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百炼成钢》与工业文学的书写及问题

2019-10-08 04:01逄增玉
当代文坛 2019年5期
关键词:鞍钢东北工业

逄增玉

摘要: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1950年代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题材小说,较为出色地描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工业风景和空间,着重表现先进工人秦德贵的高大形象,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新人的成长过程。同时,小说还触及到从战争转到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党的干部如何从革命性向现代性转型、革命战争时代的战士如何成为熟练工人的问题。此外,由于时代和政治原因,某些在1950年代鞍钢一类企业存在的历史问题,小说也予以回避,这样就使得小说表现的历史与时代内容不够丰富,而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不熟悉也造成小说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川味”,影响了小说的艺术真实。

关键词:艾芜;工业题材;人物塑造;历史贡献;地域文化

艾芜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南行记》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的创作方法,与东北作家群、叶紫、沙汀、马子华、周文、万迪鹤等大批来自内地边地的作家一样,以特异瑰丽的自然风景与人生视景,不仅丰富了左翼文学的结构格局,也为以京海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发源地和文化文学中心,输送和带来了新的文学资源、经验、气象和品貌,在现代文学的京海构造之外,实际上不断地重组和改变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边地(边缘)构造,不断地冲击和丰富着京海构造与中心面貌。没有这些不断出现的来自内地边缘、边塞边疆的文学新人新作,新的文学世界、文学经验与血液,现代文学的中心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木之山——除了老舍笔下的北京,茅盾、张爱玲和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中国更广大的空间世界的气象,更丰富的文学人生视景,大多与内地边地息息相关。此外,艾芜的文学世界中对旧时代女性的苦难人生与倔强的求生意志的悲悯性抒写,对内地和四川故乡黑暗的揭露批判,对鲁迅启蒙主义思想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落后内地农民苟安懦弱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而且艾芜是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执笔写作,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创作,题材范围涉及的地域与社会文化空间极其广大,云南、中缅交界、缅甸、南洋、四川内地、东北城乡,都进入他的视野。与艾芜齐名的四川作家沙汀的创作,题材范围就没有艾芜这样广阔,而且如一般民国时代开笔创作的作家一样,1949年后他们几乎不再创作虚构类文学。艾芜则不然,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1952年3月,艾芜即携妻子王蕾嘉到鞍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历时16个月,担任该厂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一职,这样的经历最终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属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销量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1962年他又到云南体验生活,写出了《南行记续编》等作品。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工业文学或者一掠而过(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或者几乎不提(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他各种文学史也大率如此。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与《乘风破浪》等,都几乎消失在文学史视野里。提到艾芜就是《南行记》,提到杜鹏程就是《保卫延安》,他们在1949年后的工业题材写作几乎不被提及。当然,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都写进去,总要有所筛选取舍。特别是随着时间轴线的延长,取舍和筛选的尺度越来越严格,文学史只能把那些被历史和历代读者接受的经典性作家作品吸纳其中,因而像艾芜的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被遮蔽不见也可以理解。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艾芜和工业题材小说翻案叫好,而是想通过研究,从文本内外探寻这些工业题材小说的写作模式和内容装置是怎样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业化的人生与审美掌握等因素,如何导致这些工业题材小说的缺陷——他们遮蔽了什么和为什么遮蔽,为什么这些著名作家写农村、革命、战争、内地、边地、农民都能写得有声有色成为经典,为什么涉足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工业化题材,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就极大下降,甚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一旦时过境迁,就被文学史淹没和被读者遗忘——政治和时代固然是其中主因,但是同样有政治和时代原因而被一度诟病并被文学史遮蔽的柳青的《创业史》,却一直留存在文学史中并对当代陕西作家如路遥、陈忠实等人产生久远巨大的影响。相反,这些工业题材小说却没有这样的命运,甚至成为这些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中的蛇足之作。简言之,关键和根本的问题不是写了什么,而是写得如何?为什么写不好工业文学?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之问。

