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介佩玺 武歆华

本文为陕西省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非遗”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201807115）

【摘 要】 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出发，阐明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评价体系的意义，尝试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确立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百分权重法分别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工作提供参考，促进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评价指标体系;德尔菲法

一、引言

经过几十年的扶贫攻坚，我国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而新时代的扶贫攻坚任务的重难点已经开始从单方面的关注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了要使贫困居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极大程度上改变农村旧面貌、改善贫困居民的居住条件等。因此，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之路迫在眉睫。在2014年中央进行了扶贫模式顶层设计之后，精准扶贫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开，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政策倡议和机制构建已经比较成熟和全面，但绩效考核相应研究则不足。[1]国内关于因地制宜推动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都集中在对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农业旅游资源等方面，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资源开发来解决扶贫问题的相对较少。“非遗”开发扶贫作为一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方式，是近几年我国在“非遗”保护开发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虽然这一方式使得部分贫困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实践中部分地区对“非遗”开发扶贫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非遗”开发扶贫成效也并不明显。这一问题追根溯源在于我国的“非遗”开发扶贫的精准度不高，因此如何提高“非遗”扶贫的精准化程度，是“非遗”开发扶贫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2]基于此，本文试图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扶贫评价指标体系，为精准扶贫提供有益帮助，提高项目评价的科学性、全面性，能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参考，促进资源开发与扶贫的有机结合。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非遗”开发扶贫的可行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永飞在分析西部八个民族省区贫困程度以及“非遗”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强调“非遗”开发扶贫是集政府行政性、合作共同性、全面针对性、持续渐进性、开发保护并重性特征于一体的扶贫开发方式，具有结构、主体、客体、金融条件上的实施可能性。[3]卢世菊、柏贵喜提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思想，通过规范“非遗”扶贫开发的利益分配、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等推动“非遗”扶贫与保护的协调发展。[4]何莽、黄凯伦和李靖雯以四川兴文苗族的“非遗”扶贫开发现状为例，提出采用节事活化、景区集中展示和非遗街区建设三步走的策略，能够实现非遗保护、旅游开发、精准扶贫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5]桂胜、孙仲勇和李向振在探讨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时提出了“文化空间再造”，强调从空间意义上整合文化遗产项目，在不改变传承初衷的前提下，尽可能挖掘其资源潜力，使之成为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之一。[6]邱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为结合点，分析了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重要意义。[7]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界定、精准扶贫的意义、精准扶贫的对策等方面，但就“非遗”开发扶贫的实施效果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将“非遗”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用“非遗”的产业化来推动当地的扶贫事业，而忽视了在“非遗”产业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构建“非遗”开发扶贫评价体系，以期为地区“非遗”扶贫工作的评价提供可参考的价值。基于此，通过指标本身来定量考核“非遗”扶贫的效果，既能推动“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又能帮助地区实现精准扶贫。从“非遗”的保护开发及精准扶贫的结合入手，既考虑到“非遗”的发展规律，保护“非遗”的传承，又结合精准扶贫的现实需要，将短期经济收益与长期文化发展相结合，综合评估“非遗”开发扶贫项目是否有效，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专家库的建立

专家的选择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选择专家的过程中，主要依据专家们的研究方向。本次调查共选择了12位专家，收到了9位专家的回复。入选的专家来自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以及文化遗产学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9位专家的具体信息如下：工作年限为10年以上人数占到总人数约66.7%，;副高等级以上人数占到总人数约77.8%;公共管理研究方向人数约占到66.7%，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约占到33.3%。

2、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本次咨询主要采取的是电子问卷的形式，第一轮发放问卷12份，第二轮发放问卷9份。咨询表共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本调查的目的;第二部分是专家的具体信息，包括年龄、工作时间等;第三部分为打分说明，专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提供了重要程度划分的标准：10（非常重要）、8（比较重要）、6（一般）、4（比较不重要）、2（不重要）;第四部分就是拟定指标。最后说明专家可以提出对指标的增加、删减以及修改意见。

对于回收得到的问卷，将专家们的评分和意见进行汇总，进行简单地分析和计算。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和打分结果修改拟定指标，得到新的指标体系后进行第二轮咨询。在第二轮的咨询表中会说明第一轮的修改结果，请专家们进行第二次评分。然后回收整理第二轮咨询的结果，以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并计算权重分布。

