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绩弘多 贡献无量——纪念文学革命家刘半农

北京 商金林

我国著名的文学革命家、语言学家刘半农（1891—1934）享年仅44岁，但战绩辉煌。作为“五四”时期一位骁勇善战的闯将，他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立下过赫赫战功﹔作为杰出的诗人，他是无韵诗、散文诗和歌谣体新诗的开拓者，是“第一个用方言来写新诗的中国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苏格兰农民诗人）”﹔作为优秀的杂文家，他的杂文“杂而不专，无所不包”，留下了许多气势轩昂、谈言微中的战斗檄文﹔作为卓著的语言学家，他呕心沥血，在声韵学和方言研究领域树起了巍巍丰碑。他博学多能，在乐律、摄影、考古、民俗和敦煌学研究诸多方面，也有非凡的成就。而最让我们感佩的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的几场“大仗”。

跳出“鸳蝴派” 做《新青年》的“台柱”

刘半农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一户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资质聪慧，虚龄三岁就会唱儿歌，六岁已能作对咏诗，八九岁时喜绘画，十七八岁时喜欢上摄影。早年就读于江阴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后常州府中学堂宣告暂停，刘半农回到家乡江阴，当上了小学教师。1912年春来到上海，在开明剧社当编辑，编译剧本。1913年春开明剧社解散，进中华书局任编译员；8月，在《小说月报》第四卷四号发表短篇小说《假发》，署名“半侬”。此后在《中华小说界》《礼拜六》《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译作，署名也多用“半侬”，间或用过“瓣秾”。“侬”乃方言中的“你”，“半”与“伴”是谐音，“半侬”两个字显然夹杂了“陪伴你”的意思。当年《礼拜六》有一则让人诟病的广告是：“宁可不取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办刊宗旨仅仅是为了供人消遣和娱乐。刘半农也沾染了这种风气，虽说那时的创作和译作也很庄重，但他自己也承认是“红男绿女派小说家”。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出第二卷第一号时改名《新青年》（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统称《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受到《新青年》的感召，刘半农摒弃了往日的小说创作，成了最早在《新青年》开辟专栏的“青年作家”。

1916年10月1日，刘半农首次在《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灵霞馆笔记（一）·爱尔兰爱国诗人》，高度赞许爱尔兰爱国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三号发表译作《欧洲花园》，这是葡萄牙作家席尔洼侨居英国时写的优美散文。作者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塑造了一位“乳母玛利”——祖国母亲的感人形象。每当念及“母亲”，遂“热血鼓荡于中”。12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四号发表《灵霞馆笔记（二）·拜伦遗事》，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时，改名《拜伦家书》，这是拜伦外出游历期间在但丁堡写给母亲的家信。

1917年1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译作《磁狗》，这是英国作家麦道克的短篇小说。2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译作《灵霞馆笔记（三）·阿尔萨斯之重光》，以及法国李塞尔作的《马赛曲》。4月1日，在《新青年》三卷二号发表译作《灵霞馆笔记（四）·咏花诗》，这是英国瓦雷氏、摩亚作和拜伦等人最著名的“颂花诗”。5月1日，在《新青年》三卷三号发表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的第一篇论文《我之文学改良观》，在论述散文时提出艺术以感情真实为最高的生命的主张，把作家心灵的至真提高到极高的位置。明确提出“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紧接着，刘半农又在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五号发表了《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时，改题名为《诗人的修养》。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翻译介绍了英国18世纪诗论家约翰生博士(Dr.Samucl Johnson)《拉塞拉司》（

Rasselas

）中的诗论主张，其中特别论述了诗人必须“观察自然”和“娴习人生现象”，将“心中所藏自然界无数印象”和“种种社会种种人物之乐处苦处”，选其“关系最重要而情状最足动人者”，融化于自己的感情，化而为诗，“观察愈多，所知愈富”。并强调诗人“必须自能剥夺其时代上及国界上牢不可破之偏见，而从抽象的及不变的事理中判一是非” ；诗人“不可不习各种语言，不可不习各种科学。诗格亦当高尚，俾与思想相配。至措词必如何而后隽妙，音调必如何而后和叶，尤须于实习中求其练熟”。这些见解的重点就是提倡“真实”，反对“虚假”，强调要从中国传统诗论和外国诗论中吸收精华；认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使算了事，便算极好”。

钱玄同认为刘半农的这篇《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和《我之文学改良观》，“为当时新文学有力呼声”。可以这样说，自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二号首次发表《灵霞馆笔记》开始，刘半农就把自己定位为“新青年”，以竭力提倡新文学为己任。