艾芜谈到《百炼成钢》的写作目的与宗旨,是“表现经历过新旧社会的新的一代中国人”①“我在《百炼成钢》中,试图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新人写了出来,并说明新人是锻炼出来的,而且还须不断地锻炼下去”②。新中国成立前后以东北工矿企业为背景的工业题材文学,其中的重要主题和叙事就是表现新的历史力量——工人形象和工人阶级的登场与成长,草明等人的工业题材小说基本都如此。作为来自陕甘宁解放区、参加和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草明、周立波等人,他们具有如此的文艺观与创作追求理所应当,艾芜与他们虽然都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但毕竟艾芜来自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虽然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胜利会师”,实质上两支队伍来自的政治区域不同,彼此还是存在未能言明的政治等级的差序格局。尽管如此,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很快地與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一样写出“同质”化的工业题材小说,的确体现出他与时俱进的追求和能力。

《百炼成钢》以新中国成立后至朝鲜战争时期东北一家大型钢铁企业(鞍钢)③为背景,一方面写了大型钢铁企业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大批钢材之时如何进行工业化生产,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钢铁资源基地,另一方面描写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新一代中国工人及其阶级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后者是小说的主旨。艾芜以往小说在描写边塞内地农村自然环境与风景时,是很有特色的,自然和物化的景色与人的活动具有内在的融合和联系,如《山峡中》的所谓丛林盗贼的“盗”与“匪”的生活和人性,是以自然环境的险峻凶恶为底色的,被不合理的社会排挤到人生夹缝中的各色各样的流浪者漂泊者,是与西南边陲瘴疠湿热的山峦森林环境难以割舍的。同样,初次写作东北工业题材的艾芜,在《百炼成钢》中也出色地描绘了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工业风景:“梁景春首先看到的,是露天的原料车间。正有一列火车,把好多两人高的大铁罐子运走,同时又有一列火车,把许多菜碗大的黑色矿石运来,架在铁路上空的巨型桥式吊车,轰轰隆隆地吼着走着,吊起四个装矿石的铁槽子,运送到一座座大房子的平台上。……金红色的液体,从楼上流了下来。空气中散播着轻微的瓦斯气味……这座庞大的钢铁房子里,传出来洪大的喧嚣声音,就像里面有条大河,水波汹涌,成天整夜在吼一样……梁景春忍不住欢喜地想:‘真伟大,咱们这条生产线!”

这样的描写,将视觉、听觉、嗅觉和感觉融为一体,把一个从革命老区来的未见过现代化工业的党委书记眼光中的工业风景,立体动态地呈现出来。而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罕见的、只在建国前后草明等人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工业风景,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创造和劳动,是在自然界大地上被凭空制造出来的第二自然和空间,其巨大壮观的景观,内含着科技、工业的辉煌与在此空间环境劳动的工人阶级的“伟岸”性,是与工人形象和阶级形象的“性状”描写与揭示贴合共生的“人化”自然。因此,梁景春的“视景”与“心景”交融中的被赞叹为“真伟大”的工业化空间,就会应然出现小说要表现的伟大的成长锻炼中的工人形象。

这个先进工人形象就是小说写的秦德贵,他一出场就是先进伟岸的,小说主要写他在工业生产中的贡献(他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快速炼钢法)和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情追求。对此艾芜没有过度美化,而是既写他的先进乃至英雄事迹——最后为抢救高炉负伤,也写了他还不善于团结和带领上下班炼钢炉长和团队的人,在追求爱情上有一定的犹豫迟疑甚至软弱,属于在工业生产和历史时代中成长的新人,是一个尚不够完美的“英雄”。在小说发表后读者的来信和讨论中,就有人指出秦德贵形象不够高大完美,“还没有充分地从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去揭示这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精神品质……有的时候,却又表现得不够坚强,例如对于张福全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臭味,却一再容忍迁就,不敢坚持原则开展尖锐的思想斗争”④。对此,艾芜以自己的创作原则和目的即表现成长中的先进工人形象,以及秦德贵作为先进工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规定性,予以解释和回应,对那种认为不必写秦德贵的恋爱,只写他如何工作奋斗也能表现出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说法,也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看法——社会主义新人也是普通人,也有生理的和情感的合理欲望,从而说明写工人形象与爱情关系的必要性。小说发表于1958年5月,正是中国陷入“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的时代,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新人塑造已然开始了向男女英雄无欲化、神话化、中性化趋向发展的苗头——“样板戏”是集大成者,所以会出现这些今天读来恍如隔世的文学批评要求。⑤而艾芜的清醒的回答和解释,表现出一个受到“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的文学认识与写作原则。

