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自传热”

2019-09-18 02:09:41 读书文摘 2019年9期

尧育飞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记录时代,照理说,该涌现出无数有价值的个性化史料。然而,现状却很让人失望,大部分文字满足于围观,与保存史料无涉。而琐碎的二手三手资料,我看,倒不如不记录的好,免得浪费笔墨。社会太大,时代变化又太快,记录和书写起来实在不轻松。近读几部民国自传,隐约发现民国时期曾兴起一阵“自传热”,这使我重新收拾不少信心,明白记录社会和时代似并不那么难。从民国“自传热”来看,最有价值的自媒体产品,当属自传。藉着它,社会和时代的资料将有机地溶解于个体的经历中。在一个明星人物代笔自传满天飞的年代,回顾一下民国的“自传热”,我觉得,可能鼓动起一部分人书写自传的热情,或者也有助于为我们的时代留存一点有价值的史料。

一、民国“自传热”的兴起

从历史的眼光看,民国生产的传记有它永久的价值。如果放在当时,这些传记也颇为畅销。《良友》 三大名编之一的马国亮曾回忆:“从第四十五期开始连续刊载了七篇以 《现代成功人物》 为主题,发表了球王李惠堂、画家徐悲鸿、交际家黄警顽等的自传,很受读者欢迎。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又组织了一批自传……这次我们把总题目改為 《名人生活回忆录》……这一连串的组稿刊出之后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畅销意味着挣钱,于是不但出版社和报刊愿意登载,就是作者也愿意卖命地写。从1928年的 《我的童年》 开始,郭沫若在十几年间竟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自传。郭沫若这样的奇葩当然是绝少数,然而正如作家朱湘在 《中书集·我的童年》 中所言,当时的自传是一种极为时髦的文学体裁。

自传这种时髦文体的兴起,跟西洋传记文学的译介不无关系。王韬、梁启超都做过单篇的自传。但是,它在1930年代的火热,与胡适的影响密不可分。1932年,胡适的 《四十自述》 首度登载。传中记载了他十几年来为中国传记文学的鼓吹所做的事情,他曾劝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高梦旦、张元济、熊希龄、陈独秀等人作自传,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照办,结果林长民被炸死,梁启超没想到自己身体突然崩盘,这些老一辈文化名人错过了写自传的机会,令人遗憾,但是新一辈人却开始了他们的创作。也许受胡适这本自传的影响,1933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了“自传丛书”,《从文自传》 《资平自传》 《庐隐自传》 《巴金自传》 等就在那时系统推出。许多报刊也开设自传专栏,《宇宙风》 等杂志更推出两周年纪念特辑《自传之一章》。据统计,在1930年代,中国竟然生产了100多部 (篇) 传记文学产品,其中自传就占了一半多,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自传热”。

热潮的背后,除去稿费的诱惑,作者创作的原因,直白来说,有三大块:第一,他们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做个总结,胡适和郁达夫都是如此;第二,他们希望借此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里头沈从文的“乡下人”、谢冰莹的“女兵”等身份让人印象深刻;第三,他们本意在写时代,却苦于无处下笔,拿自己的生平解剖社会无疑成为最好的途径。相当多的传记集中在这块。从张元济 《在出版界的二十年》 到郭沫若的 《我的童年》 都属此类。

在这三类自传中,假如你偏爱飞扬的文笔,要把自传当小说读。那么,你大可以看郁达夫的。如果你愿意读点有兴趣的史料,那么,就不妨读读第三类,通过写传记作自我解剖。强调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现今的书市,传记类作品依然是畅销榜上的常客。不过,传主多是政商大鳄,充斥着励志和鸡血的味道,其中更有不少代笔的。此类传记仿佛兴奋剂,迷幻着人的头脑,而掩卷之后,却虚空得很。因为失真,因为并非出自本心,反倒给青年带来伤害。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开卷毕竟有益,而阅读自传,无论它是真是假,总能予人些许启发。