1917年夏，应蔡元培的邀请刘半农当上北大文科预科国文教授。到北大后，刘半农与钱玄同及周氏兄弟往来甚密。钱玄同1917年10月18日的日记写道：“三时至大学法科访半农，谈得非常之高兴。”虽说钱玄同的日记并不全，但从仅存下来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钱玄同对刘半农的为人做事以及学识都很赞赏，多次说到刘半农新诗“做得很好，不让适之”。周氏兄弟对刘半农也颇为欣赏。也就在与钱玄同及周氏兄弟这样的交往中，刘半农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在《记砚石之称》一文中说到他当时“穿鱼皮鞋，犹存上海滑头少年气”，与 “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的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又因为在《新青年》第二、三卷发表文章时仍署名“刘半侬”，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就曾说过“侬”字很有礼拜六气，刘半农从善如流，改“侬”为“农”。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刘半农发表新诗《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以及论文《应用文之教授》时，均署名“半农”，这是他第一次用“半农”这个名字，从此一直沿用下来。这“半农”的“农”是农工的“农”、农民的“农”。“侬”与“农”，虽说这只是一字之差，却能说明刘半农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曾经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这从刘半农当年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和诗歌创作中也都能看得出来。

1918年2月10日，即旧历除夕，刘半农赴鲁迅寓所拜访，在北京绍兴会馆同周氏兄弟一起商量怎样来招引缪斯（文艺女神）时，谈到要像日本刊物那样，在《新青年》上开辟“蒲鞭”专栏，催促新文学的产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刘半农在《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的《除夕》一诗，纪念这个难忘的除夕。他和周氏兄弟有意把除夕“当平常日子过”，而不像一般人那样忙碌于迎神拜佛、敬祖团聚。又因为与周氏兄弟谈得太投入了，深夜回家的路上畅快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满街车马纷扰；/远远近近，多爆竹声。/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蒲鞭）之意”，这是刘半农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见证。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流流编辑。”正好与《除夕》相吻合。

“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斗士 峻急而“中庸”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把《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虽仍署陈独秀主编，“但实际上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员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都逐渐参与编辑、讨论”。1918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委会。鲁迅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今20号），也就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同期《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刊有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随后站出来响应和推动文学革命的就是刘半农。

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三卷三号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的观点“绝端表示同意”，并做了精彩的发挥。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他提出了“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改良皮黄”（京剧）等主张。这都扣住了新文学建设中的关节点，刘半农还就文学作品形式上的改革提出了分段、运用句逗符号和坚决废除圈点的三点意见。刘半农还对陈独秀、钱玄同“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的口号提出补充和修正，提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取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坚信“白话自有其缜密高雅处”，只要我们拿出“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话”，就一定创造出“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陈独秀读了喜出望外，特地写了“独秀识”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的大事。钱玄同也在《新文与今韵问题――致刘半农》一文中对刘半农提出的“造新韵”“以今语作曲” 等主张表示赞同。

“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 的提法看似有些“中庸”，其实是再辩证不过的了，在高喊着要“把古书扔到茅厕”的那个年代尤为难得。文学革命初期，《新青年》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改良文学”，二是“破坏孔教”，这两大任务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有争议的。刘半农力倡“建设”，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改良文学，是永久的学问。破坏孔教，是一时的事业。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以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孔教之能破坏与否，却以宪法制定之日为终点。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属无可奈何。故青年杂志对于文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

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钱玄同信中又郑重其事地说到要在“文学改良”上做出成绩来。信中说：

文学改良的话说，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自己从是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

强调要“积极进行”，“起劲”地“建设”，“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自认为‘台柱’”，又希望“再多请名角帮忙”，充分展现出了刘半农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鲁迅语）的博大情怀，迫切地希望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催促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扮演“双簧戏” 骂倒王敬轩

作为一个“战斗者”，刘半农严格地反省自己，说他“本是个顽固党”，原来也是想做个“古文家”，“脑筋中已受了许多旧文学的毒”，是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这与鲁迅的自我“认知”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最显著的事迹就是扮演“双簧戏”。

文学革命初期，守旧派仰仗传统势力在文坛上的主流地位，将《新青年》的呐喊视为“虫鸣”而不屑与辩，这就使得新旧思想没有正面交锋，不利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新青年》的同人有如1906年《新生》夭折时的鲁迅一样，感到寂寞与无聊。为了从这样的寂寞里挣扎出来，刘半农在其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四卷三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上，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了由钱玄同模拟保守派文人口气写的《王敬轩君来信》，对新文学大加攻击；再由刘半农以“记者”的身份，在《复王敬轩的信》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回击，故意造成一场论战，以便引蛇出洞，把讨论引向深入，引起社会的注意。