由于受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聚的文学观念影响,艾芜在塑造这个先进工人形象时,不无遗憾地出现了政治化和非历史化倾向。表征之一就是秦德贵一出现就具有的先进性,寻找和制造了20世纪50年代红色经典文学共有的“革命历史原点”,参加建国前的抗日和革命斗争,成为先进人物之所以先进的“元叙事”和红色基因,而小说中写秦德贵参加抗日战争时还是少年,就具有民族爱国情怀而投入抗日斗争,这种用意是好的,但若置于历史环境中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从“九一八”事变到1940年,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一度风起云涌之后,在日本关东军现代化武器和较为强悍的战斗力的打击围剿下,已经基本没有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秦德贵参加抗日斗争正好是这个时期,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表明艾芜对东北抗日历史的不熟悉而硬性地向壁虚造。其二,小说表现20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秦德贵就是熟练的炼钢炉长,技术纯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最短时间的快速炼钢法,成为炼钢英雄和“圣手”,却没有揭示和表现他是如何从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革命战士成为现代化企业的熟练工人的,连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工业文学曾经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工业企业必然出现的生产关系——师徒关系,也丝毫未有,好像秦德贵放下战斗武器进入企业就成为炼钢好手,没有任何的拜师学艺过程和师徒关系的描写,似乎政治的正确和革命战士的历史必然带来其技术的高超和精湛——这样的工业文学中的英雄的出现和成长,缺失了先进炼钢工人成长的必要环节与过程,缺失了真正的工业主义逻辑必然出现的现代性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即真正的工业化“事物”和“风景”中的内涵与装置。

对于先进工人周围的环境和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的描写,作者的用意是以之作为秦德贵的陪衬。问题在于,对共同使用同一平炉炼钢的三个“三班倒”的另外两个班组的炉长的描写,也有表面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其中在伪满洲国时代就在钢厂工作的老炼钢师傅袁廷发,技术高超,爱岗敬业,但他在与秦德贵的快速炼钢的竞赛中,一度出现的私心和自私行为——为求进度没有及时补炉,甚至为了与秦德贵一比高下创造快速炼钢的新纪录,故意以经验和技术掩饰炉顶烧坏而没有及时修补,这是现代工业化和技术化的炼钢过程不允许的,是违背工业精神和安全原则的损人利己、损公利私行为。还有他不愿意把自己在日本人统治时代偷学的炼钢技术传给他人和徒弟,表现出他作为老工人的保守性和一定的自私性,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和环境真实的——从旧中国过来的工人个体,不可能如理论描述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必然造就他们的先进性。但是对于袁廷发的转变过程的描写,作品同样表现得简单化,党委书记的谈心,家屬的督促,秦德贵的榜样的力量,使他似乎一夜之间就彻底转变,而没有表现出转变的细节和过程。

至于对另一个落后炉长张福全的描写,就更为简单,他在炼钢过程中对秦德贵的嫉妒,对工作的偷工减料和糊弄应付以致造成重大事故,以及他在爱情上与秦德贵的竞争,都是因为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李吉明的唆使和挑拨,没有揭示出来自农村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对工人阶级队伍的不良影响和腐蚀作用——尤其从旧中国过来的工人,身上难免甚至严重地存在着并非先进的思想行为——东北解放区在伪满垮台后经历了国民党破坏、解放战争拉锯战等⑥,不少工人也曾偷盗企业设备机器,因此东北解放区恢复工业生产后,曾经以政府力量鼓励工人献纳机器恢复生产,甚至成为一种运动,草明的第一部东北解放区工业小说《原动力》也写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从侧面表明了工人个体在旧时代形成的某些落后自私意识和行为。把落后工人身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归之于资产阶级,且通过寻找和制造暗藏阶级敌人的手法和模式予以书写,是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共和国文学的普泛模式,艾芜不是始作俑者,但却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和表现落后工人,使得小说对建国初期工业企业工人阶级内部的先进、中间和落后三个层次的工人形象的描写,显得过于理念化,缺乏丰满的血肉和立体感,属于小说叙事学的扁平型人物而非圆形人物。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艾芜对于工业事物及其内部关系了解掌握得还不够充分,虽然他在鞍钢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还是不如以往写边地、内地特别是四川旧时代生活那样熟稔。工业化企业是自然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造空间,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与人类的生活,世界各国文学对工业的描写表现都不太成功,而中国是几千年农业乡村文明主导的国度,山林乡村的抒写是辉煌强大的传统和资源,甚至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心理结构,对于作家写作和读者接受都具有强大的支援意识,工业化进程又是现代中国比较稀缺的事物。因此,在没有传统资源可以借鉴的土壤上,艾芜敢于写作工业文学,本身就是极大的挑战和创造,写自己从不熟悉的巨大化与陌生化的工业风景,出现上述问题也是自然甚至必然的——相反,现当代中国作家对工业及其内外事物和装置写得极其成功,那倒是奇迹了,文学史上似乎还未之有也。

