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发源地：关于药巷

杨 钊

2017年6月，我们从杂技团搬到了药巷，此地位于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新民路药材库巷，也就是本书中简称的药巷。同时，我给住所取了个雅称，叫作听雪楼。在听雪楼的后面，我们把一片巴掌大的空地称作白菜园。

药巷真是一个安静的去处，在下雪天，如果你真正静下来，你甚至可以听到落雪的扑簌声。听雪楼这里又是一片小洼地，恰好坐落在药巷斜坡的半坡间，从地势上讲，它有紧贴并凝聚生活气息的意思，为此我在《你承认美让人充满无力感》一诗中有所描述：一段天然的斜坡……那药巷含着一口清气，你是住在半山湾的初民。

药巷当然有属于自身的美学秩序，这在本书的写作中发生了一以贯之的支撑作用。对美的探寻和揭示，从诗歌传统上来讲，一直都是写作者孜孜以求的重要任务之一，或者至少，可以归属到诗教功用的主要方面。但反观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存在两种不自觉的偏差，某种程度上限制着写出贴合药巷事物的习作，即：一是过于依赖很难引起共鸣的记忆、情志或语感，这种险僻的风格将注意力投向过去，同时也可能一味地追随诗界那些泛泛的流行写法，这种限制大概可称为偏差的小的方面。另一种较大方面的偏差也不得不去警惕，具体的表现，是刻意淹留在遥不可及的远处，所谓智性写作、宏大叙事如果缺乏对现实的关照，对细节的发现和重塑，那么这种写作就如岩石造像般缺乏生命的真诚和质感，更不可能与真正的史诗相提并论。

当创作《南疆骊歌行》时，我已开始疑虑青春式的挥发还能走多远。那种咏叹的声调仅作为初级阶段的必由之路，是时候该画一个完整的句号了。在这部以短诗为主的《尘逝》中，笔者至少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新开端，即很大程度上抛开之前的写法，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创作惯性做了一次审视、梳理和转化。由此面对这部集子，倒可以说说是怎样一个过程。大致而言，药巷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叙事结构：眼前直观的药巷、凭借语言可感知的药巷、有着S形界线暧昧不清的药巷。另一个附带性的问题随之而来：从药巷的剪影里，我们是否可以抵达大美疆域的腹地和中心？

然而，药巷除了她的独特实在性，更多地与我们看到的每一处城市社区并无二致。她拥有唯一确定的方位坐标，——街巷、居民楼、绿化带、生活设施、商业交易、客居的人与事，与别处一样主导了这里的景观。这些全息的形体与事物，将无一例外进入诗歌意象，使得具体的充满细节的诗在此成为可能。

我不禁想到清初戏曲作家孔尚任所谓“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借鉴。他主张：“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那么作为药巷一员，首要的工作，是如何从个体视角去表现她的真纯意义。

药巷对每一个人都呈示出完全平等的面目。有些事物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更多的部分则保持一贯性。要获得直观只需置身其中，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平等的核心周围，却依附着数量可观的陈词滥调或命名，尤其是来自人际交往的诸多言行不可思议地侵蚀一切，这甚至远远超出了众人的想象。我们终于知道，药巷决非乐土之驿，她深得功利现实的精髓，并时常显得集中而紧迫，将掩盖其最后一丝自然的魅影。

我们的注意力对此仅作短暂逗留，很快地，目光重新投向她更为平静宽广的现实。正如瓦雷里指出的，在这些现实面前，“不用假装，既不依赖于轻信，也不依赖于愚蠢，更不在最确实的反应上进行思辨，这就是艺术家所能构思的最坚定最深刻的蓝图。”诚然，要抛开那些业已固化为普遍风格，或抖搂机智，或温情脉脉的审美趣味，而亲近怪诞甚或无趣的日常事态，这将真正考验作者的耐力和创造性。

