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省桃李下成蹊

草色风烟

明嘉靖三年仲冬，一叶扁舟溯江西上，开启了“流放之徒”杨慎的戍滇之旅。

这趟旅程跋山涉水，辗转千里，却全无诗意可言。刚刚遭受了廷杖之刑，尚未痊愈的杨慎背负着忤逆天子的罪名，被解往滇南永昌卫戴罪戍守。对于曾是状元之身，享有才子盛名的杨慎而言，此次流放尽管为他博得了“君子如玉亦如铁”的美誉，然而，也将他与嘉靖皇帝之間的仇怨缠成了一个死结。

流放戍边，对于古代的官员与士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仕途的坎坷与断绝，甚至意味着性命之忧。那些边地虽说风景绝佳，但毕竟远离繁华，荒僻落后，是地道的不毛之地。如王阳明那般被谪戍贵州龙场，尚能因缘际会得以大成之人，毕竟凤毛麟角。彼时的杨慎是否仍抱有起复还京的寄望，我们不得而知。

身心俱损的杨慎抵达永昌卫，已是次年孟春时节。按照明制，他因“永远充军烟瘴”的刑罚，名隶军籍，不再是个自由身。但饶有意味的是，从他人滇伊始，一路的仕宦和官府都给予了他相对宽松友好的政治待遇。这一年的三月，他以养病为由，迁居至安宁州（今安宁市连然街道），正式开始了他在滇南的生活。

身处异地他乡，独自一人的杨慎因为旧友新朋的陪伴，寄情山水，诗歌唱和，显得并不那么冷寂孤单。在官府的默许与仕宦的帮助下，他的足迹很快遍布了云南全境，甚至一度盘桓至贵州与他的巴蜀梓里。丰富多彩的旅途见闻，充实滋养着他，成就了大量的美文佳句。这些美文佳句中，蕴含着他在旅途间的所思所得，亦折射出他落笔之际的心境与不灭的理想。尽管他有过彷徨与迷茫，也有过不忿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是乐观的，矢志不渝的。

受教于父亲杨廷和，他曾以平天下为己任。奈何此时此境，他已无望重返帝国中枢，协理天下。可陈蔡之难，仲尼尚能弦歌不绝，他既是有志之人，又怎能臣服于逆境？与其虚度光阴，不若立足于滇，放眼川贵，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随着他游历范围的不断扩展，他对云贵高原的感情，尤其是云南境内百姓的感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止一次的在诗作中，将云南比作“故乡”。而百姓们也对他推崇备至，亲切地称呼他为“杨状元”。既然彼此相处融洽，以至于有乡亲之情，杨慎自然是要为这些“乡亲”做点什么。在他看来，云南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的落后，归根究底是教育的落后。唯有改变云南落后于中原的教育现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穷山恶水。他在其《碧蛲精舍记》中这样写道：“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慎自执戟于滇，每慨物类与地形名，失之陋俗。”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秉持“兴学重教”的祖训，他开始着手尝试在这片土地上兴办教育，重修书院。

作为罪臣之身，自然比不得当初在京时“振臂一呼，从者无数”的能量。故而，他只能借助自己旧有的才名，结交滇中官宦士绅，广泛争取他们在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持。为此，他不辞劳苦，先后致书云南巡抚顾应祥、欧阳重、汪文盛、刘渠等人，甚至亲往面叙兴教重学之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建议受到了官府的重视，多有采纳，并付诸了实施。

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十四年后，废弛许久的云南书院殿庑由官方主持修复，姚安府的庙学亦由知府王鼎和吴嘉祥继建，并由后继者赵澍建启圣祠。随后，例如五华书院、昆明书院、文昌书院、梅谷书院、见湖书院、南中书院、正学书院等等陆续诞生，形若雨后春笋。一时之间，原先书院全无，庙学不存的滇中文教聿新，生机勃勃。对此，杨慎不无欣慰，并满怀希望的展望未来。他在《定远县儒学记》中记录下了自己的心情：“定远旧未有学，提学副使胡仰斋公建议于朝，始命建学，盛举也，皇明文治之遥，声名之盛，多士生，斯时斯地亦厚幸矣。”

