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洪武南藏》,六百余年悲喜史

2019-10-10 03:10:59 看历史 2019年9期

杨虎

悟空禅师肉身照(周奎提供)

1962年1月24日,凌晨。一位长髯及胸的老人躺在台北阳明山中一张孤零零的病床上。如豆的灯影下,孤独,让他陷入了难以遏止的思念:长眠在黄土下的双亲、千里之外生死未卜的发妻、离别时长女清秀忧悒的泪脸……他再也无法控制,热泪索索而下,手抖着,颤颤地铺开纸笔: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哀歌之后,老人在这薄情的世间又活了两年九个月零十七天。弥留的时日,据人们后来言说,他曾竭尽全力,抬起嶙峋的手指在空中一笔一划、一遍一遍地写着——杏、花、春、雨、江、南,蜀、山、蜀、水、杜、鹃……

蜀水碧,蜀山苍。如果传言是真,那么,让老人念念不忘的,除了月光下的富春江,还有自己当年踏着满地蝉声,行走在青城山间,找寻那被誉为“西川第一天”光严禅院的衫影萍踪?

发黄的方志上记载着,那一次,他是为拜谒一部经书而去。

那是1945年,他66岁了。而那部经书,藏在光严禅院已整整五百二十九年。

58年后,有个名叫灯宽的老和尚谈起了他:“先生是在青城山里,听佛门中人偶然提起《洪武南藏》孤本的下落,才兴致勃勃地赶到古寺的。他美髯齐胸,二目不怒而威,真是大儒风范。他上藏经楼读了几天经,几乎足不出户。临走前,他应当时住持之邀,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写下“藏经楼”三个草字,口称‘难得!难得!”

这是2003年暮春。光严禅院幽暗的方丈内,103岁的灯宽蜷足而坐,满目清光。窗外,杜鹃声声。

两年后,灯宽圆寂。

那三个字至今仍活在光严禅院后院的一面墙壁上。倘若你进得庙来,沿苔茸癜绿的石梯拾级而上,依次经过洗心池、大雄宝殿、弥勒殿、天王殿,一路殿宇错落,木铎声声,然后入一暗廊,出一角门,眼前豁然天高山远,再往右一拐,就看见了那三个字——多年以后,它们依旧墨黑如新,望去宽博潇洒,似舞却栖。

落款处,是他的名字:于右任。

令于右任当年为之挥毫、念念不忘的,正是灯宽禅师圆寂前提到的、光严禅院藏经楼里曾秘藏的佛籍大典、国之孤本——《洪武南藏》。今人说起这部典籍,每每呼之为《洪武南藏》。其实,洪武二字乃是后人加上去的称呼,指的是大明洪武年间。它最初的名字,按明人的说法,叫“初刻《南藏》”。南,指的是南京。藏,原是古印度佛教典籍的计标单位,后泛指汉传佛教《大藏经》。

自北宋初年《开宝藏》问世以来,历代官、私所修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仅有二十一种。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六年間,官方也只刻印了三种(次)。第一种即《洪武南藏》。1372年春,它由朱元璋下令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蒋山寺(后名灵谷寺),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开刻,约在1398与1399年左右完工。因耗费浩大,当时仅印了两部,皆归藏于大内,刻板则存放于南京另一座古刹天禧寺(后名大报恩寺)中。

二十多年漫长的刻印期内,这部以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所刻《碛砂藏》为底本的大明第一经藏曾几经增补,收入大量禅教诸宗的语录著述。待刻印完毕,只一部便重逾三吨以上,共计684函,分1600部,达7000余卷。

然而,仿佛总有一股神秘而悲情的力量与它如影随形——当它面世之日,正是朱元璋辞世之时,仓促登基的建文帝来不及播行天下,便匆匆钤印秘藏。四年后,朱棣大兵攻陷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它遂转入永乐帝之手,由此辗转开始了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奇特遭遇。

风,从光严禅院四周高高低低的山林里涌起,惹得悬挂在藏经楼檐角下的风铃响个不停。尽管早已籍去楼空,那声声风铃,以及黑暗中寺庙里燃亮的点点灯火,却仍在不知疲倦地讲述着这部佛教传奇典籍悲欣交织的命运。

缘起朱元璋的梦

公元1371年除夕,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个奇怪的梦。

按照洪武元年立下的规矩,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宫内就开始营造过年气氛。乾清宫丹陛左右,各安设了九盏万寿天灯,灯后悬挂着九副万寿宝联,两面都用金丝绣上联句。酉时过后,殿内灯光辉映,连外面高渺的夜空也显得透亮起来。

