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理”与“实际”——翁方纲书法研究

俞明明

摘 要：翁方纲是中国清乾嘉时期典型的学者型书家，其书名在当时并不十分显赫，且在其殁后遭到了较多的批评和否定。但是一名书家的书法水平，不能因其一点而做出定论。文章試从翁方纲的金石考据和题跋等方面入手，着重阐释翁氏临摹重“实际”，创作重“神理”的实践观点，较全面地探究翁氏书学思想中的“形神观”。

关键词：翁方纲;临摹;创作;书学思想

一、临摹重“实际”

（一）“金石考据”造就“严谨”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府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他与刘墉、梁同书和王文治并称为“清代四大书家”。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书法家，翁方纲试图矫正时人因崇尚董赵而形成的软媚书风，提倡以学习唐碑为主。翁方纲对于金石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在金石考据方面以“多闻”“阙疑”“慎言”[1]为治学根本，研究各种碑刻模板来源及其传承，并且以书法鉴赏为主，有文为证：

“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捃摭某条足订史误……其书极丑劣而足证史事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2]

在他看来，金石考据与书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为了书法而考据金石，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尽管翁方纲博多识广，精鉴赏，但其本人在做学问时亦不敢妄下定论，不仅如此，翁方纲对于碑帖的多种藏本的对比、勘校亦是相当谨慎。在《跋天际乌云帖（苏东坡书涿州冯氏藏本）》中翁方纲对其笔画神韵，甚至是对笔画间的牵丝连带都进行了相当精准的辨析：

“一行。‘天字肥，逊真本清劲，程刻则直似《多宝塔》矣。‘楼字右上起锋《快雪》竟无之，此犹无碍。‘前字左下‘月内笔丝向裹于绕，则摹失也。

“二行。‘红‘纟旁起笔另顿，作二层，《快雪》竟通作一笔矣。大约真本处处停笔顿蓄，而本多直泻也。

……

“五行。‘在字末笔、‘钱字每画起笔皆寓顿折之势。‘塘字中间右肩方顿之势，摹本皆失。”

从翁方纲大量的题跋中都可以见到其做学问时小心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金石碑帖的考据上，细节方面都是经过多方考究后，再作定论。

（二）“严谨”对其书风的影响

“严谨”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翁方纲的书法思想。俗话说“字如其人”，清代的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对“字如其人”作出了“余谓笔、墨之间，本足觇人气象，书法亦然”[3]这种相当具体的表述。

翁方纲“严谨”的态度就在其书法临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关于书法的临摹，翁方纲认为临摹要追其“形”，重“实际”。一反宋元帖学书家追韵尚意的学书方法：

“仆尚言临帖必先求形似，既得形似，乃可追神肖也。”[4]

“愚最不服临古帖以不似为得神。形之不似，神于何似，若不似，则冯承素辈可不依茧纸之样。”[5]

由此可见，翁方纲对于临摹的要求首先是客观上的相似，如果在客观上都达不到“形”的相似，那就更不可能感受到前人的书写状态和感觉。

翁方纲的书学之路从颜真卿开始，后又学习欧阳询。翁方纲极其重视楷书，甚至因为《淳化阁帖》中没有楷书和隶书，只是由纯草书汇编而成，就大加批判：“世所传法帖之祖乃草草如此”[6]。翁方纲重视楷书，其间架结构的“严谨有度”是翁方纲推崇楷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习学楷书，亦是要事，先定架结构，不可先从圆熟小字误入俗。”[7]

“严谨”对翁方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楷书的推崇和对间架结构的看重上，更体现在翁方纲对于学书临摹的要求。赵孟頫可以说是一生都在追求晋法，对于二王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但是即便如此，翁方纲对于赵孟頫临习的《兰亭序》也作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赵临《兰亭》附记

“‘在字起二笔，误。

“‘于字、‘集字上横皆改弯笔，误。

“‘隐右捺原本锋长，而此损本后拓尤长，此临作蓄势不放，误。

……

“诸如蟹爪、针眼、丁形之类，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随手伸缩、不准原迹者，不可枚举，似此‘崇山何必旁挂，‘因‘向诸字，何必大书，直是另写一通，何谓临哉？”[8]

从此段题跋中不难看出，翁方纲对于赵孟頫临习《兰亭序》时不注重细节，没有达到丝毫不差的批评。在翁方纲看来，所谓临摹，“形准”是基本要求，前人的一幅作品中除了整体的气息与章法外，最重要的也最精彩的往往就是笔画的“起”“行”“收”这些细腻的动作，而临摹只有在注意并达到这些细节后，才能体会到古人的规矩与神韵。