《百炼成钢》出版之后,读者的接受和批评中还谈到了一个很有“大跃进”时代的政治批评特色的话语,即小说没有写出党委书记的丰满形象,以及党对企业如何领导的问题。艾芜自己也认为党委书记梁景春的形象确实着墨不够,书写欠立体、生动和丰满。其实《百炼成钢》的时代背景是建国初期,对于党及其干部如何领导工业化,还是一个遇到不久、尚未完全处理好的问题。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两万干部到东北建立根据地时期,曾经在白区和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和革命的东北局领导之一的李富春、陈云等人,就提出了革命即将胜利,大批来自革命老区和农村的干部进入城市,接管城市和工业时,要学习如何以现代性方式管理城市和工业,老区干部的思维和能力转型是个严峻的考验。因此,《百炼成钢》写的党委书记与如何管理企业的问题,是时代提出的课题,革命成功不久的执政党在这方面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和经历,艾芜也是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联合企业,实际经验的缺乏和对于工业企业出现的新的政企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观察思考的不成熟,使《百炼成钢》在这方面的描写表现当然难以全面和深刻——这是一个时代和国家尚未解决和处理好的问题,不能苛责于作家。艾芜与几乎同时期的专写东北工业题材的草明一样,提出和表现了党委书记代表的政党权力和责任,与企业管理技术领导人的权利和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业务技术干部与党政干部的矛盾和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小说中,党委书记平易近人、善于与人谈心、善于从阶级政治斗争角度发现“敌情”与“敌人”,具有将物质工业生产与新人的生产上升到为国家建设提供物与人的资源的政治高度和领导能力,是单纯以管理和技术领导企业的技术厂长所不具备的,对二者的如此描写和处理显示了共和国工业文明的一种模式的端倪:党委书记或党的干部来到企业,团结工人群众,发现存在问题,以政治敏锐和领导能力及时化解和处理问题,成为企业发展的“舵手”。而迷信技术和工业化管理的专家型厂长则几乎都会一度出现“迷失”,在危机时刻被书记“拯救”而后“迷途知返”,从负面型人物向正面型转变。这是中国的工业文学叙事,与曾经以之为榜样的苏联工业文学乃至西方的工业文学最为鲜明的不同。为什么会这样,这是饶有意味和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但是与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等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相比,在表现党委书记的正确高明与一度糊涂的技术厂长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等方面,艾芜的小说不仅仅是党委书记形象的单薄和党如何领导企业问题表现不够的问题,更大的不足则是《百炼成钢》与草明等人的作品一样,在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中首次触及和表现了属于政治革命性与工业现代性关系及其逻辑的“工业风景”和装置问题。书记与厂长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实质内含的就是这样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草明的工业小说《火车头》,写到了来自陕甘宁老区、曾经管理过一个农业大县的书记,在接管日本遗留的有几十个分厂的现代化联合企业之际,必然出现了缺乏经验、以致带来管理混乱等问题,作品涉及和表现了解放区干部从熟悉农业到熟悉工业的“蜕变”过程,干部和政党从革命性向现代性的转型问题。《乘风破浪》则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同样写鞍钢的党委领导与强调专家治厂的技术专家型厂长,在如何加速大炼钢铁和完成工业指标中的“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不仅触及了政治革命性与工业现代性的关系和问题,还更为深入地涉及和表現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强调专家治厂、技术挂帅、与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理性和工业主义逻辑一脉相承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和矛盾问题,即所谓的“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孰对孰错、孰优孰劣的工业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并且这一问题还涉及一度全面学习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及中苏关系破裂后谁代表了社会主义“正统”的“巨大”问题。当然草明的作品是支持企业的、国家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遍地高炉的群众运动式的工业发展模式的,专家型厂长也是在党委书记教育帮助下,从企业管理与个人爱情的一度迷失后“被拯救”而“迷途知返”,回到了作家和时代认为正确的管理企业道路和妻子家庭的怀抱。遗憾的是,这些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文学应该涉及和表现的问题,特别是建国初期工业文学普遍揭示的传统的革命性与工业现代性关系及其转型等问题,艾芜的《百炼成钢》已经触及,却没有就此深入开掘,遮蔽了工业化物质生产和新人生产的许多有历史和时代意味的、可以极大丰富工业题材文学的内涵。