在奏疏上批注累了,朱元璋就放下笔,走到殿外的江山社稷亭旁,望着城外江天一线处的渺渺风景驻足沉思。这一年他43岁,正是精壮之年,天下已在手中,本应踌躇志得,这个时候,朱元璋却不期然想起了悲伤的往事,想起了他的叔父朱五六。

朱元璋少时家贫,父母先后离世,16岁时不得不与二哥分开,前往皇觉寺投奔人称法仁和尚的幺叔朱五六,在庙里做了一名小行童,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忙得团团转,却常被斥责,多亏叔父照顾才熬了下来。1351年夏,淮河两岸再发洪灾,叔侄二人不得不洒泪而别。此后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忙于征战,无暇分心。自定都南京以后,他便暗中嘱咐身边人四处打探。如今,4年过去了,各种消息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却无一落实,或说叔父法仁已乘船出海,或说其曾避居于洞庭湖边,不知去向,又有说法称法仁和尚已还俗,似乎死于乱军之中,西边传回来的消息则称法仁已远赴西域求取真经……

除夕这一天,为迎接新年正旦,乾清宫内设下家宴,一年一度的除夕承应宴戏在席前铺演开来。暖意氤氲,不知不觉间,朱元璋酒意渐深。他以手支颐,恍惚间,却见叔父从殿外缓缓走来:“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陛下今广拥天下,当思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利邦益国。”多年不见,叔父依然身着当年皇觉寺里那件须臾不离的黑色百衲衣。清瘦的脸颊上,叔父依旧那般高颧深目,眉宇间略望似乎又悲又喜,细看却无喜无悲。两人目光相接,只见叔父口唇微张,每个字都似有微风推送,清清楚楚落到自己耳边。

朱元璋又惊又喜,急忙迎上前去,一睁眼,却见满屋灯火喧腾,哪里曾有叔父的半点影子?

登基之初,朱元璋就苦苦思索朱明王朝的长盛之道,欲期基业万年。制礼乐、迁豪强、崇乡贤、轻税赋、废宰相,直到将贪官剥皮揎草……一系列抑官安民的举措让天下掌声四起。

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万民一心。在他看来,普天之下至深至重、至渺至远、至难管束者,人心也。因此,当他从1371年除夕之夜的幻觉中醒来,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上天借叔父之口给自己带来了启示之音——

“假处山薮之愚民,非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NT_纲,于国有补无亏。”

宴会结束后,他径直去了御书房。他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感受倾涌出来,让绵延不绝的儿孙们从中领略并受用不尽,灯光下,他眼神炯炯,悬腕疾书:“(夫佛法者)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其)可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

待他放下笔,窗外已晨光熹微。午门外,换岗的卫士正铠甲簇新。洪武五年的正月初一来到了。

寻找悟空禅师

蜀王朱椿是一个喜好读书和做学问的人。

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他虽为庶出,却因“博综典籍,容止都雅”,被父亲送了一个雅号:“蜀秀才”。当时的人也称赞他“尤好学读书不倦,喜延接贤士大夫,讲论至夜分,不为声色游畈之事”。但鲜为人知的是,他雅号的由来却是因为找到了叔祖法仁和尚,令父皇大喜。

公元1390年正月初一,正当《洪武南藏》浩繁的点校、刻印工程行进到第十八个年头之际,19岁的朱椿从安徽凤阳来到了自己的封地成都。

分封藩王是朱元璋的苦心孤诣。在这个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看来,郡县制虽是让大明朝正常运转的最佳行政架构,府管州、州管县、县管万民,皇帝则居于中枢,只须将各府驱于掌心,便可号令天下,一发而制全身,然而官吏们尽是些狡猾惫赖之徒,稍微放松管束,他们就会演变成家鼠,以身求利,虐民纵欲,坏了王朝根基。因此,还得把儿孙们分封到各地镇守,让他们象猫守鼠那样看守着官员。

令朱元璋稍感欣慰的是,分封到成都的朱椿果然比其他皇子更能领会自己的意图。平定番乱之后,这位年轻的蜀王立刻上书,请求确定地方向蜀王府进贡的物品及数量,以尽量减少民众经济压力。在奏折里,他还提出了“以礼治蜀”的构想,并进一步阐述道:“(儒学之外),当涉猎佛道典籍,揽僧、道为助,光大寺庙、道观等场所,钦愿皇图巩固,藩屏永康。”

于右任手迹“藏经楼”