有了书院和庙学，解决了教学修习的场所，自然吸引了大量的渴望读书的人群纷至沓来。身处帝制时代，人们读书更多的是为了求取功名，改变自己与家族的命运。所以，书院和庙学的主要授课内容必然与科举考试的纲要相关，侧重点难免更追求应试。杨慎却主张多闻多见，反对空谈性理，倡导学以致用。他认为，在云南这个本来就教育落后的地区，尤其要重视基础教学，不能盲目的追求应试的捷径，应当立足长远，多培养实用型人才。他进言书院庙学，从小学、古音和文字教起，再进一步教授训诂、六经等。书院与庙学认可他的建议，却苦于本地没有能实际执行这套教学方案的人才。杨慎得知此事后，亲临书院，教授讲学，带着一帮学子结社、酬唱，几十年如一日，不计辛劳与得失。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属于多民族聚居区，方言俚语种类繁多，民风迥异。杨慎在讲学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师生之间语言不通的障碍，想尽办法，攻坚克难，传授知识。在几十年的磨合下，杨慎以极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这个难题，实现了“通夷语，识焚文”，桃李遍滇省，被滇中百姓冠以“杨父”之称，地位仅次于孔子。

孔子门下，从者无算，更有七十二贤人之名传世。杨慎虽不敢自比孔子，但从其学习的弟子门人也多达百人。其中更有七位最出色的人物，被后人誉为“杨门七子”（或称“杨门七学士”），分别是：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及吴懋。翻阅这七位的人生简历，可以看到，他们大多是进士或举人出生，与杨慎多为亦师亦友的关系，深受杨慎的影响。除此之外，杨慎还有许多的得意门生，例如他的助手白族人董难，丽江的知府木公，金齿司人汤琮，大理人梁佐等等。这些人出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却都以知名的学者或文学家身份青史留名。

仅仅培养出一些精英人才，远不足以说明杨慎在云南兴教的功绩之大。在当时，用来衡量地区教育水平高低的标准就是科举及第的数额。对比同时期书院林立经济发达的江南闽浙，人文荟萃，进士才人辈出，云南一省在嘉靖朝前，三年一次的会试，一科多则中进士五六人，少则两人，且中额者多为省会昆明士子。但在杨慎兴学之后，特别是杨慎谪戍的永昌卫及附近，每科均有中额者。再往后，壬辰和乙未两科，云南都中了六名进士。及至杨慎死后的隆庆辛未科会试，云南更是一口气中进士十人，一改此前世人对滇省文化落后蛮荒的印象。这一被载人史册的变化，是杨慎在滇省兴教重学的硕果，更是他心血凝结成的丰碑。

遗憾的是，他的付出虽然令云南的百姓受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与敬仰，却并不能改变他流配的背井离乡的命运。他在滇南谪戍的几十年期间，多次赶上天下大赦，却始终没有得到赦免他的旨意。甚至于，连他的父亲杨廷和去世，他请求回家奔丧，也不过是匆匆一瞥而归。然而，他内心的苦痛极少对人谈起，人们从他的诗文中读到的更多是治学的严谨务实，相对乐观求知的生活态度。这令与他朝夕相处的云南百姓格外的尊敬他，也令后人倍生敬意。

明嘉靖三十八年的初秋，一代名囚杨慎以七十二岁高龄魂归新都[新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故里，终结了他三十余年的流放生涯，却将他的故事与兴教重学的精神永远的留在了云南。当你行走在那片红土地上时，你经常会听到关于杨慎的离奇传说，或是会遇到与他有关的名胜古迹，深深的感受到他的“虽死犹生”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他的真实历数百年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