这也是195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普遍存在的现象:作家写农村和革命历史,由于有传统文化和文学审美经验的积淀,写起来相对得心应手,而对如何把握工业环境中的内在风景、关系、矛盾、人物创造和文学叙事等问题,普遍存在现代化工业的生活经验和相应审美经验缺失带来的不足,即如杜鹏程的工业题材小说,写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时代,那些来自老区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也纷纷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但他们的革命者向现代工业内行转变的过程被忽略了,反而大写农民革命者实际上是以农业文明和战争时代的激情理想模式,奋不顾身地参与和投入工业建设。他们公而忘私的工作和精神是值得描写和赞美的,但是农业文明式的工业化建设和投入,其实是违背工业文明精神和逻辑的。建国前后曾经有白区都市革命领导经验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人,是提倡或支持以工业文明方式、苏联式工业化模式搞工业化的,一再强调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规范即科技工业理性的必要性,反对“大跃进”式的工业管理与生产,甚至认为“大会战”就是“大混战”,违反工业逻辑。当然这些思想和声音在越来越政治化和浪漫化的压倒性环境下,也受到压抑、边缘化和不得不“消声”。因此,尽管个别作家如草明触及和表现了这些涉及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巨大问题,但作家总体上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文明内核”,思维和审美还没有、在越来越激进的政治环境下也不可能发生现代性转变,因此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带来了致命的内伤,使其难以在文学史上留下身影和成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艾芜《百炼成钢》写到了那个时代东北工业存在的若干现象,如小说在当代共和国工业文学中,出现了少见的苏联专家形象,他们全心全意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工作极其敬业认真,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正面的有价值的人物形象。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政党的诞生及中国革命胜利,苏联功不可没,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科技发展、国防建设,苏联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苏联专家遍布中国科技、教育、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苏联和苏联专家的支持,是中国1950年代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后来的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从中国消失,苏联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活跃于1950年代中国各行业的苏联专家及其形象,在当代中国的工业文学中少有描写。而艾芜写作《百炼成钢》之时,中苏关系还未全面破裂,在政治领导人之间和国家之间已经开始的分裂端倪,作为作家的艾芜也不可能知晓,故此他写下了苏联专家的形象,虽然篇幅不多,也算给当代工业文学的人物形象系列填补了空白。

但是,作为曾经在鞍钢生活了16个月的艾芜,对苏联与鞍钢的历史关系,还是有所遮蔽和掩饰,小说的叙事主旨和时代因素,使他也不可能书写另一个涉及苏联的问题:抗战胜利前夕进军东北的苏联军队,劫掠了大部分的鞍钢及其设备,其中炼钢、轧钢和炼铁的比较新的设备设施,几乎都被苏联运走。建国后我国组织钢铁冶金专家邵象华院士等专家去苏联考察,知道这些设备都还在苏联,在中国的“一五”期间苏联才部分返还。这些在鞍钢自己撰写的史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艾芜在鞍钢期间,相信不论是从官方还是从老工人那里,都能得到这些信息,但碍于政治原因,艾芜的东北工业文学写作,对此有意遮蔽,也不得不遮蔽,这势必对大型钢铁基地的“厂史”和人物史的叙事,缺少了历史的很重要的因素。

