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自评:只是五四运动一名“伙夫头儿”

2019-09-18 02:09:41 读书文摘 2019年9期

张恩杰

“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首仅4句31字的散文诗 《月夜》,为老北大教授沈尹默于1917年末所创作。近代诗人康白情、废名等研究诗词的行家们将这首 《月夜》 认定为“五四”时期第一首白话文新诗,称这首诗具备新诗美德,且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许广平在 《鲁迅和青年们》 一文中写道:“北平文化界之權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三沈”昆仲少年立志,勤学苦读,弱冠之后,游学中外,学贯古今,成为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大师。日前,“三沈”之一—— 沈尹默之孙、77岁的北京铁路局退休干部沈长庆接受了《北京青年报》 记者专访。

《月夜》 景物原型当属北大三院

沈尹默“三顾茅庐”促成陈独秀任教北大

4月14日下午,北京五四大街北大红楼旧址附近,沈长庆指着胡同旁边兴建的筒子楼,对北青报记者说道:“100年前,这里有一条北大河。我祖父沈尹默从东城什坊院36号寓所到北大三院上班时,每天早出晚归的要路过北大河,沿河有一条矮矮的红墙,墙西内侧即为南、北河沿。当时北大新楼即‘红楼尚未投入使用,他是年创作《月夜》 中的景物原型当属北大三院。”

有人说 《月夜》 这首诗意喻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生存环境正如诗中所描述的冬天里的“月夜”一样严寒。而在沈长庆看来,这种表述并无不妥,只是过于空泛。

沈尹默创作此诗时已任教北京大学5年,深痛老北大的阴沉暮气。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采纳了沈尹默提出的北大改革的三点建议,当月沈尹默在琉璃厂巧遇老友陈独秀,后经沈尹默“三顾茅庐”的劝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于1月13日被教育部任命为文科学长,并把 《新青年》 带到了北京。“一人 (陈独秀) 一刊(《新青年》)”使得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其中沈尹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年二月出版的 《新青年》 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新文化革命的号角。七月张勋复辟、蔡元培出走,由于北大评议会已经执掌实权,北大保持了独立稳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独立自主的教授民主治理大学的大好局面。

“深秋夜的北京,虽然寒风袭人,月色冷峻,但是沈尹默看到河边矗立着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挺拔而坚韧,他的内心便十分欣慰。他联想到这一年来的人事变迁,北大出现的大好形势,不由提笔写下了这首 《月夜》。”沈长庆说道,当时虽然外有军阀混战、内有校长外出,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北大已经诞生,就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我和那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从时间上来看,《新青年》 最早发表白话诗的是胡适,早在1917年2月《新青年》 二卷六号,胡适发表了 《朋友》 (后改名蝴蝶) 等8首白话诗,但为什么却不被认作第一首白话文新诗呢?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表明,这8首不仅沿用了旧诗格律,更主要的是胡适当时远在美国,他的诗中所叙述的其人其事,与当时的国情大相径庭。而 《月夜》则表现了诗人,也就是“五四”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坚强性格,以及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奋斗精神。

家道中落后体会到社会底层疾苦

创作出新诗 《鸽子》 《人力车夫》

“五四”时期,沈尹默在 《新青年》 上刊登的《鸽子》 和 《人力车夫》 正是他当时生活的缩影。出生在晚清官宦世家,年幼的优越生活和严格教育为沈尹默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然而随着祖父沈际清、父亲沈祖颐的相继过世,沈家家道中落。

1906年,沈尹默自日本京都归国后,回到西安,祖辈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全家也没有任何收入,当时家中十多口人每日仅以糠菜勉强度日,生活十分窘迫。西安住所是沈尹默母亲娘家,无法继续暂住,沈尹默只好又随同祖母沈陆夫人、母亲沈彭夫人等回到浙江吴兴,住在远房沈谱琴承天寺巷一号宏志堂,闲居一年多,无所事事,心中无限苦闷,直到同乡蒋孟苹将他推荐到杭州教书,才勉强解决温饱。

在此期间,沈尹默遍尝人间冷暖,体会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鸽子》 里描写的鸽子的命运——“飞着的是受人家指使”“关着的是替人家作生意”“只有手巾里兜着的那两个……不知他今日是生还是死”,正是他自己家庭数年来生活无着落的真实写照。

