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合作：现代社会的危机及其矫治

吴培豪 赵梦涵

【摘 要】 本文以韦伯和梅奥关于现代社会危机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入手，阐释了韦伯从现代性危机的视角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的合作与冲突;梅奥从现代化危机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合作与冲突。从两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互补的合作关系，而非互斥的对抗关系，因此，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合作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危机矫治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冲突;合作;危机;矫治

一、问题缘起：社会类型的划分

社会是人们的联系或关系，是人們相互交往的产物。[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社会类型划分的依据。马克斯·韦伯以经济活动的理性程度为标准，将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指“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的社会状态”，[2]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与之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状态。与之同时代的梅奥根据社会的稳定程度将社会划分为定型社会和适应变动社会，定型社会是技术的稳定与伙伴的稳定并存的稳定状态，[3]反之，适应变动的社会是技术的变动与伙伴的变动并存的混乱状态。对社会类型的划分为他们的研究旨趣打下了基础。韦伯力图解释何种因素根本上导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他将目光聚焦于以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并进一步指出“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4]而随着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资本主义精神的丧失也引起了他对社会的深深担忧。梅奥则重点探讨了定型社会向适应变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且追根溯源，认为忽视“人事能力”和过多重视“技术能力”是导致消极后果的原因。韦伯和梅奥均就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前者抱有悲观的情绪，在文化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5] “铁笼”是否可以超脱、“先知”能否出现都处于未知的状态，文明的扭转显得那么束手无策。后者乐观地提出了解决之道：既然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人事能力”的欠缺，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处理人事的能力和处理技术的能力齐头并进”、“发展合作的战略”。[6]值得一提的是，韦伯与梅奥关于造就社会问题的原因有着共同的认识——科学技术。一方面，韦伯毫不避讳地说道“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科技与机器取代了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念转化为了经济冲动，人类变得机械麻木僵化，文明似乎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梅奥尖锐地指出“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方法来造成的损害的可能性是超出于现在任何人的想象之外的”，[8]科学技术需要人类合作加以约束，需要处理人事能力的增长与之平衡，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人类一切合作的日益解体和滋长着真正的蛮性”，[9]文明走向崩溃的局面。对科学技术如何导致社会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决定着韦伯和梅奥的分殊。

二、危机的视角：现代性危机与现代化危机

社会危机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得以凸显，主要有两类危机：一是现代性危机，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物极必反”的结果，是现代科技、制度、社会结构等发展到极致之后的自我危害;[10-11]二是现代化危机，托克维尔、亨廷顿的研究说明，社会在转型阶段，即旧体制松动而新体制尚未建立的时期容易产生危机与动荡。[12-13]实际上，工业社会中现代化危机与现代性危机并存，韦伯和梅奥的研究只是各有侧重罢了。

1、韦伯：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代名词，[14]因而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到来。然而现代性具有自反性，呈现出一种内在冲突和自我对抗。[15]固然社会完成了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18世纪和19世纪迎来了大的发展，但是随着财富的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助推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当资本主义精神被抛弃之后，“天职责任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16]追求财富与世俗情欲相关联，世俗的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每一个人都被束缚在机器上，深陷科学的泥潭，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最终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受工具理性的逻辑支配，被财富的铁笼牢牢锁住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压力、孤独伴随左右，于是工具价值观的蔓延，终极价值受到忽视，[17]人被工具理性“异化”了。总之，韦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理性化的不断提高“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计算来把握任何事物”。[18]

2、梅奥：现代化危机的批判

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两面性，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黯淡的一面。在梅奥看来，社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技术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物质富足，社会的黯淡主要体现在人事能力的不足所带来的社会解体和社会冲突。梅奥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定型社会和适应变动社会，在从定型社会向适应变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失衡是导致社会黯淡的重要原因。在定型社会，人与人、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学徒制利用人们朝夕相处的漫长岁月同时发展了人们的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而在适应变动社会，“急速的工业的、机械的和理性化的进步，急速得把一切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的和私人的联系都破坏了”，[19]人与人、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混乱的，作为在定型社会培养人事能力的学徒制显然无法适应。另一方面，急速的工业发展使得技术能力被凸显，人们集中精力去提高技术能力，人事能力却被忽视了，没有发展出任何能够补偿学徒制功能的组织，因而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和承担教育职能的学校成为了梅奥批判的对象。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理论而忽视作为人事能力直接来源的观察体验;大学教育中强调课堂的理论学习而忽视校园里的团体活动。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技术能力和人事能力失衡。旧有的学徒制被工业社会所淘汰，而新的培养人事能力的制度尚未建立，出现了“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带来了悲剧与灾难，就个人而言，不愉快、孤独较之以往更甚;就团体而言，充满了对其它团体的敌视与不满;就国家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总之，梅奥对现代化危机的批判可概括为技术能力进步的同时，人事能力却停滞不前，使得我们饱受两者失衡的危害。

