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柘钟声

周万水

舒溪旁的野柘是个很大的村子，四面都是山，山的中间是块小盆地，地势平坦，像一个很大的棋盘，摆放着稻田、农舍、阡陌和绿树，精致而清晰。虽说地处偏远，但野柘也是湘西北有名的富庶之地，有着“野柘熟，舒溪足”的说法。野柘的山上，以前据说生长着很多柘木，合抱之树不计其数，只可惜在上世纪都砍伐殆尽，大部分山头只剩下些杂灌木和稀稀落落的松树。

野柘小学坐落在村南面的一个高坡上，虽说是个农村小学校，却还有些历史。最初是九十年前曾做过蔡锷将军云南都督府秘书长的名绅修承浩先生逸居舒溪时开办的。那里是整个村子树木最多的地方。树很普通，多是树冠很大的樟树和长得很快的苦楝树。从山上看去，你看不到房屋，却可以看到树和天之间那点红色，那是国旗的颜色。在乡间，学校是唯一挂国旗的地方。乡下总是安静的，当雾霭散去，你能听到露珠从乌桕叶上滴落在一个早晨，鸟儿穿越于树丛与田垅，狗吠、鸡鸣、隐约的人语和叮当的牛铃从村子那头通透无阻地传来。这时候从山坡上的那片绿色深处溢出的清澈的钟声，让整个乡村变得更加空旷，像夏天的山坡上刮过的凉风一样沁人。

如果不是受《中国教育报》之托要做一个关于乡村教育的专访，我或许也许此生都不会走进野柘小学。刚进校园，便听到了钟声，是那种现在很难听到简朴的钟声，感觉有些遥远。钟声是从一块环形的铁块上被一把小铁锤敲出来的：一长两短是上课钟，均匀短促的三声是下课钟，急促而延续时间长的是集合钟……这个被称为钟的东西，过去曾经是某种机械的一部分，现在被一根铁丝悬挂在教师办公室的一方屋檐下，它周身泛着黑褐色的光泽，显示着它或是这里最老的居住者。这种简陋的钟的代用品，几乎是那个时期乡村学校的标配，到现在倒成了稀罕物了。现在的学校用的都是电子铃，铃声是很时尚的音乐，准确、便捷，避免了人工操作的麻烦与失误，却不耐听。我觉得音乐铃声是带情绪的，会跟人的情绪产生冲突，不如那种铁器发出的声音干净、敞亮，任何时候听到都会使人产生一种安详。透过铁环看去，是几幢有着粉红色装饰的教学楼，楼前运动场不大，居然也是塑胶的，两侧安放着五六座知名人物的塑像，不大的校园看上去精巧别致。恰逢九月，教学楼前的几棵桂花正值花季，圆形的树冠顶着金黄的花粒，花的香随着钟声弥漫到整个校园，就连教室里传来的书声也透着浓浓的香气。除了那个环形的褐色铁块，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学校差不多颠覆了我先前对农村小学的所有记忆。

野柘小学负责人叫张勇，不是本地人，年龄四十上下，可前额上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了。他的办公室的窗子紧挨着一棵枝叶茂密的苦楝树，我们到时，从树叶缝隙漏下的几缕阳光和几只麻雀还逗留在窗台上，几枝蓝色的野菊花随意的搁在桌上的书架边。这多少勾起了我当年做乡村教师的一些回忆。那时的我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室内唯一的装饰就是学生时常送来的各色野花，阁楼外也悬着一个跟野柘小学差不多的被我们称为钟的铁块。二十年后，我曾经再回到当年工作的那所学校，记忆中的简陋破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一所高标准的农村学校，高兴之余，我还是有些落寞，像丢了什么东西没找到似的，由此生出了许多感叹。

我去野柘的那天，正是周五，是学校放月假的日子。中午时分，张勇和他的老师们依例站在校门口，送走了最后一名学生。没有了学生的野柘小学一下子就像棵没有了鸟儿的大树，安静得只听到风吹动树叶的声音。那口悬挂在桂花树上古旧简陋的铁钟也纹丝不动。我疑惑，它的形象和作用跟今日的校园环境已明显的不协调，这所乡村小学已完全具备了教育信息化的条件，连黑板都镶有触摸屏的电子白板。为什么学校还要选择一种很传统的方式源来作为学生作息信号呢？是一种延续的习惯，还是具有某种仪式上的意义？张勇给我的答案是：“它可是我们学校的活化石啊。”