这一年,朱元璋62岁了。虽有御医精心调养,但潜藏在身体里的各种暗疾已悄然出发,对他困扰不已。放下朱椿的奏折,他眺望着窗外又一年杨柳堆烟的江南春色,想起正艰苦进行、不知何日方得完成的浩大經卷,叹了一口气,提笔批道:“知道了。朕心甚慰。汝在蜀,当继续找寻叔祖为是。”

大约从1372年春开始,朱元璋内心就潜生了一个令自己都激动不已的宏伟愿景:待经卷刻印完毕,要让叔父坐守京师,设坛讲经,令天下僧众都来聆拜听辨。大明朝既已百废俱兴,佛教也该呈现出经出一门、万法归宗的欣盛之景。

为达到这一目标,1382年,朱元璋下令在南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

1384年,他又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对全国僧人们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立行淘汰。

然而,18年过去了,不惟经籍的成书遥遥无期,寻遍天下的叔父也依然杳无消息。朱元璋内心深处,不由生出了几分“殆天数,非人力”的迷惘之感。

转眼到了公元1396年夏天,锦官城内忽然流传起西蜀山中出了一位“蛮娘娘”的异闻来。传言越过高墙,也到了朱椿耳边。

有人说,青城三十六峰外,有民身患恶疾。其子上山挖灵芝以延寿,谁知岭壑踏遍,却苦觅无影。(其子)走路无路,在悬崖边放声大哭,正欲纵身跳下,忽然地动山摇,山林间刮起一阵大风,两只老虎从对面岭上飞跑而来,张开血盆大口。他顿时昏死过去,片刻醒转,却闻异香扑鼻,仔细一看,那双虎还守在一旁,身形竟比狸猫大不了多少。见他醒转,双虎睛目里尽显温和之色,张开嘴,剑齿间竟吐出两株千年灵芝来。他正自迷惑,见一慈眉善目的僧人从云雾间缥缈而来,两只小虎随即起身,随僧人冉冉而去,就此不见踪影。他这才恍然大悟,忙跪伏于地。

有人纠正道,那僧人本是西域得道高僧,云游到西蜀,见山中有常乐寺如珠入峰怀,遂点头称善,入寺驻足。其法力高深,慈悲为怀,修炼时有双虎在旁护法,四方信众为之惊叹。因其从藏地过来,故当地人皆呼之日“蛮娘娘”。

传言初入朱椿耳中时,他正忙于与峨眉山的僧人来复、释梦观等讲道论文。入蜀之初,他采用师傅陈南宾的建议,从兴办郡学入手,资助清贫学者、革除吏治弊端,又沿锦江边修建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等,一时上下称善。“蜀人由此安居乐业,日益殷富。”

1395年,他又延聘名闻朝野的大学者方孝孺为世子师傅,待以东宾之礼,并按其所提建议,或新修、或重建了中峰寺、万福寺多所寺庙、道观,积极倡导“凡在臣民,悉祈神佑”。为表示礼佛重佛,他多次来到峨眉山,对寺庙常予赐赠,蜀地佛事就此兴盛起来。

“蛮娘娘”的传说起初并没有引起朱椿的注意。6年来,他除殚精竭虑思考治蜀之事外,一直暗中寻访幺叔祖,然而手下人踏遍了远至巴州、甚至汉中一带的深谷密涧,却依然没有半点消息。

这时候,关于“蛮娘娘”的线报呈到了他桌上。

1950年首届崇庆县人民政府给省政府的报告

与传言相比,青城县的线报内容极为平实,只不过字斟句酌,显见花了一番心思。线报说:“‘蛮娘娘确为藏地高僧,云游至青城一带,现已为常乐寺主持,正每日苦修,并扩建寺院,设坛论经,四方僧众辨听后俱示拜服。”在随线报附上的一则密函中,县令小心翼翼地奏道:“该僧法号目前虽尚未确知,但似乎名号法仁。如何拿捏,尚请王爷定夺。”

法仁?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闷闷不乐的朱椿忽然心里一动。

明朝时在四川以外说西蜀,泛指的是成都、眉山、绵阳一带,而身在成都说西蜀,则仅指的是成都以西、沿岷江两岸次第铺开的青城、崇庆、温江等数州(县)。因了都江堰的滋养,此区域水旱从人,历来为成都附近的膏腴之地。

青城三十六峰正巍峙绵延于青城与崇庆之间。一路青山葱岭,寺观林立,香火缭绕。始建于晋文帝时期的常乐寺却远远地隐身于三十六峰最僻远的凤栖山深处,一条名叫味江的河流将它和红尘泠泠隔开。

