫、乔冠华均系清华生,章后来留学美、苏,乔留学德国;龚普生、龚澎均毕业于燕京大学。除章汉夫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其他3人均为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过党的外事工作。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龚澎被调往南方局,她辞别新婚不到一个月的丈夫刘文华来到重庆,在南方局外事组工作,给周恩来当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 《新华日报》 记者。

龚澎到重庆不久,发生了皖南事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龚澎设法把有关事变真相的资料交给外国记者,向国外发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不满,龚澎抓住机会,用大量的事实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指出“同室操戈”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龚澎犀利的观点引起了卡尔的共鸣,他马上邀请周恩来到寓所商谈,然后如实向国内报告。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

龚澎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外国记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她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以及 《解放日报》 《新华日报》 发表的重要文章,在打字机上直接翻译成英文,编印成英文宣传小册子,然后及时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扩大对外宣传。1942年,龚澎被任命为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

正当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上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先是1942年7月29日,她的父亲龚镇洲在桂林去世,接着又传来在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任政委的丈夫刘文华病故的噩耗。不到一个月,痛失两位亲人,龚澎悲痛欲绝。周恩来、邓颖超对她多方抚慰,她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

龚澎不断地用更紧张的工作来舒缓自己的哀痛,渐渐从丧父失夫的苦楚中挺立起来。这时,一位青年才俊来到她的身边,这个青年就是乔冠华。由于工作关系,龚、乔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一个是风度翩翩、知识渊博的“才子”;一个是聪颖美丽、富有才华的“佳人”。他俩一起研究文章的写作,一起到外国记者处发布资料,可谓珠联璧合。双方彼此欣赏,日久生情。一次,龚澎、乔冠华到周恩来处谈完工作,周恩来问:“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听了这话,龚澎的脸一下子红了,乔冠华则局促地去摸烟,一看桌上放的“请勿吸烟”的牌子,又将手垂下。龚澎忙说:“周公,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说的?”周恩来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1943年11月,龚澎、乔冠华终于喜结良缘,曾家岩50号三楼原叶剑英的居室成为他俩的新房。他们性格、工作互补,被同事们称为“绝配”。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談判。周恩来特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乔冠华和龚澎,毛泽东微笑着频频点头:“你们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啰!”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龚澎、乔冠华全程陪同毛泽东会见和往访美国、英国、苏联、法国驻华大使以及外国朋友,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感谢各国朋友对解放区的援助;回答了路透社、合众社记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会见了美国驻云南昆明第十四航空队的3名美国士兵。

龚普生是经龚澎的引荐在重庆认识周恩来的。龚普生1939年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回国后,周恩来与她亲切交谈,建议她前往美国继续学习深造。

1945年4月,周恩来派 《新华日报》 总编辑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期间,章汉夫用英文编写了 《中国解放区实录》,广为散发,扩大了解放区在美国的影响。

此时,龚普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作为志愿者参与联合国事务性工作,常常看望董必武等“娘家人”,协助他们做一些辅助工作,由此结识了也是单身的章汉夫。后两人鸿雁传书,由相知到相爱。龚普生毕业后,进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参加编纂联合国人权年鉴、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等工作。

1948年,龚普生奉召回国,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1949年5月,章汉夫任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处长。6月中旬,邓颖超去上海接宋庆龄到北平,按照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邓颖超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送你出嫁了。”7月1日,章汉夫、龚普生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做了他俩的主婚人。

新中国建交谈判的开创者

1949年11月8日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拿着花名册,从副部长、司长到科员依次点名。副部长3名,第一个王稼祥,第二个李克农,介绍第三个章汉夫时,周恩来说:“他正从上海赶来。20年代的老党员了,留过美,又留过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后,他主持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解放,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他顺着介绍了章汉夫的妻子龚普生,是国际司副司长,留美博士。

点到亚洲司司长沈端先时,周恩来说:“沈端先就是有名的夏衍,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由乔冠华代理司长。”又说,“龚澎同志你们认识吗?她是情报司司长,乔冠华的爱人。她跟龚普生是亲姐妹。”而乔冠华在外交部的正式职务是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则是由周恩来兼任。

外交部成立伊始,重中之重就是争取与更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3位副部长中,章汉夫年富力强,在周恩来指导下,他站在建交谈判的第一线,以其娴熟的谈判艺术和堪称大国风范的外交风度,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首批承认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除苏联之外,就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1949年10月4日至1950年1月18日,我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实现建交。这些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理念一致,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碍,建交时未经谈判,只是通过双方政府间的公文往来,彼此承认,即确定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建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匈牙利驻华机构最初是公使馆,公使叫夏法朗柯。1950年5月13日,章汉夫会见夏法朗柯时,表示我国对社会主义各国一律派遣大使,建议匈牙利把驻华公使提升到大使级。6月12日,匈方答复,匈牙利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匈方将为夏法朗柯颁发大使国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民主德国建交初,首任外交代表称“特命全权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9月7日,章汉夫会见民德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柯问:“为何不派大使?”章答:“因为苏联派驻德国 (指民德) 的是外交使团,而且德国驻华亦是外交使团。”至1955年1月才改称大使。