二、社会史的写照:《我的生平》和《社会与时代》

限于篇幅,在此主要以两部传记为例,来说明自传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一是李季的 《我的生平》,一是李长之的 《社会与时代》。李季,是湖南平江人,曾翻译 《社会主义史》,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他的自传1932年出版。李长之,是现代文学批评名家,他的自传是应梁实秋约稿,发表在1936年的 《自由评论》上。为什么介绍这两篇呢?第一个原因是少见,上海第一出版社的那套传记,20世纪90年代,江苏文艺出版社据以重印,但这两位李先生的传记,却被人们所忽略,就是研究民国传记文学的文章也罕有提及;第二个原因更关键,那就是,这两部传记都是记录社会、时代和个人的典型,他们有意这样写传记。谈及作传的目的,李季在 《我的生平》 的序言中明确写道:“实欲藉渺小的我的生活,写出近三十年来的教育状况,民族革命,学生运动,妇女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思想的潮流,未来世界的趋势与学术争斗的开端等等。”李长之在他的自传的开篇也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传,总有一个人的用意……我的用意却就在回敬我到此为止的所受的教育。”

有意识写时代,并做史的分析,他们当然不是独创,明白地说,那是一个时代创作自传的潮流。郭沫若在1947年为他的“自传三部曲”(《我的童年》 《反正前后》 《初出夔门》) 写的序中说:“写的时间不同……但在内容上是蝉联的,写的动机依然是一贯,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胡适也希望更多人写传记,为的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我的生平》 记载了李季 ( 1892—1967) 从出生到1921年留学法国、德国的经历,湖南、北京、广东、法国、德国等,从湖南的风土人情、教育到五四运动、辜鸿铭等等,都记载得比较详细。《社会与时代》 则记载李长之 (1910—1978)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前的经历 (主要为教育)。在这些自传的丰富的史料库,民俗、教育、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相当丰盛,有待挖掘的太多了,姑且做个抛砖引玉的分析吧。

三、《湖南骡子》 与民俗资料

前两年,作家何顿出了本小说 《湖南骡子》。但是“湖南骡子”这个绰号究竟怎样?目前看到最丰富的解释就来自李季的 《我的生平》,他是这么记载的:“至最近二三十年中,湖南更有‘小日本之称,而湖南人却绰号‘骡子。所谓‘湖南骡子,是与‘四川耗子、‘湖北九头鸟鼎足而三,脍炙人口的。”接下来,他从动物学和外国骡子轶闻中讲诉骡子的特性,得到的总结是:“骡子能任重致远,而又不趋不停,坚毅无比,确与湖南人的气质有些相似。”然后,又举出辜鸿铭的看法。辜鸿铭说:“江苏人好也好不了,坏也坏不了。”但是说到湖南人却是:“你们湖南人好的固然极好,但坏起来,本事也很大。”最终他又从遗传学、地理学和比较人类学角度阐释湖南人为何如此。时至今日,什么 《湖南人怎么了》 云云的地域文化书籍,解释“湖南人”的特性仍不如李季这一通大论。但是,这样好的民俗资料,竟被埋没了。

《资平自传》 的开篇呢?却是一大堆的对联资料。書房的、堂屋的、厨房的、商店的等等,写得极为详细。其中还有不少民俗的笑料。比如,村民把“六畜兴旺”贴在他父母的寝室门楣上,把贵客临门贴到妻子的卧房,把“食禄万钟”贴到厕所门楣。其他如“红纸黑字表喜庆、蓝纸白字表丧事”,也颇为有趣,这是岭南习俗,如果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在民俗上不是可以做点研究吗?