即使是在冬天,状若城廓的青城诸峰依然空翠四合,凤栖山尤其幽深。当朱椿一行渡过味江,踏上通往常乐寺的山中小径时,已是黄昏时分。铺满落叶的道路尽头,隐隐传来了寺里轻敲的木鱼声。朱椿缓缓举步,转过弯,果然看见寺门前那棵穆静的苍松下,一法相庄严的老和尚正盘膝而坐。

朱椿心里一动,正欲开口,那老和尚却缓缓睁眼,望着朱椿,眉宇间忽然舒展出又欢喜又悲悯的神情来一一亲人间的久别重逢总是让人热泪盈眶一一多年以后,那缕温热的气息仍从光绪三年《增修崇庆州志》的书页中盈盈地散发出来,缭绕着朱椿与法仁在1396年初冬的不期而遇:

“原悟空祖师(即法仁)是明太祖洪武之叔。在元末英雄各出时出家,在藏得道后,洪武太祖登基时,悟空祖师已于宋始所建之圆觉山开建殿宇,宏兴法会。太祖访之,久未得人。及蜀王游江,访知悟空祖师所在,上奏洪武太祖。”

我们已经无从揣度叔孙二人在那个黄昏都谈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叔父的寻获让朱元璋并没有高兴多久,很快,他就发现法仁并不为那頂皇家大法师的桂冠动心。

后来的记述闲录在方志里,仅寥寥数语:“……然而任凭朱椿如何劝说,法仁只是闭目,口诵善哉。(朱椿)再劝,法仁善哉之声不绝,山林共鸣。太祖皇帝知道法仁已为高僧,不为世俗所动,感慨万千,挥毫写下‘纯正不曲四字赐与叔父,并下诏重建常乐寺。”

公元1416年,朱椿再次将叔祖父在常乐寺修行一事奏禀明成祖朱棣。永乐帝下旨赐法仁号为悟空,赐常乐寺名为“光严禅院”。

公元1425年,曾名朱五六、法仁、“蛮娘娘”等的悟空禅师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圆寂之后,他肉身不朽,一直保存到1951年。

青山巍巍,白云苍狗。今天,悟空禅师的真身石塔仍屹立于光严禅院最高处一一历代祖师灵塔中心。与石塔并存的,还有一张当地人摄于四十年代的肉身黑白照片。

照片上,悟空禅师眉慈目善,栩栩如生。

《永乐南藏》的问世

永乐帝朱棣是一个喜欢在暗地里纵火的人。

他的登基,即是从一场大火开始。随后,一丛又一丛诡异的火苗在他高大的身影后躲躲闪闪地摇曳起来,烧得明朝的天空忽明忽暗。

譬如天禧寺1408年的那场大火。

《金陵梵刹志》中,有一篇“重修报恩寺敕”,说的正是那场令人疑窦丛生的大火:

“天禧寺,旧名长干寺,建于吴(三国)赤乌年间,缘及历代。屡兴屡废。宋真宗天禧年间尝经修建。工部侍郎黄立恭奏请募众财略为修葺。朕即位初,敕工部修理,比旧加新。比年有无籍僧本性,以其私愤,怀杀人之心,潜于僧室,放火将寺焚毁。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砾。浮图煨烬,颓烈倾敝,周览顾望,丘墟草行。”

这是永乐帝在1413年的说辞。距他说这番话时,五年前那场大火造就的灰烬早已冷凝成土,大明第一经藏《洪武南藏》的刻板更是灰飞烟灭了。

其实,从攻陷南京的那一刻起,永乐帝的一生就与火暧昧地裹在了一起。那一朵又一朵升腾在历史深处的火焰,时而辉煌了他那可与父亲媲美的“万世不祧之君”的威仪,转瞬却又毫不留情地照亮了他“谋逆不道,惭德亦曷可掩哉”的仓皇脸色。

1402年7月,刚及位一月的他迫不及待地下令抹去侄儿的年号:“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也因此,后来的人们在光严禅院所秘藏的《洪武南藏》孤本上,发现了一处被挖去的字眼:“大明口口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洪武南藏》之《古尊宿语录》卷八)