“王敬轩”自称是曾留学日本学过法政的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卫道士，反对新道德、新文学，“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他在来信中顽固地维护封建伦常，集封建复古主义者谬论之大成，恶毒攻击白话文学，宣称“今之真能提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刘半农在《复王敬轩的信》中条分缕析，先对王敬轩“大放厥辞”深表“感谢”。接着，将来信划分为八个部分，逐条进行批驳。指出王敬轩之流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旧中国“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并非因为“提倡新学”所至，而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造成的。“孔教之流毒无穷”，故非“排斥孔丘”不可，“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因此应当向国内介绍外国的各种先进思潮；“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应在扫荡之列，西式句读符号，简单明了，可以引进应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们口头上“扶持名教”，骨子里却是诲淫诲盗。针对传统的陈腐观念，刘半农以科学的“新知”与“远大的眼光”断言：“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进而强调要“输入外国文学”，以增强“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的培养。

由于王敬轩这个形象代表了一大批顽固守旧的遗老遗少，而刘半农的复信就等于向他们宣战。果然，经这么一骂，引发了“文学革命之反响”，马上有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来信指责《新青年》：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

可见封建的遗老遗少一直在盼望能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出气，王敬轩的“崇论宏议”，道出了他们早已想要的“学理”。于是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四卷六号开设了“讨论学理之自由权”，将“崇拜王敬轩者”来信作为“附录”，前面有他写的《复崇拜王敬轩者》，文中写道：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由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

陈独秀痛斥“学愿”“毫无学理毫无常识”，有一位署名“戴主一”的人站出来为桐城派和曾国藩鸣不平，他说：

若曾国藩则沉埋地下，不知几年矣，于诸君何忤，而亦以“顽固”加之？诸君之自视何尊，视人何卑？无乃肆无忌惮乎？是则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颜之厚矣。

可见顽固派对新文化的仇恨之深。针对这种咒骂，钱玄同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写了回信，信中说：

本志抨击古人之处甚多，足下皆无异辞。独至说了曾国藩为“顽固”，乃深为足下所不许。曾国藩果不顽固耶？本志同人自问，尚不至尊己而卑人。然同人虽无似，却也不至于以“卑”自居。若对于什么“为本朝平发逆之中兴名将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则本志同人尚有脑筋，尚有良心，尚不敢这样的下作无耻！

经过这几次交锋，无人回应的局面就此打破了，还逼出了桐城派元老林琴南。林琴南看到《新青年》上有人反对陈独秀等人了，以为时机已到，就给蔡元培写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至死不易其操”。接着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公言报》为配合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发表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中说：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亦不乏人……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当更认为怪诞不经，以为其涡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

《神州日报》也推波助澜，捏造和散布诋毁北大的谣言，说“陈、胡、陶、刘等人因思想激烈被北大驱逐出校和受到政府干涉”云云。而林琴南《荆生》《妖梦》所塑造的“荆生”“罗睺罗王”的形象中，已透露出极其凶恶的杀气，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中叙述当时的情形说：

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

在这新旧搏击的关键时刻，蔡元培坚定地站在新文化阵营的立场上，对以林琴南为首的复古派给予有力的回击。他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表明了他的两种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本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学校“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的这“两种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

我们在赞颂蔡元培的同时，也不得不钦敬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勇敢和睿智。《王敬轩君来信》中振振有词，“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仪之邦，精神文明谅非西人所能企及”，指责革新派为“西教信徒”。刘半农答复中对双方分歧概括得极其精确：“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这样的论争逻辑是要告诫国人少沉迷于中国文化，多了解世界文明，这样才能有力地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称颂“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的确确是‘大仗’”。在《趋时和复古》中又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作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最“具有诗人天分”的新诗拓荒者