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交谈判时,毛泽东提出了所需遵循的原则和程序:首先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同国民党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国政府派一外交代表来北京商谈建交事宜,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5月,章汉夫在与瑞士谈判代表司丁纳进行建交谈判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双方建交的一个“前提”,即瑞方必须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往来;一个“问题”,即瑞方如何处置旧中国政府在瑞士留下的财产问题。司丁纳表示,1950年1月,瑞士政府已通知国民党驻伯尔尼公使与之断绝关系,同时已将前国民党驻伯尔尼使馆及其中财产档案封存,准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6月9日,司丁纳向章汉夫递交“移交记录”。中瑞在北京进行的两次建交谈判,均仅花了20分钟。

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比较早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这几个国家便先后派代表到北京,与章汉夫进行建交谈判。与挪威谈判时,在台湾问题上遇到困难。1950年1月7日,挪威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仅一周后,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驱逐国民党政府代表时,挪威却投了弃权票,因此中挪建交谈判被搁置。1953年,挪威在联大投票反对延期讨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并向中方提交备忘录,称中挪建交“时机应已成熟”。1954年5月5日,章汉夫表示:“我们继续希望挪威政府能就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进一步加以澄清。”9月16日,挪威新任谈判代表季茂登照会章汉夫,对此作了书面澄清。10月5日,中挪正式建交。

章汉夫同乔冠华也与亚洲周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建交谈判。从1949年到1958年,亚洲除朝鲜、蒙古、越南3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章汉夫首先主持了同印度的建交谈判。1950年2月22日,他在谈判中向印度代表雁谒森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印度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代表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时,印度代表为何投弃权票,要求印方對此加以澄清。3月1日,雁谒森向章汉夫宣读了印度政府的答复,表示印度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该参加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活动”。章汉夫对印方的答复表示满意。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

1951年1月3日,巴基斯坦向中国表达了建交的愿望。该国为第一个将与新中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4月30日,章汉夫代表周恩来与巴国代表阿里举行建交谈判,双方商定两国于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巴基斯坦与我国建交时还是英联邦成员,巴大使递交的国书是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名义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所以我驻巴大使国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书于大不列颠爱尔兰暨英国海外诸自治领国王乔治六世陛下”,但呈交国书后的颂词则是对巴总督的。这样做既照顾了巴基斯坦的特殊国情,又显示了我国与巴建交的真诚之心。

抗美援朝外交博弈的智囊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武装侵略台湾,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外交斗争是对新中国外交的一个严峻考验。

那时,中央急需掌握有关国际动态信息。龚澎带领新闻司一天连出几期内部刊物报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阅。当时美国曾扬言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外电报称美军已有战术核武器部署到冲绳。龚澎立即通过在欧洲的战友,成功获取了有关美军战术核武器的内部资料,包括其打击范围、杀伤力,美军如何自身防护等情报,了解到美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么大,只要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是可承受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肯定了这项工作,特地在龚澎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

章汉夫则倾力协助周恩来处理涉朝事务的要案,1950年下半年,《人民日报》 刊登的许多涉朝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由章汉夫牵头主办。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国向美提出警告就是通过印度转达的。与印度驻华大使的谈话稿由章汉夫主持起草,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唯一未决的战俘问题做了充分的论述。在印度表达了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关切之后,章汉夫组织亚洲司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

1951年6月底,周恩来“点将”李克农、乔冠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赴朝前,毛泽东召见李克农、乔冠华,与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7月4日,周恩来为李、乔送行,又嘱咐他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随后,他们抵达安东 (今丹东),然后乘吉普车过鸭绿江,7月5日上午到达平壤。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双方商谈了中朝谈判代表团的组成。

朝鲜停战谈判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对外称“群众工作队”,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与美军代表直接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是志愿军代表邓华和解方将军,李、乔对外不露面,在幕后布局谋篇。在长达两年多的漫长停战谈判斗争中,以乔冠华为首的智囊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谈判进行到1个月零9天,中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应祥在中立区巡逻时,突遭李承晚军袭击而牺牲。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在志愿军代表驻地举行追悼会,乔冠华当场口占挽联一副:“世人皆知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举国同悲姚应祥”。停战谈判因此于8月中旬中断,10月10日复会。

当时有人比较乐观,估计这次恢复谈判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乔冠华根据当时美军总部军法处长汉莱诬称中方“杀害战俘”一事,分析“美国有可能要在战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李方谈判代表,抓住所谓“战俘问题”大做文章,使停战谈判受到重大阻碍。

乔冠华在朝鲜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周恩来特地安排龚澎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后来龚澎在北京诞下女儿,取名“松都”(意即松山有孕,首都出生)。

1953年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于是电告李克农、乔冠华:“是否可以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要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2月19日,乔冠华复电陈述自己的看法后,建议:“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乔冠华的看法。果然,3天后 (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