人力车又称“洋车”,从东洋日本传入,民国初年仅北京有上万辆之多,也是时任北大教授沈尹默每天上下班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像 《骆驼祥子》 里描写的那样,人力车夫靠力气吃饭,在当年也算一份不错的职业。经济好一点的家庭会有按月十块左右大洋包租车,而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也不过月薪8块大洋。“那时我祖父沈尹默的车夫老魏也十分辛苦,从东城什坊院跑到北大三院也有差不多十里路,尤其是冬季的北京,跑得满头大汗,让冷风一吹,其寒苦之状正如沈尹默 《人力车夫》 中所描述的‘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沈长庆说。

低调内敛性格使他名气不如胡适

五四运动使“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

沈尹默以白话诗创作响应“新文学革命”的号召,并一发不可收拾,而后创作的 《三弦》 一首更是为中学教材 《国文八百课》 所选用,传咏一时,影响很大。他在连续的4年里陆续创作一批新体白话诗,而同时期北大同仁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鲁迅、钱玄同、俞平伯等也纷纷有白话诗在 《新青年》 陆续刊登,形成“五四”新诗创作的一波巨浪,由此带动了散文、小说的新文学作品大潮。

“祖父曾跟我讲,他在1921年二次到日本进修时又作了一批新诗,抗战期间悉数遗失了。现仅存他在‘五四时期白话诗19首,解放后又创作了一些,总计大约有30首。由于数量太少,这些诗从未曾结集,只是混编在其他册子里。”沈长庆告诉北青报记者,他整理沈尹默诗词时,发现1917年秋到1920年夏,是沈尹默一生当中发表白话诗最多、最为集中的时期。如果再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其中1917年秋到1919年5月是最为活跃的时期,1919年5月到1920年7月为缓和期,之后转为平静期。这正证明新体白话诗与五四运动紧密相关,运动之后才逐渐消退。

说到“五四”时期新诗的起源时,当下大多读者往往只知道代表人物胡适和郭沫若,而对同时代的诗人沈尹默、刘半农了解甚少。在沈长庆看来,这固然是因为后两位远不如前两位名气之大,其实不明就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脾气秉性的差异,胡郭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凡事抢先一步;沈刘内敛,不事声张,凡事退让一步。

沈尹默所创作白话诗不仅有推动新文学革命的意义,更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当年就曾经有不少文章对此发表评论。比如,1917年11月20日胡适曾致信钱玄同:“今人作诗往往不讲音节。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话诗尤不可不讲音节,其言极是。”1918年 《新青年》 四卷六号张厚载致记者信写道:“仆自读 《新青年》 后,思想上获益甚多。”“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 《宰羊》 一诗,纯属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

正如沈尹默低调、内敛、谦虚的性格一样,面对上述为五四运动所做巨大贡献,他却在晚年《回忆五四》 一文中讲:“说起五四运动,我自己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当时不是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不过是伙夫之流,说得好听点,也不过是一名卫士,或者是一个伙夫头儿罢了。”“我尝把五四运动在北京一开始这个场面的配搭,比方作一间房屋的建筑,我既不是地基,又不是梁栋,也不是门窗板壁而已,只好算是房子中间的虚空。若是梁栋门窗都拆卸了,这虚空便起不了作用。”

沈尹默还在文中说,“至于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使我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直到现在,虽没有汇成洪流,扬清涤秽,然已经不至于成为断港死水,这就是五四运动给我的不能忘却的好处。”同样,他在评价自己最初发表在《新青年》 上的18首新诗时,表示这“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

巧用“权力”保护李大钊遗孤

国难当头罚子女背 《满江红》

1927年6月18日,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政权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他在就任前,北京的白色恐怖便已日益严重。据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回忆:

一天,担任孔德学校学长 (相当校长) 的校董事沈尹默,特地把他叫到办公室,询问了家中情况并叮嘱道:“张作霖要来了,转告你父亲,一定要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果然不久,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一批革命者。当天正是清明节,沈尹默大哥沈士远邀请周作人等几名北大教授到他位于海淀燕京大学的寓所内聚会,周作人之子周丰一和李葆华也都一同前往。