刘半农的杂文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独树一帜，风格自然、豪爽、幽默、泼辣，我国杂文的繁荣和发展，刘半农也有首开之功。而他的新诗成就远在杂文之上，是最“具有诗人天分”的新诗拓荒者，“在一种勇敢试验中，写了许多新诗”。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进行部分改版，开设了“诗”专栏，首先发表了胡适的新诗四首、沈尹默的新诗三首、刘半农的新诗二首，刘半农和胡适、沈尹默鼎足而立，成了我国新诗史上最早出现的三位新诗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刘半农的二首诗是《相隔—层纸》和《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前者深沉、愤激，“屋里”的老爷与“窗外”的叫花子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残酷的现实相隔只有“—层纸”，真实深刻，发人深思，是以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相融合的一首力作；后者清新、活泼，表达对新生命的喜悦，也曲折地反映了“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们的心声，是初期白话诗的代表作。同年4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发表的《学徒苦》，把老板与老板娘压榨、虐待学徒的情景写得逼真。学徒被折磨得面色如土，清清河流可鉴面容。“生我者，亦父母”，诗人用对学徒的同情，启发读者去追寻学徒痛苦的根源。同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的第一首无韵诗《卖萝卜人》，借用孩子们的目光，多角度地揭示警察用暴力驱赶“住在一座破庙里” 的“一个卖萝卜人” 的全过程，引发人们对穷苦大众的怜悯和同情。所有这些都是新诗期最可宝贵的收获。

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所办的《新潮》杂志创刊。刘半农在10月30日出版的《新潮》第2卷1期上发表了新诗《铁匠》《老牛》和《E弦》（署名寒星），而在这之前作为“老师”在《新潮》发表作品的只有李大钊、胡适和周氏兄弟。刘半农的这三首诗都是当年不可多得的好诗。《铁匠》既有民歌的风情，又有油画式的细部勾勒和浓重的色彩。全诗共三节，抄录于下：

叮当！叮当！/清脆的打铁声，/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

我从门前经过，/看见门里的铁匠。/叮当！叮当！/他锤子一下一上，/砧上的铁，/闪作血也似的光，/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和他裸着的，宽阔的胸膛。

我走得远了，/还隐隐的听见，/叮当！叮当！/朋友，/你该留心着这声音，/他永远的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荡。/你若回头过去，/还可以看见几点火花，/飞射在漆黑的地上。

《老牛》是散文式寓言诗。老牛奋力戽水浇秧，不管太阳有多酷热，也不管自己多么劳累，“只要我车下的水，平稳流动，浸润着我一片可爱的秧田”，直到“成熟”，至于“我”是否还活着，则“从来没有功夫想到”。《E弦》也是散文式的寓言诗，写的是“弦”，展示的则是诗人“五四”时期凌厉峻急的风貌，现抄录于下：

提琴上的G弦，一天向E弦说：“小兄弟，你声音其好，漂亮，真清，真高，可是我劝你要有些分寸儿，不要多噪。当心着，力量最单薄，最容易断的就是你！”E弦说；“多谢老阿哥的忠告。但是，既然做了弦，就应该响亮，应该清高，应该不怕断。你说我容易断，世界上却也并没有永远不断的你！”

“既然做了弦，就应该响亮，应该清高，应该不怕断。” 这就是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最真实的写照。当年的一些“大人先生们”，对白话诗的出现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欣赏的东西，不能称之为文学。面对着他们的激烈反对，刘半农发表了新诗《敲冰》，以“敲冰”者自喻，借敲冰行船做比喻，表明他的实干精神和向往胜利的信念。诗中写道：“预备着木槌，/来把这坚冰打破！”“我”与“坚冰”并没有“解不了的冤仇”，“只是我要赶我的路，/便不得不打破了你”，“敲冰！敲冰！/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木槌的柄敲断了么？/那不打紧，/舱中拿出斧头来”！“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就是这样的勇猛进击。至于他的新诗理论和创作理念，可在他的《诗神》中得到体悟：

诗神！/你允许我做个诗人么？/你用什么写你的诗？/用我的血，/用我的泪。/写在什么上面呢？/写在嫣红的花上面，/早已是春残花落了。/写在银光的月上面，/早已是乌啼月落了。/写在水上面，/水自悠悠的流去了。/写在云上面，/云自悠悠的浮去了。/那么用我的泪，写在我的泪珠上；/用我的血，写在我的血球上。/哦！小子，/诗人之门给你敲开了，/诗人之冢许你长眠了。

刘半农告诉我们，只有用“血”和“泪”来写诗，才能敲开“诗人之门”，长眠于“诗人之冢”。刘半农确实是用自己的“血”和“泪”来写诗的。“血”和“泪”不仅仅是“题材”，也是“情感”。文学革命初期，以胡适为代表的先驱者们“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至于是否能用“白话作诗”，一时还没有把握，觉得需要“尝试”和“练习”。胡适“单身匹马而往”进行“白话诗的试验”，而“结伴同行”的“同志”中就有刘半农。钱玄同称赞刘半农的诗“做得很好，不让适之”。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半农早期的新诗题材开阔，形式灵活多变，真实而自然，“写实”的色彩较浓，又有浪漫的激情。鲁迅曾经说过：“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刘半农就是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