《百炼成钢》还写到了技术高超的炼钢炉长袁廷发。与描写先天先进的英雄人物秦德贵没有学习技术的经历却技术高超不一样,袁廷发是在日伪时期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成为工人的,但小说描写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垄断炼钢技术,不教给中国人技术,袁廷发是暗中偷偷学艺的,被日本人发现后还调离了炼钢炉。抱着旧时代的“一招鲜吃遍天”的观念,到了新中国的钢铁企业,他自己努力工作,但一度保守技术不愿意把自己掌握的炼钢技术教给其他工人,是在党员干部教育和秦德贵行为感召下才发生转变的。这样的描写符合一个老工人的身份与思想,但实质也遮蔽了袁廷发学艺的真实的历史。在伪满时代日本是殖民统治者,他们的企业不愿意教给中国人技术,这一方面肯定有历史的底子,殖民者的“五族协和共建东亚共荣”的所谓“国策”,本质上是一种欺骗和宣传。另一方面,日本殖民者是把伪满当作他们的生命线和未来国家的,这使得他们发起“百万移民计划”,在伪满大搞五年产业振兴计划和工业与城市建设,至1945年,伪满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占据全中国的90%,铁路占全国三分之一,工业生产已经超过日本本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大举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伪满在大规模的城市与工业建设中,必然要大量雇佣中国工人,除了东北,他们还派人到关内进行欺骗性的招工宣传。⑦在大量的企业中,在封锁技术之外,为了提高生产量,他们也会让部分中国人学习一定的工业技术,不可能全部封锁保密。在鞍钢应该也是这样,不然的话,经历日本战败、国民党进驻、解放战争的鞍钢,在新中国很快成为全国第一大钢铁企业,没有大批掌握炼钢技术的中国工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业化成效的。鞍钢不仅很快恢复了生产,为朝鲜战争和全国建设提供了大量钢铁,而且还作为双基地——钢铁机器设备基地和技术工人培养基地,為全国的其他钢铁企业建设提供了从物质设备到大批人员的支持,真正成为“原动力”⑧。这样大批的人员也很难是短时期培养出来的,而应该是从伪满时代到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陆续培养造就的,东北的其它企业也有这样的情形。⑨据邵象华院士回忆,即使在1946-1947年国民党占据鞍钢时期,他们在大批先进机器设备被苏联运走、被破坏得一片狼藉的鞍钢,还是克服困难炼出了钢铁。在那样的时刻,除了他们这些被国民党政府派往东北的冶金技术专家之外,鞍钢还有掌握技术的中国和日本的技术人员与工人,这也从侧面说明历史的实际情况,与小说描写并不完全一致。

抗战胜利后,日本人大批离开鞍钢和东北,但也有一部分留下来,直到1952年才回国,这部分日本人是参与了鞍钢的恢复生产和新中国建设的,至今鞍钢的劳模馆里还有日本劳模的名字。不懂得历史的人对此也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这些留用的一直工作到1950年代才陆续回国的日本人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很大,中国政府对此是一直承认的。⑩抗战后至1950年代,鞍钢还有不少技术人员和工人,除了鞍钢自己撰编的史志外,还可从侧面得到证明。日本也是亚洲最早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大学者河上肇,其译作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毛泽东、郭沫若、陈望道等中国革命的领袖和文化人,他的女婿大塚有章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代被捕入狱,出狱后来到伪满洲国的“满映”工作,担任巡回放映课长。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恢复日本人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组织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东北的辽源、鹤岗煤矿参加劳动,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功劳。这期间,他曾经参加了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中国工人大会”,1949年又调到沈阳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日籍职工科科长,不久又调到中国当时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钢,担任鞍钢外籍职工科长和鞍钢总工会外籍职工部部长。试想,如果鞍钢没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职工,是不会让这么老资格的、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大塚有章去鞍钢工作的。他在鞍钢的工作内容,就是组织和领导日本职工参加鞍钢的恢复生产和其后的一系列建设,这些工作就包括组织和帮助中国工人全面掌握钢铁生产的一切技术工艺。此后大塚有章在新中国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日本人管理委员会宣教科科长、日本人民民主新闻社副社长等职,直到1956年才回到日本。