3、初步拟定的指标体系

根据以上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在对“非遗”保护、产业化开发、精准扶贫绩效考核等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从精准扶贫的绩效和“非遗”的保护与开发这两大角度入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非遗”保护、“非遗”开发这四个方面设置指标。在四个一级指标下，共拟定了21个二级指标。指标A、B是精准扶贫方面，C、D是“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其中A经济效益下包含扶贫率、返贫率、人均收入增长率、第三产业产值比率和地區经济增长率共五项;B社会效益下包含平均受教育年限、贫困人口参与率、社会保险参保率、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生活环境的改善程度共五项;C“非遗”开发共包含产品中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年投入经费、新产品开发速度、产品销量、年轻人的接受程度共五项;D“非遗”保护与传承包含相关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技艺保存的完整性、文化景观的完整程度、民风观念的保留程度、文化传承人的数量及年龄结构、当地对“非遗”的依赖程度共六项。

4、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

第一轮“非遗”扶贫评价指标体系咨询共发放咨询表12份，回收9份，回收率75%。问卷数据的整理采取了描述统计的方法，利用平均数、众数和中位数以及变异系数，进行指标的第一轮分析。

指标体系初步共包含21个二级指标，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其中有6个指标平均数在8分（比较重要）以上，且指标的中位数和众数都在8分以上（含8分），变异系数较小（小于0.27），结果表明专家认为这6个指标较为重要，且協调程度较为统一;有7项指标的平均数在7分与8分之间，其中1项指标的众数为6分，其他指标的中位数与众数均为8分，变异系数小于0.34，结果表明这7项指标专家认为较为重要，且协调程度较为统一;有5项指标的平均数在6分与7分之间，中位数与众数均为6分或8分，变异系数小于0.29，结果表明专家认定这5项指标存在的价值;有3个指标的平均数小于6分，其中位数和众数均为6分或8分，变异系数小于0.44，结果表明专家认为这3项指标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协调程度较其他指标来看呈现离散性。

专家除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外，还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总结各位专家的意见，采纳以下几条：其一，明确精准扶贫作为目标，“非遗”作为开发资源，目标贯穿整个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进行重新的排列。其二，按照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来分类指标。其三，删去重要性较低的A4第三产业产值比率、A5地区经济增长率、D6当地对“非遗”的依赖程度这三个指标。其四，指标D1相关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和指标D3文化景观的完整程度有相似之处，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能够反映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即可。其五， A2返贫率作为一个逆向指标，按照“取正不取反”的原则，删去该指标。其六，对精准扶贫的过程绩效评价增加了扶贫资金到户比率、参与培训的群众比率、定向帮扶户数比率、项目公平公正程度、群众参与决策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组织沟通水平等指标。其七，将B2贫困人口参与率指标修改为贫困人口参与非遗产业项目比率;将A3人均收入增长率指标修改为参与“非遗”项目群众人均收入;将A4第三产业产值比率指标修改为“非遗”项目产值比率;将B5生活环境的改善程度指标修改为生态环境改善程度;将C2年投入经费指标修改为地区“非遗”扶贫专项资金比率;将C1产品中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C3新产品开发速度、C4产品销量、C5年轻人的接受程度等指标综合为“非遗”产品的创新能力;将D6当地对“非遗”的依赖程度、D4民风观念的保留程度、C5年轻人的接受程度等指标综合为对“非遗”的认识程度。其八，指标D5文化传承人数量及年龄结构与精准扶贫目标的关联程度不高，建议删去。

5、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

通过第一轮的修订，第二轮的指标共有21项指标。将指标划分为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两类。过程绩效中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三个一级指标，精准识别包含贫困人口参与非遗产业项目比率;精准帮扶包括地区“非遗”扶贫专项资金比率、扶贫资金到户比率、参与培训的群众比率以及定向帮扶户数比率等四项;精准管理包括项目公平公正程度、群众参与决策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组织沟通水平共四项。结果绩效包括地区发展与个人发展两个一级指标，地区发展包括脱贫率、“非遗”项目收入、“非遗”项目产值比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保险参保率、“非遗”技艺保存的完整性、相关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程度共八项;个人发展包括参与“非遗”项目群众人均收入、参与“非遗”项目的积极性、对“非遗”的认识程度以及“非遗”产品的创新能力共四项。第二轮共发放问卷11份，回收8份，回收率为72.7%。问卷数据的整理方式与第一轮一致，通过平均数，中位数，众数与变异系数进行第二轮的整理与筛选。