原来，自野柘有学校以来，这个其貌不扬的铁家伙就一直在这里，是学校真正的“元老”。它是谁找来的、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已经没人记得了，但它被敲击所发出的清脆空灵的声响，已经在这个村子的上空整整回荡了九十个年头。从民国一间堂屋的私塾发展到今天软硬件设施齐备的标准化小学，学校已完全看不出它最初的模样。一代又一代先生走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走了，唯独它被保留了下来，成了这个小学校独特的标志。它的外形沧桑，单调中性的声音却让很多人牢牢记住。那声音贯穿于他们的人生，不经意地就贮藏在记忆里，其实也就是他们的童年、少年，是那些值得怀念却又寻不回来的书声琅琅的岁月。

跟张校长谈了很久之后，我在那口钟下站了一会儿，看着它我觉得那钟是有灵性的，我可以与它在相互的对视中交流，因为此时我们都伫立这所学校的旧事里，回溯着光阴。它让我意识到，时间并不能带走过去，至少在这个校园里，那些证明它们曾经存在的事物，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以为我们可能感悟的方式存在着，等待着我们在某一时刻去发现、去触摸，看着它们被唤醒，看着它们在一个早晨被太阳照亮。

那天下午，野柘小学的钟在微风里悄无声息，我耳边却分明有钟声不断在回响，我的思绪和张勇校长讲述的故事都纠缠在那若有若无的钟声里。

我在钟声里依稀看到了李明钊老师的模样。中等身材眼窝深，颧骨突出，眼睛很有神。他曾是野柘学校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公办教师，也是学生眼中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的人。他教语文、算术、还有音乐（那时是叫唱歌）、美术、体育。他能拉二胡、弹风琴，更让大家羡慕的是还能吹口琴，在此之前，乡下的孩子基本上不知道还有一种叫口琴的神奇乐器（那口琴平时被一块红绸小心地包着），双手握住，放在嘴边左右移动，居然还能发出那么美妙的声音。

学校每年一次运动会大多是李老师唱主角。那时候的学校，只有一栋砖混结构的两层的教学楼，比操场要高出五六米。操场很小，要跑步就得围绕教学楼跑上一圈，学生从东头跑过去，消失在教学楼背后，不一会儿又从西头冒出来，这让学校每次的运动会变得紧张而有趣。学校仅有一把发令枪，每次开运动会时，李老师总是要換上他那件黄军装，提着那把枪，站在用石灰划定的起点，看上去威风凛凛。只是那把发令枪不是很争气，常常在他喊完“预备”的时候哑火，搞得他很有些尴尬。于是李老师就叫人搞来一些鞭炮，一个个拆开，夹在发令枪上，喊完“预备”，迅速用香头点上引线，再举起枪，像模像样地等待那“叭”的一声。即使如此，也还是免不了有些意外，因为有时候引线点着了，等到的却是一阵“嗤嗤嗤”的声音，鞭炮没炸！乐得师生们好一阵哄笑。由于地形之故，起点的“枪声”响之后，那些在场边上助威的学生就分成两部分。东边的一帮人在选手屁股后面追着鼓劲，西边的一帮人等着选手从教学楼后跑过来，一看到选手冒出头就大喊“加油、加油”。操场上所有的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整个场面就像赶场和过节一样喜气洋洋。

李明钊老师是外乡人，家在舒溪的那边，妻子是个农民，所以他属于“半边户”，平素很节俭。除了那件绿军装外，大多数日子里就穿着青布裤子和显得很旧的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每逢放假回家，肩上都挎着一个洗得有些褪色的、那个时期人们常用的军绿色挎包，回学校时手上就多了从家里带来的大米和蔬菜。一天早上，当上课钟声在野柘上空响了很久之后，教室门口却没有出现李老师的身影。原来，在返校的路上，李老师在涉水经过一条山溪时，陡涨的山洪一瞬间将他吞没，找到他时他已衣不蔽体，人们在溪水下游的灌木丛中找到那只挎包，挎包里还装着用红绸包着的那把口琴。

