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

秦明月 王子滢

【摘 要】 文章概述了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探析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其主要包括两国人民要“向前看”，“求大同、存小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贸易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政治三原则等。周恩来对民间外交思想为今天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理论基础;当代启示

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广义是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狭义是指不代表官方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是“官方外交”的补充。[1]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但近代以来，日本屡次侵略中国，破坏了两国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然而持续僵持的局面并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友好意愿。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一系列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天發展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之一。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提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历史不是个体历史的简单堆砌。马克思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4]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他一直强调：“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5]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还汲取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理论的精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创造性地贯彻到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的传家宝。对日民间外交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外交工作中的灵活运用。周恩来提出：外交的落脚点在影响和争取人民，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单靠外交家，更要依靠两国人民直接进行。[6]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影响。1952年4月，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外交方针和任务的讲话，明确提出“团结世界人民”的外交方针，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扩大我国的影响，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他还提出要建立“外交阵线”，分析帝国主义阵营，“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7]对于中日两国关系中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周恩来也强调在历史上要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在现实中要区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依靠和团结日本人民，影响和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分化反华势力，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创造性运用。

二、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为了冲破美国和日本政府对恢复中日关系设置的重重障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提出对日民间外交的条件、主体、目标、步骤、原则等一系列对日民间外交思想。

1、二战后两国国情的变化和现实利益需要，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虽然近代日本屡次侵略中国，但相比较这两千多年来说只是历史的一瞬。周恩来把两国历史总结为“两千年友好，五年十年对立”。他一直强调要珍视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结下的深厚友谊，相信两国可以在原来友好的基础上改善关系，并明确提出中日两国人民愿意友好相处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8]

二战后，中日两国的国情发生变化，新中国建立起来，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受到军事制裁，这为在平等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契机。周恩来指出：只有解放的新中国才有资格同日本谈友好，也只有战后的已经不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才有资格和中国友好。“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才能真正平等互利、和平共处。”[9]周恩来还清醒地认识到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有利于打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封锁，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符合两国的现实需要和根本利益。因此，他说：我国人民“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保障远东和平。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于中日两个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益的”。[10]

2、人民群众是中日民间外交的主体，两国人民要“向前看”，“求大同、存小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认为，民间外交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动侵华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周恩来强调要注意“两个区分”，即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同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的决策者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11]推行对日民间外交要团结日本政府中的开明派，但主要还是要依靠两国人民。他指出，在政府“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12]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使两国人民在交往时往往心存芥蒂。对此，周恩来认为两国人民应“以历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但更应当“向前看”，“永远地友好下去”。他说：日本侵略中国使两国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决不走强大了就向外扩张的路。[13]他还反复强调：“数年来不愉快的历史必须忘掉，也是可以忘掉的。”[14]“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地友好下去。”[15]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继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提出“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并再次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6]虽然，国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促使中日建交的主要原因。但不能忽视的是在民间外交的影响下，日本民间培育起来的对华友好势力和经贸关系基础，也在推动中日建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28日，在中日建交举办的答谢宴上，周恩来一再表示“饮水不忘掘井人”，“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感谢”。[17]

3、采取渐近积累的方式，从贸易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两国冰冻局面的形成有复杂的歷史原因，要想解冻操之过急是不行的，必须做长远打算，逐步来推进。1962年9月，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在会谈中，他提出用“积累方式”发展两国关系，周恩来十分赞成并补充说：“我们两国，首先是两国人民，应该用渐进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18]之后，周恩来也多次强调发展中日关系应采取渐近积累的方式。

针对日本经济界振兴日本经济，与我国进行经贸往来的需求，周恩来决定把贸易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对于发展两国贸易的必要性和前途，1954年10月，他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明确指出：日本是我们的近邻，对我们的市场和需求，比其他国家都清楚。现在两国之间在贸易上虽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前途一定是广阔的。[19]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我国代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邀请日本代表访问中国。6月1日，在他的亲自部署指导下，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突破。之后，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也先后于1953年、1955年、1958年签订。但是，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后敌视中国，1958年甚至拒绝惩处在长崎市污辱中国国旗的暴徒。我国不得不宣布中止和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也未能实施。

在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曲折实践中，周恩来逐渐认识到民间外交的脆弱性。他指出，因为民间贸易谈判已经涉及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证是不行的，要“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需由政府来办”。[20]“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这一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核心逐渐形成。1957年4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明确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内涵和步骤，即先由两国人民开展国民外交，再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21]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前通产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畸达之助于1962年10月率政、财界代表访华。11月9日，两国代表签订《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备忘录》。为了保证备忘录顺利实施，我国成立了国务院领导的廖承志办事处，日本也成立了有通产省、大藏省官员参加的高崎办事所，标志着中日两国建立了半官方贸易关系。

4、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和贸易三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华。周恩来也一直强调，中日两国应当“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22]首先，周恩来认为，虽然中日两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应当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1954年10月，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周恩来指出：中国承认日本人民选择的政府，但是日本政府却不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的政府，因此“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23] 这使日本友人认识到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消除了对中国输出革命的疑虑。其次，周恩来强调：“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24]1954年1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主张同日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发展贸易关系”。[25]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日本很多有识之士的赞同。1959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时发表的公报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

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实行错误的对华政策，致使中日民间往来几乎中断。这使周恩来认识到民间外交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原则，这样才能为民间外交提供更好的保障。鉴于此，他先后提出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1958年8月，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佐多忠隆为了探询恢复中日贸易的条件访华。周恩来审时度势，让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即：（1）立即停止并不再发生敌视中国的言论或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但岸信介政府却抛出政治、经济分开的陈词滥调。对此，周恩来揭露岸信介政府政治上敌视中国，只想从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企图，提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26]1960年7月，池田勇人上台组阁，表现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同年8月，考虑到日本经济界人士要求重开中日贸易的迫切愿望，周恩来在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他还对其内涵作了详细解释：两国间贸易、渔业、航运等任何协定都要通过政府来签订;没有政府协定也能做买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签订民间合同;对与中国积极开展经贸合作而又有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中国予以照顾。[27]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后，得到日本经济界的积极响应，中日民间贸易又恢复发展起来。

三、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站在历史高度上深谋远虑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在推动两国民间外交的曲折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突出特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对我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周恩来不仅提出对日民间外交思想，而且躬亲力行对日民间外交。据统计，自1953年7月至1972年9月，周恩来共接见、会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28]很多受到接见的日本友人都折服于他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与他建立了深厚友谊，并坚定了为中日友好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正如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所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重。”[29]

虽然民间外交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只能辅助而不能替代官方外交。但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产生隔阂，特别是在中日官方外交难以开展的情况下，民间外交发挥了官方外交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基础、群众基础和情感基础。在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指导和他本人的推动下，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取得很大进展，我国第一次用民间外交方式与一个敌对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说：“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30]

如今，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仍有诸多矛盾摩擦，应当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民间外交，回顾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其一，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和平共处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当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与战略格局，通过平等协商来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其二，要重视通过民间外交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培育两国的政治互信。习近平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应当充分考虑对方的真实需求，不断拓展民间外交的广度与深度。其三，民间外交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原则。虽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间外交发展规模空前，但它依然是官方外交的延伸和补充。因此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民间外交的开展原则、实施路径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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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5.

[28] 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648-649.

[29] 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

[30] 刘庚寅.民间外交四十年[A].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5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201.

【作者简介】

秦明月（1983—）女，汉族，山东德州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

王子滢（1985—）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管理学硕士，山东省临沂市委办公室专用通信局综合科科长，主要从事国际商务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