对药巷形体与物象的直观，在这部《尘逝》中所述已足够多。如果要从理论层面对它进行提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纯意象的范畴——而且是完成作品的最基础材料。在这个特定的创作过程中，纯意象将第一时间引导读者置身诗歌所述的现实场景，使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可以明辨那些触手可及的物性。事实上，大多数读者会对作品里晦暗不明的喻指感到厌倦，人们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实体，如果对诗的隐喻进行拆解，倒可以在直观现实中找到它对应的依存之物，所以，隐喻有时反而成了艰难选择之后的表现手法。按照这一创作观念，我们的写作就不会显得空泛无物，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第一手的原创素材，需要做的是如何完全从个体视角出发，来保证它们不再失真。既然說到纯意象，那么是否也意味着还有一些出格于直观的物象？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作品时常也脱离不了经验，——关于这点将在下文还会谈及。基于纯意象，我们大致廓清了药巷在通常的触感中究竟处于何位置，为此不得不对以往既定的认识进行再判断、确立，例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药巷一景，与她的整体之间有何区别？我们看到的药巷，与她外部更广阔的形象世界，究竟是同质的还是多样化的存在？通过对药巷的创作实践，我发现直面的形象世界，或可被称作彼此无异同的材料的堆集、重复，——少就是多，唯一即全部。因为我们一般指称的真实，它只作为稍纵即逝的表象，可以不断地割裂开来。一言以蔽之，我们看到的全部事物，本质上讲不足以构成确定事态，对我们的认知也不具备真正有效的指导意义。

规范人们对存在认知的全然是一双“无形之手”。而这无形之手，才是唯一不变的因子，像某种化学催化作用，或置于全部形象事物间，总会引发符合预期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此谓客观性，代表了凭借语言可感知的药巷部分，也即是我们通常运用到创作实践中的经验再现。

我们或许会对此谓经验的客观性存疑，因为就目前的认知范围来说，还无法对它做出清晰透彻的解读。但它还算不上真正的诗意，只能说离纯诗更近了一步。至少，我们应对将目光投向这些经验的写作者保持赞赏，由于洞穿了形体与物象的运思能力，他们很容易使作品获得个人化风格和高辨识度，而且他们可以保持稳定的劳作状态，他们只需将客观世界的经验具体运用到对某事物的考察方面，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个体的表达路径，接下来让解构之思再次证实即可。很明显，进入到客观层面的写作，即智性写作，已大大接近于史诗的最终目标。如果说智性写作勉强算作“无物之想”，那么史诗就真正做到了及物的乘化与想象，仿若“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形象抒情的“沙、叶”，到客观智性的“世界、菩提”，而史诗浑然天成地弥合了两个世界的对应关系，并把它们纳入到统一的整体当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我们常说，想象力是文学原创的保证，但缺乏个人思想见地的想象，很难说会将艺术推至何等境地。

抒情诗和智性诗驻足不前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述药巷晦暗不明的部分。它实际上像一条不确定的界线，所以我们说它是“S形”界线。这之中既有隔阂的部分，也有重叠、补充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对形象与客观弥合的努力，是诗歌和哲学作品长期以来探求的问题。通过对药巷事物的条分缕析，我们看到，形象物界是最为直观的存在，客观经验退居次一等位置，我们也曾确实认为两者是完全分离的单独层面，但史诗精神对此已作出了使人意想不到的解答：即除了直观事物与经验可感知的力场间逐一对应的关系外，还有一条更隐秘的界别自始至终连接并区分二者，只有在诗歌艺术的光照下，我们才可能一睹它美轮美奂的混沌曲线，并听到那来自蛇腹般的窃窃私语。

至此，对药巷美学图景的创设，可概括为眼前形体之物，与内心感知的客观事态两个层面矛盾的双重叠加。简单点说，作为文学意义上的药巷，既不存在于形象世界，也不可能建立在客观范畴。她与所有的城市社区一样，同时也规制于更广阔疆域的风俗人情、历史体系当中，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她用一条草灰蛇线状的界说足可表明。在直观的形体层面，我们改善了对以往既有论识的描述，使它更凝练、简洁;对已知的客观部分的药巷，我们再次申明它与形象世界由此及彼的对照性，也证实了那才是支撑平衡的根本原因，对更远的药巷以外的地域同样有效。这两种矛盾交织所形成的暧昧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诗意栖息地药巷晦暗不明的面目。

[杨钊，本名杨永强。1986年生，甘肃会宁人，曾在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工作。现居新疆乌鲁木齐。在《昌吉日报》《回族文学》《西部》《星星》等报刊发表作品。著有《乡野书》《饲火者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