李老师就这么走了，校园里钟声一如以前那样清澈，只是少了他悠扬的口琴声。在一张旧照片里，我找到李老师的身影，他站在一群孩子后面，很幸福地笑着。

每到秋收的日子，刘国秀的周末都在那片稻田里，忙碌的身形在那片密密的稻田里被挤压得有些瘦弱。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不时用手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在身后留下的是她割下的一地金黄。这时的刘国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她另外一个身份是：野柘小学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是那个年代乡村教育的独特的标志，在那些只有民办老师的村小里，乡下孩子上学跟门前的牵牛藤开花一样随意，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放学完全要看老师的作息时间。农忙时节，老师要忙农活，墙上的作息时间表就没有了意义。在乡下你从早到晚都可以在田边路旁看到背着书包嬉戏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像一群自在的麻雀，后面还跟着一只、两只或黄或黑的大狗。与现在的孩子相比，他们的童年有更多的快乐。

高中没读完就做了民办教师，刘国秀一生的梦想就是能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可惜直到退休，她也没能如愿。野柘人提起刘老师莫不说好，因为她对学生很负责，像个慈爱耐心的妈妈，学生们自然也很喜欢她。只是刘老师有三个孩子，丈夫也是个农民，负担重，日子过得拮据，在学校和田地两端奔忙，所以她跟人们想象中的老师形象还是有很大差异。一次，教育局来学校听课，匆匆上课的她把偏旁部首中的“反犬旁”教成了“猫旁”，被县里来的教学专家狠狠批评了一番，这一教学笑话后来还间接导致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可能的转正机会。

刘老师是有两次转正的机会的，一次是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去芷江师范读民师班，毕业后就能转正，不巧年龄超过了三个月，没能去成。另一次是县里在民办教师中选拔部分人转正，刘老师被学校推荐上去了，却被区教育办刷了下来，原因是业务能力差，佐证就是上课时她曾把“反犬旁”教成了“猫旁”。这只是个借口，因为这事情背后不免是有些猫腻的。在旁人的指点下，刘老师犹豫再三，还是觉得应该去区教育办那里找找关系、走走人情，毕竟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于是她抓了两只自己养的母鸡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她又把两只母鸡拎了回来。她从来没做过这种求人的事，这是第一次，像做贼一样，最后还是做不了，转正的事从此也就不再提了。

五十岁那年，刘国秀老师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学校送给她一床毛毯和一个电热壶。那几年，大批师范毕业生进入了乡村教师行列，余下的民办教师也大多转成正式的在编教师，刘老师成了这个乡村小学最后的民办教师。我没有在学校找到刘老师的照片，除了旧花名册上的名字，她把很多的空白留给这所学校。同时代的老师先后离去，校园里那些新鲜的生命灿烂地绽放着，看不到过去的影子。刘国秀和她的那段时光仿佛在某一天恍然变成了一声钟声，沿着她回家的方向回响，一如山那边在暮色中慢慢飘散的炊烟。

张勇能记住这些故事，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是他也曾在这读过小学，他的父亲张万国还曾是这个小学的校长。说到父亲，张勇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因为他父亲是历任校长里唯一在任上去世的，那时张勇刚还上六年级。在他的印象中，父亲身体不太好，削瘦，脸上有些发黄，但精干、和蔼，公私分明。他们家也是“半边户”，张勇的母亲在家务农，他跟着父亲在外读书。在学校食堂吃饭时，为节俭，父子两人常常是打两份饭，一份菜。一次，大师傅看不过意，抖抖手给他们父子多打了些菜，硬是给父亲退了回去。跟一心转正的刘国秀老师不一样，作为校长的张万国在他不长的任期里，最大的愿望是把那栋已经破旧、已经开始掉石灰屑的砖混结构的教学楼拆掉，重建一幢新的，这其实那也是大家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四处奔忙，上下游说，耗费了许多精力，可这个愿望在他生前到底还是没有能实现。