也就是在天禧寺失火的第二年,大内皇宫藏书密阁又遭遇了一场更加莫名其妙的大火。

光严禅院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即征发数万民工填湖修建皇宫。绵延数十里的禁城深处,很快就巍峨起一座收藏了宋、辽、金、元等朝宫廷藏书的文渊阁。楼内卷帙浩繁。文渊阁前特地挖掘出了一个大水池,秦淮河的活水不舍昼夜,潺缓注入,水声淙淙。而建文帝钤印的《洪武南藏》就分别密藏于文渊阁东、西密室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409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又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忽然在东室发生。待赶来的太监们大呼小叫地扑灭火焰时,文渊阁所藏《洪武南藏》也付之一炬。

洪武南藏真容一角

1412年,也就是在文渊阁失火之后三年,永乐帝下令雕印汉文《大藏经》。这是大明永乐朝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奔逐相告中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几年前被大火烧得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忘记了洪武爷也曾同样下令刻印过这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经。

这一次的雕印工作进展得异常迅速。

五年后,即1417年,这部后来被称为《永乐南藏》的经卷便摆到了南京及附近的一些重要寺庙中。它规模巨大,全部经版共5760块,全藏共635函,6331卷。《金陵梵刹志》载:《永乐南藏》每印刷一次,需用纸110526张(包括全页纸107782张,半页纸2744张)。刻成不久,永乐帝就下令将其开放供全国寺院自由请印,而且鼓励俗界信佛之人如有需要,也可单独请印其中部分经卷。善男信女们顿时纷至沓来,以致经常被请印的部分经版甚至被刷得成了脏污不堪的‘邋遢版”。

数百年来,《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已难以统计。据说,当时仅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先后请印过十部,遍舍给天下名刹。绵延到今天,国内所收藏的《永乐南藏》全本也还有十部之多。

深山古寺藏孤本

“路傍古时寺,寥落藏金容。

破塔有寒草,坏楼无晓钟。

乱纸失经偈,断碑分篆踪。

日暮月光吐,绕门千树松。”

这一首五绝,乃是晚唐哀帝时隐居在凤栖山白云深处的诗人唐求所作。诗中的古寺,即是指光严禅院。

1416年秋,正当锦官城内桂子飘香时节,朱椿忽然接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密函。纸上除“一瓢诗人”的这首诗外,再无只言片语,然而朱椿阅后却脸色大变,撇下正饮酒赏桂的一众后宫佳丽,匆匆离去。

初冬,永乐帝突然降下口谕:敕赐常乐寺名号为“光严禅院”,并赐半副銮驾、两口皇锅,以及龙凤旗、琉璃瓦、《初刻南藏》(即《洪武南藏》)佛经一部和印度梵文贝叶经《华严经》一部。又敕赐法仁名号为悟空。

车粼粼,马萧萧,御赐诸物随即在严密的护送下,踏着江南初冬的第一场雪,往西蜀悄然进发。

为恭迎御赐经卷,由蜀王府倾力资助,光严禅院迅速在半山腰新起了一座飞檐翘角的藏经楼,楼内修藏经车一座,两旁殿宇叠错。昔日旧墙老瓦的寺院顿时黄瓦红墙,从山脚绵延到半山腰,后来便分为上、下禅院,繁密的木鱼声满山回响。

这一盛景,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的《崇庆州志》中是这样记述的:永乐十四年,蜀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盖琉璃瓦。赐经文一大藏,计六百八十四箧。中竖藏经车轮,额曰:“飞轮宝藏”。民国十四年(1925年)所修的《崇庆县志》更进一步描绘道:“(于是)经楼严肃,咨诸护法……红泉含影,青莲吐芳。”

世间唯一的这部《洪武南藏》就这样被不可思议的命运之手辗转遣到了山岚缈缈白云悠悠的西蜀光严禅院。从1371年除夕萌生于朱元璋的梦里,历经蒋山寺迁址、朱元璋离世、建文帝秘藏、永乐帝夺位……大明王朝半个世纪的烈焰已蒸腾烧灼得它伤痕累累。

当它终于抖落一身风尘,从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煌煌禁宫逃逸进一片静谧的光严禅院时,一双温暖的目光就定定地跟随了它。

那是悟空禅师的眼睛。

就在《洪武南藏》与悟空禅师相遇时,它未曾想到,传闻自绝于烈火之中的建文帝,也在后来“来”到了光严禅院。

永乐帝登基之后不久,各地开始流传起建文帝逃脱皇宫、出家为僧的故事来。譬如明万历年间的《钱塘县志》这样记载:“东明寺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明代的钱塘县即今杭州市余杭区一带。今天,一副对联仍悬挂在该寺大雄宝殿前:

“僧为帝,帝亦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授,留偈而化;叔负侄,侄不负叔,三百载,江山依旧,到老皆空。”