紧接着,沈尹默从次日的报纸上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大哥沈士远要他保护好李葆华。几天来,沈尹默左思右想,认为大哥家离海淀侦缉队太近,便将李葆华先安置在另一位燕大教授马鉴家中。之后,他又和周作人商量,由周作人乘车将李葆华转移到周宅八道湾11号后院东厢房,那里相对比较僻静安全,李葆华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李大钊牺牲后,1927年秋天,在沈尹默的安排下,经过仔细策划,李葆华化名杨震,带上沈尹默为他准备好的孔德学校毕业证件,由沈尹默的次子沈令翔等人护送,取道天津乘船同去日本留学。在神户上岸后,先期到日的周丰一特地从“帝大”赶来,与李葆华一同乘火车回东京。此后,他们与沈尹默的长子沈令扬、长女沈令融等一起进入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另外几位北大教授的子女也同住东京神保町福起馆。

“当时,赴日公费留学生的名额很少,据1931年日本档案史料统计,在303名华裔留学生中,自费生296人,公费生仅7人。我祖父沈尹默当时已经调任河北省教育厅长,李葆华是河北籍,学费经由我祖父百般周折,从自费生改为公派生,每月有六七十大洋。而我父亲沈令翔、姑姑沈令融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只是享受部分的津贴补助,还是由我父亲出生地杭州的浙江省教育厅安排的。”沈长庆说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沈尹默让在日本留学的子女沈令扬、沈令翔、沈令融立即回国。“我伯父、父亲、姑姑那时长期在日本,不太了解日军侵华后犯下的滔天罪行。回国后,还当着我祖父的面说日本的教育、科技、文化有多么先进,气得我祖父将他们带到书房里李大钊的遗物前,进行革命教育。让他们面壁思过,罚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 《满江红》。背得我父亲泪流满面,成为他一辈子的回忆。”沈长庆说,父亲跟他讲,从来没有见过沉稳内敛的祖父对子女发那么大的火。

弹劾国民党政要腐败未果愤而辞职

解放后婉拒陈毅为他安排新住所

抗战时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因与沈尹默同为陕西老乡,又都有着书法笔墨的共同爱好,两人过从亲密。于右任很欣赏沈尹默的才华和人品,特聘他为监察委员。

在其位谋其职,沈尹默对腐败之风深恶痛绝。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贪污腐化之风盛行,沈尹默执笔为文,弹劾国民党政界要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还请进步监察委员签名联署。后因弹劾未果,他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1946年末自重庆返沪后,于1947年到南京监察院辞去挂名的监察委员。“就这样,祖父自甘清苦,直至上海解放,以鬻字为生,自嘲‘字同生菜论斤卖,这在他所创作的七言诗 《次韵答行严过访见赠之作》里有所体现。”沈长庆说道。

上海解放后第三天,陈毅市长亲自登门拜访他。看到沈尹默居住在一座破旧的日式小楼里,生活十分不便,曾多次嘱咐工作人员要为沈尹默换一处较好的房子,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也多次邀请沈尹默来京居住,全被沈尹默谢绝了。后来他一直居住在海伦路小楼里,直到1971年去世。

“1965年,我23岁。祖父沈尹默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和表姐去看他。我们刚刚谈论完表姐从某高校意大利语系毕业,工作还没有着落的事情。已是我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来上海代表团驻地北京民族饭店看望我祖父,他用很浓重的四川话和我祖父交流。我们还想着,他此时主管外事,祖父会向陈老总提及表姐找工作的事,可是祖父从始至终,压根就没提。”沈长庆表示,当时不太理解祖父的这种做法,现在想来,他的两袖清风,留给后人的是一身正气。

沈尹默的对联“有心雄泰华 无意巧玲珑”曾写有多副,用于勉励后代既要有报国雄心大志,又要脚踏实地。沈长庆称,祖父晚年身体很虚弱,社交活动却很多。他不忍打擾祖父为他自己写幅墨宝,以至于到现在,他几乎没有祖父的遗物。

如今,沈尹默孙辈也大多进入古稀之年,他们也不愧时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曾在国内外大学任教授,有的在国企担任领导等,更有不少是本行业的佼佼者和专家,如硅酸盐专家、玉石鉴定专家、画家、林业专家等。当然更多的是普通的劳动者。沈家第四代有三位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沈尹默对于沈家正如一株“顶高的树”一般,“不靠着”也是他们三代、四代共同的家国情怀。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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