大塚有章曾经工作过的满映,是日本在东北兴建的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和制作基地,也是宣传殖民主义国策的文化侵略机构。1938年,法西斯右翼分子甘粕正彦担任满映第二届理事长后,为笼络人心大力提倡中日员工同工同酬,允许中国人参与导演、演员等一切电影生产环节,成为专家和行家,这些中国人后来对于成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东北电影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对于中国的电影事业,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原满映的中国电影演职员和技术人员在改革开放后写的回忆文章中,都真实披露了日本人不保守技术、认真地培养中国电影人,甚至中国人成为高于日本人的技师、美术师、摄影师后,作为下属的日本人也完全服从和配合,体现出现代工业主义的天职、敬业、分工、合作精神。还有回忆伪满建国大学的中国人文章,提到那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各个民族的学生的一切待遇都平等,这也是出乎意料的。11当然,日本殖民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怀柔和征服民心,是为他们企图长期霸占东北的国策服务的,这些“小善”绝不能抹杀他们的殖民主义大恶。这里只是想说明,即使出于殖民主义的长远企图和利益考量,他们也可能不会在工业生产技术领域中完全排斥中国人。鞍钢也是这样,因此鞍钢才会很快在战后恢复生产成为中国最大钢铁基地,大塚有章才会到鞍钢管理日本员工为中国服务尽职,鞍钢的劳模里才会有日本人的名字。而这一切,艾芜在鞍钢期间是应该知道的,但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将有关的历史事实予以遮蔽。而草明的最早写作和出版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其中就有战后留在中国企业的日本人兄弟的细节,他们技术高超但思想上还存在着殖民意识,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改造后他们为东北工业和电厂的恢复发电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当然,小说不是历史,历史真实不可能都进入文本成为艺术真实,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和权力,以颂歌体描写锻炼成长的工人和新人,是《百炼成钢》的主题诉求,出于这种诉求,作家才如此处理他知道和掌握的一切事实和史实,比较纯化地描写工业物质生产中新人的成长过程。这是艾芜的创作选择,也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这种局限使其忽略或遮蔽了鞍钢及其它东北现代化大型企业在历史时空中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把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化和意识形态化了,对东北特殊环境和地域中工业发展中包含的工业化与殖民化、现代化与革命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与苏联的帝国行为12、阶级与民族关系及其矛盾、一般的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联系与差异等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艾芜的小说统统进行了过滤和遮蔽,而只是抽取和表现新的工人阶级在工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锻炼锻造,从而造成了小说的单线和单薄,而过于单薄和明确的内容与叙事,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工业题材小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把意识到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与之相应的美学形式进行有意义的组合,才能成就伟大小说。19世纪欧洲那些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巨大成就和价值,就在于它们容纳和表现了巨大、复杂、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没有把历史简单化和作为作家与时代的传声筒。按照这种要求,《百炼成钢》和十七年的工业题材文学,普遍存在欠缺和不足,而这种不足导致它们一时灿烂后很快凋谢,文学史未给它们留一席地位,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百炼成钢》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小说中由地域文化决定的语言表达。早在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之际,“左联”执委会发出“抓紧反对帝国主义题材”的号召,在东北作家群还没有推出他们正在写作的反日抗日文学、只是在上海求学的东北学生李辉英发表了模仿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艾芜却及时发表了表现东北人民沦陷前后苦难和抗争的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受到茅盾的表彰。但是,艾芜之前没有到过东北,完全不了解东北的社会与自然,他的小说政治和主题固然正确,但是其中却存在若干违反生活真实和地域文化习俗的东西,如将一位东北农民的名字称为“老幺”和“幺娃子”——东北农民和社会风俗可以把孩子叫作铁蛋、柱子、二愣子、狗剩子……但絕没有叫“老幺”的,这是典型的四川的语言和民俗。这样一个细节,就颠覆了这篇小说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同样,在《百炼成钢》中,艾芜也将四川地域文化和语言词汇、表达方式,用之于小说中的东北工人的人物语言和对话中,如东北工人即农民一般都说“知道”“知道了”,而在艾芜小说中却几乎都是“晓得”“我晓得”,老工人袁廷发的话语中出现“你空起手回去”“你看哪个斗得赢”这样完全不是东北语言和方言的句式。还有秦德贵同村出来的女友和恋人回村,秦德贵母亲的邀请话语是“进来坐一坐,吃一杯茶”“我找点烟给你吃”“你真习得好呀,烟都不吃”……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农村,农民几乎不喝茶,也不邀请别人喝茶,况且不叫“吃茶”而是叫喝茶,请人抽烟也不叫“吃烟”,更没有“习得好”这类用语和表达方式。不仅人物语言缺失地域文化色彩,叙述语言也存在四川话语的痕迹,如“秦德贵在四号炉上做了六天烧结炉底等工作,鼻子烤来发红了”“秦德贵已热得来快要昏倒了……”这种以“来”字做补语的表达语言和方式,也绝非东北话语所有。这类现象在《百炼成钢》中很常见,表现出四川地域文化和语言色彩对艾芜的强大影响,但是以之表现东北1950年代工人的对话和语言,实在有伤生活与艺术真实。在这一点上,《百炼成钢》远不如同样来自南方的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在表现东北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宏大历史事件时,周立波把东北农民的对话语言表达得非常具有地域色彩,叙述语言中也尽可能采用东北话语词汇和表达句式。相比之下,艾芜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语言就显得有点“隔膜”和“地域穿越”,从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真实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域文化与作家和文学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有地域文化的内涵和积淀。艾芜也不例外,他的那些表现四川故土、西南边陲生活的小说,从文化到语言都非常“入乎其内”,圆融无碍,但是当他表现不甚熟悉的东北土地与社会人生时,就难免显示出民情风俗和语言文化上的隔膜造成的“内伤”。在完全陌生的地域文化环境中进行文学写作时,如何摆脱故土地域文化的强大影响而达到兼容和合,对作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和挑战,兹事虽小却也“体大”,处理不好就会对作家写作构成文化阻隔与穿帮,进而对其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带来颠覆和破坏。如此看来,艾芜的《百炼成钢》在地域文化的接受与跨越上做得不够成功,进而影响了人物塑造与叙事表达的功能与价值,影响了小说艺术效果的达成。

