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博弈研究

2019-09-19 13:44:03 财税月刊 2019年4期

邱圣頔

摘  要 本文通过“成本-收益”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测算,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研究发现:在积累阶段政府投入无法诱导农民工选择市民化,但在突破阶段明显发现农民工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时在冷酷策略的压力下,农民工市民化逐渐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根据研究认为应该完善社保制度,并降低住房、土地流转等农民工负担的成本,从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不断发展。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重复博弈;冷酷策略

一、引言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必须进行的环节,不仅仅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应对中国当下“人口红利”减弱时期的最佳选择。通过城乡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帕累托改进,同时人口迁移可以改善贫困现象,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经济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还能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终授益于人民。

二、博弈模型构建

本文设定中央政府的政策始终以鼓励进行农民工市民化为前提,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公共社会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以及吸纳农民工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效应的直接受益者,与农民工两者共同构成博弈的双方。

(一)参与主体行为策略选择及成本分析

1.地方政府的策略性选择与成本收益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带来的相关经济效益,大量劳动力的增加可以改善当地产业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并维持地区的人口红利,降低产业生产成本,推动地方GDP与税收等经济指数的增长。同时中央对地方的考察也离不开相关政绩的考核,对地方政府而言,其效益是可观的,选择参与市民化具有一定的诱导动力。设定地方政府的效益函数为,其中g为地方GDP,t为地方税收。

地方政府在市民化过程中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民化过程中其负担的成本主要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其中固定成本主要包括:为了吸引农民工市民化,无论农民工是否选择市民化都需要进行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公园、绿化等非排他性公共成本,记为c1;变动成本主要为一旦农民工选择了市民化,政府应提供给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医疗等排他性公共成本,该部分记为c2。如果农民工不选择市民化,政府则无需支付该部分成本;同理,如果一开始地方政府选择了阻碍市民化并且农民工也选择非市民化,政府将不用承担任何成本。

2.农民工的策略性选择与成本收益分析

农民工作为博弈主体的另一方,同样有两个策略可以选择,即选择市民化或不成为市民。对农民而言,选择市民化主要的诱导因素在于可以调整当下的经济收入结构,提高家庭经济效益,改善子女的教育环境同时对更好的社会生活保障的追求。其收益主要包括工资水平(表示为),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社会服务(即政府投入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收益函数表示为。可以明顯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入成本,若政府选择鼓励市民化,投入了更多的成本,农民工的效用就大,若政府选择阻碍的策略,农民工的效用就小。

与此同时,农民工选择市民化也有成本投入,按照现有文献总结发现主要包括3项私人成本:(1)生活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后,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条件,不能再依靠农村的半自给自足式生活,其日常生活消费成为很大一笔开销;(2)住房成本,指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生活所支付的房屋购买成本;(3)机会成本,农民工选择市民化后,丧失的对土地劳作所取得的收入,因为如果农民工选择非市民化,该项成本则为农民工耕作土地的日常收入;(4)社保成本(),指的是当农民工进城后需要自行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开销。

(二)建立支付矩阵模型

假设政府一开始选择鼓励策略,虽然农民工选择市民化的净收益为,但是根据假设2,选择非市民化依然可以获得的净收益,且大于选择市民化的收益。这样无论政府是否鼓励,农民工的最优选择始终是非市民化。同样,即使农民工选择了市民化,政府依然选择阻碍,因为阻碍和鼓励的净收益分别为,因此政府的最优选择为阻碍。在纳什均衡下,博弈双方都没有积极性打破该均衡,陷入了“囚徒困境”。

实行“冷酷政策”即进行无限次的博弈,任何一方的违约都会导致双方不再合作。意味着双方只要是追求长期利益,就不会追求一次博弈所呈现的利益。假设经过无限次博弈,农民工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并执行了“冷酷策略”:若农民选择了市民化,则政府必将进行鼓励政策,同理,政府只要選择了阻碍,农民工永远不再选择市民化。

总体来说当政府采取阻碍策略且农民工选择非市民化时,政府效益始终为零,但是农民工能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便利,存在“搭便车”现象,农民工的净收益始终为正;当政府采取阻碍策略,但农民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自身需求,坚持选择市民化,农民工将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相反,较高的物价水平以及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使得农民工入不敷出,其净收益为负数,政府此时能享有整个支付矩阵中最大的效用。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原则,政府为降低成本将永远选择阻碍策略,同时整个支付矩阵中农民工的最大效益出现在[鼓励,非市民化]时,意味着无论政府如何选择,农民工都不会愿意花费高昂的成本降低效益而选择市民化,因此出现了[阻碍,非市民化]的纳什均衡解。

同时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只有在选择[鼓励,市民化]的策略下,政府与农民工双方的收益同时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农民工的效益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政府效益。2012年之后农民工选择市民化的效益已经高于非市民化的策略。从长期来看,农民工为了追求更高的总效益,没有选择非市民化的理由。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来看,选择[鼓励,市民化]使得博弈双方的效益之和达到了所有策略组合中的最大值,实现了社会效益最大的策略集合。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实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供量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等因素,若政府选择鼓励市民化,农民工没有足够高的效益报酬来诱导市民化,因此[阻碍,市民化]是该阶段的均衡解。但随着市民化进程不断发展,可以看出农民工选择市民化的效益是在不断增加的,且速度高于选择非市民化获得效益的增长速度。在推动市民化进程的前期阶段,政府需要持续诱导,不断的投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C1),即使出现[鼓励,非市民化]的现象,也需要政府继续投入建设,为后期农民工市民化做铺垫。对农民工而言,在从追求长期收益的角度和冷酷战略的限制下,部分农民工仍然会选择市民化,但在该阶段市民化进程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该实证结果可以证明,政府实际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需要提供大量的基础保障来诱导农民工进城。换言之,在无限次重复博弈后,选择了[鼓励,市民化]的均衡解情况下,使得农民工获得了比在农村更多的效益,同时政府也能收获一笔经济效益,于国情于发展都是符合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最佳策略选择。现实中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从短期来看这是由于博弈的主体双方都为了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了非合作的选择,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工的利益不一致,政府只愿意享受市民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却不愿为此付出建设成本,而农民工自身无法承担选择市民化付出的成本16。从长期来说,政府在短期鼓励策略下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效益,财政入不敷出,无力或无心再继续坚持承担市民化需要投入的高额成本,而农民工也无法接受短期呈现的低水平收入,市民化发展未能突破积累阶段的瓶颈,因此总体呈现[阻碍,非市民化]的策略集合。

农民工市民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长期发展方向,地方政府在实际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在政府一直坚持鼓励市民化,才能突破发展缓慢的瓶颈。但是高额的财政支出、不完善的社保制度、农民工自身支付的较高成本使得前期发展极为缓慢,部分政府无力继续承担高昂的成本,从而选择了阻碍策略,触发冷酷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很难出现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