三、冲突与合作的演进

在某种意义上，韦伯与梅奥都分析了社会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前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后者分析了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总体上看，不管是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还是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相互合作则社会进步，得以良性运行;相互冲突，社会危机就由此产生。

1、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的冲突与合作

“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和经营企业的精神一般都处于某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但“两者也可以分别发生”。[20]如果以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的关系為线索，我们毋宁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阐述的就是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所经历的“冲突——合作——冲突”的过程。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一过程：

（1）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形式——传统主义的冲突。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形式的活动已然存在，“克门达”、“租税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计件工资”等形式盛行。但是在传统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活动“要么被看作是漠视伦理的，要么被看作是理应受到谴责的”，[21]它只是被人们作为一个事实而得到容忍。传统主义也深深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和意志。工人们安于现状，他们只是希望赚够能维持平常目的的早已习惯了的生活，这使得任何外在的激励手段（例如提高劳动强度）遭到极其顽强的抵制。传统的业务、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方法依然表现在大多数企业家身上，他们满足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舒适而悠闲。然而在财富上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在人们看来是不可理解，那样的神秘莫测、那样的猥贱下流、那样的可憎可鄙”，[22]获利行为在教义面前仅仅是一种可耻行为罢了，从而使得资本家产生自卑心理。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排斥严重抑制了资本主义发展，使其缺少精神动力。这种局面并没有长久持续，潜在着社会危机，很快就被宗教改革等社会变革所打破。

（2）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形式——新教伦理的合作。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使得资本主义形式必须谋求与其他精神力量的合作，从而为其提供精神动力。韦伯认为这个动力就是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联合起来摧毁传统主义。宗教改革从路德开始，“天职”体现路德自己的精神，他反对天主教徒利用宗教信仰不劳而获、“欺骗财富”，因此将职业视为宗教道德的最高形式：为上帝履行世俗义务，这一改变使得原有的宗教与劳动对立变为宗教与劳动融合，赋予了职业宗教意义，提升了职业的地位。但是在路德那里，这种融合是机械的融合：仅仅承认了职业形式上的合理性，并没有从精神上肯定职业行为。他的“天职”观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既谴责获利行为，又将安于现状等同于上帝意志，而其根源在于路德没有意识到“禁欲主义的自我约束通过工作导向救赎的可能性”。[23]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的是加尔文，解决了现世生活与宗教动机的关系问题。

加尔文的“预定论”预设了上帝的绝对性，任何人或任何的外在形式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意志。这导致了人对感官文化的敌视、具有悲观的个人主义倾向，因为人的内心是孤独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他，只有在对上帝的极度依赖中，在内在精神中自我救赎。那么如何知晓上帝的预定，确定自己是否获得恩宠呢？普通信徒并非如加尔文一样通过绝对信仰上帝就能确认恩宠，他们缺乏自信。归正会弃绝内向虔诚，主张行动来自信仰、信仰由行动证实，由此普通信徒通过外在的紧张世俗劳动抵消宗教性焦虑。另一方面，为了确认自己不会下地狱，信徒们从事系统的善行消除恐惧从而保证世俗活动的有效性。无论是系统善行还是世俗劳动都是为了增添上帝荣耀，但这仅仅是“开源”，颇为重要的是“节流”，这就需要系统的自我控制来摆脱“随心所欲”的自然状态。劳动占据了人的时间，消耗了人的精力，做到了“开源”与“节流”的统一，所以劳动既是人生的目的、上帝的圣训，也是禁欲的途径、抵御诱惑的药方。劳动的禁欲意义为劳动提供道德依据。而作为增加上帝荣耀的劳动必须是从事正经行业，衡量的标准是既增进公共利益又增进个人利益，其中后者又是“最重要的标准”，私人获利越多，个人为增加上帝荣耀所做贡献就越大，越能确认恩宠。神意解释获利行为为实业家提供正当理由，而获利也通过禁欲保持合理性。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的基础的”。[24]通过“天职”、“预定论”和“恩宠确认”等新教伦理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形成了：资本家自由获利是上帝恩宠的表现;工人劳动是信仰上帝、获得恩宠的唯一手段。资本家与工人共同为了荣耀上帝这一目标从事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3）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冲突。现代经济秩序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科技和机器，原来的天职责任观早已不复存在，功利主义成为时代主流。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人们享乐进取的障碍，被果断地抛弃了。当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冲突也导致了很多后果，归结而言就是人们丧失了灵魂，被财富的“铁笼”牢牢地锁住，现代性危机凸显。

1、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合作与冲突

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人具有社会性，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因而需要较高的人事能力，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同样不容忽视。在梅奥看来，只有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达到平衡的状态，社会才会保持良性运行的状态。