注释:

①艾芜:《百炼成钢·前言》,《艾芜全集》第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艾芜:《为〈百炼成钢〉的朝鲜译文本写的序言》,《艾芜全集》第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③小说写的钢铁企业表面不是鞍钢,实质上是以鞍钢为背景和摹本的。

④艾芜:《百炼成钢·新版后记附录·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艾芜全集》第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302页。

⑤1958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百炼成钢〉评介》专辑,可见小说在当时引起的反响。

⑥石建国:《从开埠设厂到“共和国长子”——东北工业百年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2页。

⑦我爷爷原是山东胶南县海边的渔民,会制造船只所需的焊接手艺,也会用烙铁收拾猪头猪脚的皮毛。伪满时期日本人到山东招工,说东北吃大米白面,煤炭木头管够烧,爷爷就被欺骗来到鞍钢的一个铁矿当焊接工。

⑧草明在东北写的第一本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就叫《原动力》。

⑨如大连造船厂,是清政府建立的,历经俄国和日本的统治、苏军接管,回归中国,以及建国后我国政府的大力建设,成为北方最大造船厂,我国的第一艘航母即在此建造,其历代积累的技术力量,包括焊接工人的水平,使其造船能力超群。改革开放初期,那里还有很多从旧中国过来和新中国建国后培养的技术工人和工匠达人。东北还有大量的这类企业。工业技术和工匠精神是需要迭代积累和历史传承的。

⑩参阅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上、下卷),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120世纪80年代以后,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多为内部印刷)刊载了大量原满映后长影的电影人的历史回忆文章,吉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8卷《伪满史料》丛书,可资参考。

12萧军在东北解放区发表的文章中就有“赤色帝国主义”和“各色帝国主义”词语,后被批判为“反苏”和“反共”,遭到整肃,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才被平反昭雪。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責任编辑:蒋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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