再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是认为小孩子认字越早、识字越多就越好。可在 《社会与时代》 中,李长之因为在两岁就认得300多字,家里人倒觉得很可怕。因为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人的脑子是有一定空间的,小时候认字太多,把空间占据了,不好。再者,小时候脑子没发育好,时常使用有损大脑。这种奇谈怪论居然生效了!而李长之重新认字就要等到他六岁读幼儿园了。

此外,诸如方言,如山东话、广东话、四川话、江西话,自传都有不少记载。再有就是俗语和民间故事,如“瞎眼师公”“娘疼满崽”“有钱买花生,没钱买铅笔”“田畔脚下埋死多少秀才”……有的现在还在使用,有的已经消失,这当然不无价值了。

自传中有很多这样的民俗资料,而且大多数是可信的,因为传主没必要在这方面隐瞒什么。因此,热衷于民俗研究而苦恼于没资料的,大可以从中搜罗下。

四、“大舅的疯”与教育史资料

大学时,我上过“中国教育史”的课程,但是,对于民国教育,印象始终一团浑浊。因为变革太频繁了,而且那些史书很生硬。比如,从科举到学校,究竟变化如何的大?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的。可是,读到李长之写他大舅,体会就深了。李长之是这样写的:

“科举停了,最伤心的却是我大舅。他……练得一手好字……先生夸点翰林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偏偏听说科举停了,实在幻灭得很,整整哭了好几夜……勉强去北京,入了法政学堂。得学东文,这又使他很苦恼。因为他是十分庄重的,读古文读惯了,这些字母算什么……光绪末年,他发了疯。”

这样的直观的记载,在民国那一堆传记中,实在多如牛毛。因为这些传主多半是学生出身,和我们一样,他们都有着十几年的学生时光,他们的回忆有很大一部分跟教育有关。很先进的“设计教学法”、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和幼儿园的许多新式幼儿玩具等等,在李长之的自传中,已经出现了,那是1910年代。这些外国教育理念就已传入中国,很值得研究。

而那批自传中,普遍都记载了驱逐校长、驱逐教师等等,研究学生会、师生关系的学者,这些自传可都是富矿啊。再如,现在看来,好像当然那些人出国留学是轻而易举的。可是读了他们的自传,我真发现他们的留学一点也不比我们今天轻松。张资平是考了好几次,郭沫若是四川、北京、天津到处奔忙,李季出国拿的居然是假护照。他们的出国经历,要是以现代笔法,写一个“民国出国攻略”必定非常有趣。

五、社会和政治的资料—— 章宗祥被打得多惨

民国知识分子的自传要写时代,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也就格外地记录起来。通过他们的记载,我们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当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甚至还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比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冲进章宗祥公馆的学生,究竟把章宗祥打成什么样了?多数史书都是一言以蔽之“头破血流”。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全程参与了当天游行的李季是这么记载的:“后来搜出章宗祥,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皮破血流,晕倒在地,天灵盖上露出了骨头。而群众余怒未熄,遇物即毁,又得到汽车油一瓶,作为引火之物,焚其住宅。”比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详细得多。

再如,1928年的“济南惨案”久已为人熟知,但是读了李长之的自传,我才发现,原来1928年5月9日一直到1929年3月31日,济南都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并且,聊城在那时候受土匪王金发冲击,著名的藏书楼海源阁,就因此遭受了最大的劫难。

而 《我的生平》 更记载了1920年代的矿难。原来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李季就去了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这是民国要人朱启钤办的矿业公司。李季此时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很是同情。他震惊于自己听到的死亡数字,并记载了下来:“当一九二零年唐山煤矿中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上大起不平之鸣,替他们呼冤。然而此等事在中兴公司的矿山中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三四年前……竟枉死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枉死七十余人。社会上无人过问,公司也不给抚恤。”读到这段,我觉得,中国没有一本 《中国矿难史》,真是中国学者的耻辱。

自传里的资料太庞杂了,文章的篇幅却有限,我不能再举例子了。但是,近年流行的自传是什么货色呢?都无聊得很。好的传记是什么?郁达夫在 《什么是传记文学》 中说得很好:“是在记录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这种有意识的记录时代的自传,我们现在不也依然缺乏吗?不能写小说的,不妨写自传;无从把握时代和社会的,不妨写自传。如胡适所言:“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个所谓的自媒体时代,正如郭沫若所言,“无意识的时代过去了,让它 (自传) 也成为觉醒的资料吧。”希望人人都来写自传,庶几无负于这轰轰烈烈而变革急遽的新时代!

(选自《粤海风》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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