同年6月25日,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的纪念会上,乔冠华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作关于停战谈判的形势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很主动,我们不着急。只有不着急,停下来才是可靠的、稳定的!前途如何?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我们有力量,有道理,最后他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还得谈,还得停。”一个月后的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漫长谈判,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重大外交活动的参与者

1953年12月,印度政府代表团访华,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2月30日,周恩来召集章汉夫、龚澎 (乔冠华在朝鲜未能参加) 等研究谈判中的有关事宜。次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中方的建议,得到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赞同。接着,受周恩来委托,章汉夫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体同印方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4年初,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出席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3月1日,周恩来嘱人起草毛泽东致杜平、乔冠华并告金 (日成)、彭 (德怀) 电,责成乔冠华等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从3月初开始,乔冠华、龚澎夫妇作为代表团成员开始了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文件、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致苏联的备忘录和苏联的复文等,熟悉国际形势和我国的方针、政策、策略;对与会每个环节进行认真准备,组织模拟会议,翻译练兵;参与起草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种文件。后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乔冠华全力为中国代表团做好参谋助手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4月28日举行的中国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龚澎作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面对300多位记者侃侃而谈,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对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被西方不少记者称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章汉夫、乔冠华随行。在这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倡议,先后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公报中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众多国家政府首脑一致赞同,被誉为“万隆精神”。这一提法至今被誉为外交史上的创举,这里面浸透了章汉夫、乔冠华等人的心血和汗水。

1961年5月,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章汉夫是副团长,乔冠华是顾问,龚澎是首席发言人,龚普生是代表团成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章汉夫精通英、俄两种语言,有时会上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事后,陈毅感叹:“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了!”整个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两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的签字仪式。在陈毅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章汉夫任代表团代理团长,独当一面。章汉夫强调:如果美国把会议拖下去,我们也可以陪着他拖下去,但绝不能被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乔冠华负责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起草会议文稿。龚澎在记者招待会上摆事实、讲道理,直揭事件真相,回应了美国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龚普生也配合章汉夫、乔冠华做了大量工作。

1963年底到1964年初,乔冠华、龚澎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国。乔冠华、龚澎在代表团的角色一如从前,乔冠华默默无闻地在幕后为周恩来当参谋助手。龚澎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活跃在各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记者提出要采访周恩来,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辞严地回应:“你以为让周恩来在你们的电视台露面是给我们的恩赐?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了!”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回國途中在北京机场逗留。时任外交部副外长的乔冠华陪同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了中苏边界谈判,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他在内部反复强调,既要坚持原则,又讲究谈判艺术,在谈判桌上不必恶言相对,没有本事的人才会骂人。在谈判中针对苏方的无理与霸道,乔冠华绵里藏针地指出:“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一次,苏方团长库兹涅佐夫竟用一句与“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意思相近的恶语相向,乔冠华强压怒火,立即把这个“恶球”给“踢”了回去:“我看,这句恶语骂在某些人的身上才正好合适!”经过艰苦谈判,双方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为后来的谈判开了一个好头。

联合国舞台上的中国使者

1950年1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由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特别报告。章汉夫向周恩来建议,拒绝接受邀请,同时可利用这一机会,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合并讨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议案。周恩来非常重视他的意见,经报告毛泽东同意后,11月 11日,中国政府电复赖伊和安理会主席,拒绝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但建议:鉴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台湾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着,安理会应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时,同时提出控诉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不久,赖伊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周恩来电复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率团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所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周恩来点名乔冠华担任代表团顾问,有联合国工作背景的龚普生亦为9名成员之一。这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舞台,周恩来亲自召集伍、乔等代表团成员开会,交代出国前应做的准备工作和出国后的任务。代表团在联合国期间,周恩来先后发了十几份电报给乔冠华,对代表团的工作给予具体指导,这对乔冠华顺利完成代表团的任务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乔冠华、龚普生还全力协助伍修权准备长篇演说稿。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说,指控美国的侵略行径。在纽约联合国驻地,乔冠华、龚普生在会里会外积极会见各国有关人士,表达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美国朋友斯诺和夏仁德高兴地说,终于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自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斗争的序幕。

1957年,在印度召开了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龚普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利用中印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的有利条件,在印度的大力配合下,将蒋介石代表大部分时间排除在大会之外。但会议临近闭幕时,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私下同意让蒋代表与会,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在蒋代表悄悄进入会场后,中国代表按事先的方案,起身退出会场。大会主席、印度卫生部部长兼红十字会会长考尔宣布辞去本届大会主席职务,率领印度代表团退场,接着又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退场。会场显得空空荡荡,蒋代表只好灰溜溜地离去。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酝酿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冠华得知让他率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后,欣喜异常。当时,龚澎刚去世不久,他不顾丧妻之痛,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11月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幽默地说:“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4000多群众在首都机场欢送。

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以联合国正式成员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健步走上联合国讲坛,发表了充滿激情的讲话,发言结束时,联合国大厅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得意大笑,那笑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选自《党史纵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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