刘半农在《〈扬鞭集〉自序》中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刘半农探索新诗发展的路径，走的是一条与民歌民谣相结合的道路。他认为新诗应在民歌民谣的基础上发展，因而对民间歌谣情有独钟。面对一些大人先生们的激烈反对，刘半农十分勇敢而自豪地说：“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1918年年初，他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得到蔡元培的支持，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简章》印制了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的学校，我国征集歌谣的事业从此拉开序幕。同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随后又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转载：

此项征集，由左列五人（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分任其事﹔刘复（刘半农）担任来稿之初次审定并编辑“汇编”。

各地的民歌谣谚纷纷汇寄到北大来。刘半农择优选登，从同年5月20日起，到翌年5月22日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发表了他亲手编订、注释的歌谣一百四十八首。也正是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为我国现代进行民歌的采风工作奠定了基础。

1919年夏，刘半农从北京回到故乡江阴搜集民歌俗曲，采集了很多宝贵的民间歌谣，又被船夫们激越高亢的号子所吸引，采录了《江阴船歌》。从江阴回来后，刘半农又运用江阴和北京方言创作民歌、摹拟俗曲，汇编成《瓦釜集》出版。从艺术风格上看，《瓦釜集》是更接近于民间文学那种气派与格调，是中国文学史上改文言为白话那一革新事业的继续，洋溢着民间说唱文学的风味，堪称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型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是刘半农对劳动人民的发现，也是刘半农对生活诗意的发现。周作人在“用绍兴方言”写的《题半农〈瓦釜集〉》中写道：

半农哥呀半农哥，／偌真唱得好山歌，／一唱唱得十来首，／偌格本事直头大。

而刘半农则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这条路，他在《〈瓦釜集〉代自叙》中说：“集名叫作‘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没有呻吟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使新诗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刘半农原本定于1919年5月赴法国留学的，后因故延后了半年，直到1920年1月初才从北京启程，在上海耽搁了一个月后才乘上赴欧的日轮。钱玄同在1919年1月24日日记中记有：“（半农）今秋赴法拟学言语学，照半农的性质，实不宜于研究言语学等等沉闷之学。独秀劝他去研究小说、戏剧，我与尹默也很以为然，日前曾微劝之，豫才也是这样的说。他今日谈及此事颇为我等之说所动。四时顷逖先来。逖先也劝半农从事文学。逖先自己拟明秋赴法，也是想研究文学。但此二人所学虽同，而将来应用则大不相同，半农专在创新一方面，逖先则创新之外尚须用新条例来整理旧文学。”钱玄同、陈独秀、沈尹默、鲁迅、朱希祖都劝刘半农“从事文学”。作为最熟悉的朋友，他们依据的不外是刘半农的才华以及他的文学理念和性情。遗憾的是刘半农并未能依从朋友们的劝导，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只能算是个“跨党分子”，但他又开始了新的“试验”，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写意”和西方现代美学中的“朦胧”嫁接起来，写了《巴黎的秋夜》《无题（梦中作）》等具有朦胧色调的好诗。尤其是在伦敦创作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经年传唱，至今不衰。那眷念祖国的情绪可与郭沫若的《炉中煤》和闻一多的《太阳吟》相媲美。

①刘半农：《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晨报副刊》1919年12月20日。

②㉜赵景深原评，杨扬辑补：《半农诗歌集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第170页。

③④《昨刘复追悼会·胡适之报告》，《世界日报》1934年10月15日第8版。

⑤⑥㉞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页，第324页，第343页。

⑦㉑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第275页。

⑧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近1922年3月3日，原载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报》馆出版单行本。

⑩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⑪㉓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第73页。

⑫《新青年》第4卷1号，1918年1月15日。

⑬《新青年》第3卷3号“通信”，1917年5月1日。

⑭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⑮“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陈独秀》，《新青年》第4卷6号“通信”，1918年6月15日。

⑯戴主一：《致〈新青年〉诸君》，《新青年》第5卷1号“通信”，1918年7月15日。

⑰钱玄同：《复戴主一》，《新青年》第5卷1号“通信”，1918年7月15日。

⑱详见《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⑲上海《新申报》 1919年2月17、18日。

⑳上海《新申报》 1919年3月19至23日。

㉒《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

㉔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4页。

㉕周作人：《扬鞭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㉖沈从文：《论刘半农〈扬鞭集〉》，《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㉗《新青年》第7卷5号，1920年4月1日。

㉘刘半农：《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0—61页。

㉙参见胡适﹕《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序一）》，《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㉚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㉛㉝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刘半农文选》，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51页，第150页、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