对于父亲的死，张勇曾一度很纠结，他觉得上天很不公。父亲死时不过四十岁，而且走得那么突然。那是个周末，也是放寒假的日子，下午，父亲匆匆忙忙从外面赶到学校，敲响了集合的钟声。张勇清楚记得，那天的钟声有些急促，似乎还透着几分喜悦。张万国兴奋地告诉大家：新建教学楼的计划上级领导同意了。放学的时候，他高兴地站在校门口，和所有人打着招呼，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吃过晚饭后，略显疲惫的张校长早早地睡下，只是这一睡，他就再也没有醒来。

张万国校长是在睡梦中猝然离世的，平静而安详。但按当地习俗他属于早亡，必须在当天下葬。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雪是半夜开始下的，这里的人们很久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学校没有担架，老师们只好把他瘦弱的遗体固定在一架梯子上，一行人抬着他，把他送到他的家乡。起灵的时候，没有特别的仪式，校园的钟再次被敲响，间隔很长的钟声，在野柘空旷迷乱的天空衬托下，有些苍凉，仿佛寺庙中单调的罄声。一位老师大喊：“张校长，回家了。”几位女教师一路痛哭失声。

张校长匆匆走了，他一直想新建的教学楼最终也还是没有修成，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勇都陷于哀伤之中，不能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也拒绝人们谈论父亲，他甚至把父亲的遗像从墙上取下，藏在一个箱子里。他很怕看到父亲那双眼睛，慈爱的背后分明透着忧郁。三年后，初中毕业的张勇报考了一所师范学校。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生活的考量，父亲不再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他需要早些谋生自立，养活母亲和妹妹。他也承认父亲的影响，那个冬天，野柘早晨的那场大雪，一直在他的记忆里纷纷扬扬，每片雪花里都有父亲那张削瘦的脸。

我是有些相信宿命的，相信那些隐藏在人生背后的某种无法摆脱的规定性，就像我相信那悬于校园的钟也是有灵性的，相信那些远去的钟声是有故乡的，不会一直在外漂泊。师范毕业后，张勇回到家乡的学校任教，从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一直做到校长。若干年后，由于乡镇合并，县里决定依托国家学校合格化工程，把野柘小学扩建成一所标准化的农村完全小学，张勇又被任命为野柘小学的校长。他有些意外，他自己从来没想过要重新回到这里，这里虽然有他父亲的印记，可他一直缺少面对的勇气。临行前，他从那口箱子里取出父亲的遗像，从父亲久违的眼神里，他看到了父亲无法拒绝的愿望，或许这也是他的宿命？

两年过去，野柘小学教学楼、实验楼、生活楼、运动场相继落成竣工，一所全新的现代化乡村小学掩映在如画的田园风光里，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那些充满朝气的青年人。所有的旧物件都被丢弃，只留下这环形铁块和它发出的阳光般明澈的声响，那就是在野柘上空萦绕了近百年的钟声。

我非常能够理解张勇的那种执着，你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怀旧。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传承和一种仪式感很强的坚守。每一次钟声响起，那些远去日子和消失的灵魂都会在这里集合并重新出發。我同样理解那个时代的乡村教育，理解像李明钊、刘国秀、张万国这些普通而平凡的几代乡村教育人。在那个时代，我们很难在他们的专业与坚守之间作出判断。或许以现在的专业标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难说是优秀的，而他们为坚守乡村教育付出的奉献和牺牲，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记住他们。

虫鸣、犬吠、窗外三两点灯火映衬着乡间安静的夜，滞留于野柘的那个夜晚，我毫无睡意。我忽然忆起R.S托马斯那句诗：“山峦依旧，拥在天边，我远远注视，这静穆之景……”我开始怀念我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想起那口悬挂在小阁楼上的钟。我想起那些若鸟巢栖息于乡野之树上的每一所乡村学校，想起那些远去的背影、正在走来的青春和那些钟声缭绕的往事。我们称为沧桑的那一切，都在野柘的上空聚合、重叠，泼洒成一幅长卷，收起，静默如册；展开，一地馨香。

有一天，即使你不在了，那些钟声还是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