指标体系共包含21个指标，其中11个指标的平均数大于或等于8分（比较重要），且中位数与众数均大于或等于8分，变异系数较小，结果表明这11项指标专家认为比较重要，且看法较为统一;其中有7个指标的平均数大于7分，且这7项指标中的大多数指标的中位数和众数在8分（比较重要）以上，变异系数较小，结果表明，这7项指标专家认为较为重要，且意见较为一致;其中有1项指标在6分与7分之间，中位数和众数均为6分，变异系数较小，说明专家认为该指标是重要的但是重要性不大;其中有2项指标平均数小于6分，中位数和众数均为6，变异系数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呈现离散特征，结果表明专家认为这2项指标存在与否并不重要。

根据专家的评估情况，将删去存在与否并不重要的D4平均受教育年限、D5社会保险参保率这2项指标。删除后的指标体系即确定为最终的“非遗”扶贫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两类。过程绩效中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三个一级指标，精准识别包含贫困人口参与非遗产业项目比率;精准帮扶包括地区“非遗”扶贫专项资金比率、扶贫资金到户比率、参与培训的群众比率以及定向帮扶户数比率等四项;精准管理包括项目公平公正程度、群众参与决策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组织沟通水平共四项。结果绩效包括地区发展与个人发展两个一级指标，地区发展包括脱贫率、“非遗”项目收入、“非遗”项目产值比率、“非遗”技艺保存的完整性、相关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程度共八项;个人发展包括参与“非遗”项目群众人均收入、参与“非遗”项目的积极性、对“非遗”的认识程度以及“非遗”产品的创新能力共四项。

6、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百分权重法对“非遗”扶贫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赋值，分别对筛选出的19项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1）计算等级得分总和。

该式中，j是指1，2，3……m是被评价的指标数;i是指1，2……是评价的等级数;Sj是指第j个指标的等级分总和;Bi是指第i等级的得分;Ni是指专家对某个指标在第i等级的打分频数。

（2）各指标的百分权重值计算（Kj）。

该式中，Kj是指第j指标的百分权重值;N是对该指标作出回答的频数。

最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分配如下：贫困人口参与非遗产业项目比率0.056;地区“非遗”扶贫专项资金比率0.054;扶贫资金到户比率0.056;参与培训的群众比率0.051;定向帮扶户数比率0.054;项目公平公正程度0.051;群众参与决策程度0.049;制度完善程度0.052;组织沟通水平0.049;脱贫率0.059;“非遗”项目收入0.056;“非遗”项目产值比率0.051;“非遗”技艺保存的完整性0.052;相关民俗文化保存的完整度0.052;生态环境改善程度0.041;参与“非遗”项目群众人均收入0.057;参与“非遗”项目的积极性0.052;对“非遗”的认识程度0.051;“非遗”产品的创新能力0.051。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梳理了现有“非遗”扶贫资料，阐明了“非遗”扶贫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在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21个“非遗”扶贫评价指标，经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选择基本趋于统一，对指标体系的支持度较高。根据量化统计和专家意见的修正，最终确立“非遗”扶贫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19个指标，并采用百分权重法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值，可对今后的“非遗”开发扶贫提供参考。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没有给出评价指标体系中权重确定过程的具体计算步骤，也没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非遗”开发扶贫的具体状况进行实证检验，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胡善平.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5）513-520.

[2] 邓小海，曾亮，罗明义.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J].生态经济，2015.31（04）94-98.

[3] 刘永飞.西部民族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开发研究——以国家级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中州学刊，2013（10）91-94.

[4] 卢世菊，柏贵喜.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研究[J].中南民族大學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2）74-79.

[5] 何莽，黄凯伦，李靖雯.四川兴文苗族旅游扶贫情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6）8-14.

[6] 桂胜，孙仲勇，李向振.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01）30-37.

[7] 邱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以黄山市为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06）32-37.

【作者简介】

介佩玺，女，山西运城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