二、创作重“神理”

（一）“肌理说”中的“义”与“文”

翁方纲的“严谨”多体现在对于前人作品的临摹和对楷书“形似”的要求上，翁方纲“肌理说”中亦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肌理说”中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这句话。从此中可以看出翁方纲将“肌理”分成了“义理”与“文理”，那么何为“义理”与“文理”呢？这在王友胜的《翁方纲与〈苏诗补注〉》与宋如珊的《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中都有所阐释：

“在他看来肌理当包括义理与文理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指思想内容之理，后者指艺术表达之理。”[9]

“《易经》所谓‘言有物为‘理之本，言有序为‘理之经，前者强调文学之内容，为‘义理;后者强调文学之形式，为‘文理，义理与文理交织而成翁方纲肌理说之诗学体系。”[10]

“义理”所代表的是内容，“文理”所代表的是形式，也就是说“义理”是事物表现出的物理存在，是客观的存在;而“文理”则是可感觉到的线条、布局、色彩等形式的感官上的存在，是主观的存在。诗与书皆属于艺术的范畴，而艺术必须通过人的审美情感精神构建才具有审美的意义，翁方纲对于“经学”的审美就是“神理与实际并重”[11]，其人对书法的审美亦难让人怀疑并非如此。

（二）“学”对其书学思想的影响

翁方纲作为一名“学人之诗”的代表人物，以学入诗是其重要表现。在他的《复初斋诗集》中，与书画、金石、碑版、古籍考订等相关的诗歌就有2900余首，其中就有一首诗写出了翁方纲不仅师古，并且“师心”[12]的书学思想：

“自言书法法安出，我师我心非彼能。自本心来乃心画，崛奇开阖岂能称。”[13]

所以，翁方纲在书学方面“无一笔是自己也”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翁方纲并非是一名只注重“实际”的书家，在其大量的题跋中也有着翁氏追其“神理”的思想体现：

“是碑与率更之似，不以形而以神。”[14]

“此虽旧所翻刻，而其用笔实得晋人古风。”[15]

翁方纲主张学书先“严谨”地学其形[16]，以此来获得古人书学规矩后，再学其“神”的思想，在他为赵孟頫的题跋中也可以得见：

“品赵书者亦苍劲古厚为上，其专取圆秀者，非知言之选也。是卷笔笔皆入右军之室，即作《兰亭》观，亦何不可？仆则谓中有数笔直可作古篆观矣。”[17]

“必如此卷精腴圆润，得《兰亭》《圣教》之神髓者，然后信其直接右军，而超出前后诸家耳。”[18]

从这几则题跋中可以看出，翁方纲多次强调赵孟頫得《兰亭序》之法，其笔意“皆入右军之室”，并且“有数笔直可作古篆观矣”。对于极其追求古法的翁方纲来说，能从他的嘴中说出“作古篆观”这种话，可见翁方綱对赵孟頫的评价之高。但是翁方纲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是矛盾的，上文提到在《跋兰亭（重摹赵文敏五字损本卷）》中，翁方纲对于赵孟頫所临的《兰亭序》是非常不满的，甚至翁方纲通过逐字校对，对赵孟頫在临《兰亭序》中的笔画长短、省略笔画和字的取势作出了批评。然而两种不同的评价却出现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这必然是有原因的。

通过比对发现，翁方纲对于赵孟頫的批评是在其临摹方面，而对于手札书信却是大加夸赞。由此可见，翁方纲对于临摹与创作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翁方纲对于临摹的要求是极其严谨的，而对于手札书信等创作作品却并非如临摹一般讲究丝毫不差，多用“意”“神”来进行评价， 这也就说明了翁方纲并非像时人所说的过于追求“形似”，只是在翁方纲看来对于“神似”的追求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达到“完美”的“形似”，而这一“完美”需要穷尽一生去追求。

参考文献：

[1]汪兆镛.碑传集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1803.

[2]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第6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281.

[3][4][5]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4，394，258.

[6]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6.

[7][8]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87，257.

[9]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0：242-243.

[10]宋如珊.翁方纲诗学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11]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42-243.

[12]朱友舟.翁方纲书学思想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5.

[13]翁方纲：复初斋诗集[M].清嘉庆刻本，旧刊本：4.

[14][15][16][17][18]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2，144，258，325，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