（1）学徒制：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合作。在定型社会，技术的稳定和伙伴的稳定是同时存在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大多基于地缘和血缘，社会流动较弱，社会分工不发达，每个人所能选择的职业是很少的，“他的选择在十多岁时就决定了，从此他的一生应该做些什么就这样安排好了”。[25]学徒制在这样的社会特征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使人们“学会了怎样运用他工作时所用的东西”，也使人们学会了“怎样了解伙伴们的态度和观念”。学徒制同时发展了定型社会的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人们大都具有健全的心理。这样，人事能力就与技术能力相合作，共同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技术能力由人来驾驭，与之匹配的人事能力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谐稳定，每个人都能正常使用技术，造福彼此。

（2）现代制度与意识：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冲突。现代社会是适应变动的社会。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需要更高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变动的社会让“我们的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超越了靠定型的日常关系来维持有效的互相来往和合作的阶段”。[26]但是，当学徒制被时代淘汰后，新的社会制度安排却没有弥补学徒制原有的作用，反而进一步造成了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对立与失衡。就科学方法而言，梅奥以医学为例，指责当前的科学方法重视实验的逻辑推理而忽视临床的观察和经验。相对应地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重视由逻辑推理得来的理论知识，忽视由观察体验得来的经验知识。颇为重要的是，经驗知识和观察体验正是提升人事能力的直接来源。同样，在大学里参加运动、团契或其他活动来发展人事能力则被认为是同他们所研读的课程相对立的，一方的成就必然会损害另一方。这些制度或安排将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带来的后果是明显的，人际关系渐趋冷漠，甚至出现了孤独的、不善言谈的、漠视合作、敌视世界的极端分子。

社会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意识的影响。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民众是一群乌合之众。经济学理论假设民众是无组织的、自利的、理性的人，每个人都出于个人的利益进行社会活动，自我利益胜过个人交往;政治学理论假定国家直接作用于个人，把秩序强加给一堆乌合之众，中间不存在发挥桥梁作用的社会组织。因而，现代管理者的目光都聚焦于采取什么技术手段管理好一群乌合之众，使之更有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合作存在的事实及其作用。正是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乌合之众假定，使得技术能力与人事能力地位存在天壤之别，也使得两者之间严重失衡，甚至存在冲突。

四、殊途同归：合作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资本主义形式与精神、人事能力与技术能力都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的演变，且相互冲突的状态给人类带来了社会危机，因此韦伯和梅奥都希望两者能够重回合作的道路。前文已经就韦伯和梅奥关于社会危机的认识进行了论述，在韦伯看来，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现代性的自我危害，面对现代性已经难以改变这一事实，韦伯显得束手无策，因此他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抱有浓烈的悲观色彩，“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但是韦伯似乎仍然抱有一定的希望，期待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即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与精神层面的价值和信仰携手前行，这样才不至于“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27]

梅奥则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危机。“急速的工业的、机械的和理性化的进步，急速得把一切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的和私人的联系都破坏了”，但是却“没有新的正在成长的团体关系去接替它”。[28]或者说，在定型社会，学徒制保证了人事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平衡，但是在从定型社会转型至适应变动社会的过程，现代教育制度并没有发挥如学徒制一般的作用，同样，在管理者的意识里社会是一群乌合之众，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梅奥看来，妄图阻止科技进步，回归传统是不可取，而解决的办法也就是“缺哪补哪”，希望提升人们处理人事的能力，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组织的作用。达到处理技术的能力和处理人事的能力齐头并进，社会危机就能得到化解。

韦伯和梅奥的研究其实都体现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失衡乃至冲突的问题，告诫我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互补的合作关系，而非互斥的对抗关系。同样，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合作也必须是基于每个个体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互补合作。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合作，二是精神层面的合作，三是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共同合作。现代社会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物质层面的合作比比皆是，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合作等等。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是这种联系是附属于利益考量的，每个人、每个组织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同时又是竞争关系，经过利益衡量后，这种联系完全有可能中断，甚至转化为冲突，美国与中国所爆发的贸易战以及其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战都很好的说明了这一个问题。相反，体现后两者的合作则较少，也恰恰是后两者能够使得人与人、组织与组织通过文化融合和价值认同而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种联系是比较紧密稳定的，例如留学生通过文化教育的熏陶，大多数都比较认同留学地的文化价值，因此他们是比较友好的。

现代社会所呈现的特征依然如梅奥和韦伯在几十年前所述，整个世界充斥着盲目的理性和功利主义，精神和灵魂则逐渐丧失。在本质上，社会危机是人的危机，只有处理好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才能得到化解。而人又是具备多种属性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属性，缺一不可，并且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衡关系、合作关系。经济性为社会性提供了基础，社会性则为经济性合理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才能够和谐共处、合作发展。总之，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合作既是健全人格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的必然选择，是现代社会危机矫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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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培豪（1998.2—）男，就读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