在众多的传说中,数光严禅院的情节有声有色。据说朱棣兵临皇宫,烈焰冲天之际,建文帝忽忆起先皇所授铁箱一口,开箱一看,内备有剃刀、袈裟,另有一信指出有一秘道直通宫外。建文帝遂只身从秘道逃出宫去,辗转来到西蜀青城三十六峰深处的凤栖山常乐寺,投奔曾叔祖法仁避祸。

数年后,当东厂暗探追踪而至时,建文帝已迅速逃离。在他住过的禅房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沦落西南数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又过数年,建文帝辗转滇、黔、巴等地后,再次回到了常乐寺。这时的常乐寺已更名为光严禅院。在悟空禅师劝导下,建文帝把自己关进了藏经楼里,苦苦尋求解脱之道。青灯下,黄卷中,昔日九五之尊已如梦如烟,建文帝感慨万千: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阐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时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在《洪武南藏》浩繁经卷的启示下,建文帝终于潜心向佛,此后便未再离开光严禅院,圆寂后葬于后山。

如果这位悲情皇帝真的在此渡过了最后的岁月,那其实是他灵魂最好的安息。不信你听,那白云缭绕的凤栖山间,千百年来一直随风飘荡着“一瓢诗人”潇洒的歌吟:“君不见,自古帝王多罪孽,怎胜清风润人间……”

国之孤本重新出世

静静地享受了二百年的太平后,《洪武南藏》再一次遭受了兵火之灾。

1644年八月初九日,张献忠大军攻克成都。朱椿的第九世孙、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随后,张献忠大军西出成都,一把火烧了青城、温江等州。青城三十六峰寺庙、道观都被兵火焚毁。光严禅院虽境况稍好,也处处残垣断壁:“入后甲申大变,余殿无存,惟藏经车、藏经楼未遭灰烬外,琉璃瓦犹多存积,悟空法像犹如故也。”

当蜀王自杀的消息传来,主持海牛法师立刻率领寺内众僧肩挑背扛《洪武南藏》奔赴汉藏边境的雅安天全县善居寺,总算保住了这孤苦经卷、慈悲种子。

此后三百年间,《洪武南藏》在人间消失了。

重新发现它的,应当是吕潋。

22岁之前的吕潋的理想是做一名美术家,但当时的中国境外列强环伺,国内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内心的挣扎苦痛终于将身心俱疲的吕潋引向了佛禅的空澄之境。1918年,著名佛学居士欧阳渐在南京筹办佛学院,吕澄应邀协助工作,从此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得了一个绰号“骛子”,那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弟子舍利弗的汉译名字。

1937年春,抗战烽火逼近南京。吕潋随学院迁移到四川江津县,继续比对、查勘历朝以来的佛学经卷。学院也为此专设了“访经科”。

1938年初,呂潋收到了一个名叫释潜遵的和尚专程从数百里外寄来的厚厚一本经卷抄目摹样,随信还附来了一句话:“国难当头,请为我中华佛学保存一缕血脉!”

1938年秋,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在西蜀深山中沉睡了五百二十二年的佛宝《洪武南藏》惊现尘世!

在后来名扬四海的那篇名为《南藏初刻考》的文章中,吕潋先生经过慎密的分析,考定数百年来一直藏身于西蜀凤栖山中的那部典籍就是遁世已久的《洪武南藏》。他写道:“明南藏始刻于洪武间,版成旋毁,后世未尝见其本也……天禧寺以永乐六年焚,崇殿修廊悉为瓦砾,经版当随以俱烬。厥后重修寺宇,改称报恩,藏经亦改编复刊,故明初数十年间大藏得有两刻也。初刻流传极暂,后世所见南藏皆永乐本,而又误认为洪武时刻,遂无知两版异同者。”

如果不是吕潋,光严禅院第四十四代住持灯宽老和尚或许一直也不会知道,自己每年都要在阳光下翻晒的那些数不清的经书竟是人们找寻了五百余年的、中华佛经里的国之孤本。

在漫长的年月中,《洪武南藏》渐渐失掉了自己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起,寺里的僧人们开始把那浩繁的经卷简称为经、经书。如果遇到较为重要的场合,他们则又有些自得地宣称,自家藏经楼里有着明朝的龙藏。龙即是皇帝的意思,意思是那经书的来头与大明的朱皇帝们有着关连。然而任是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僧人们每年夏天都会庄重地参与到寺庙的最重大的仪式一一“翻经”中。那方法极为原始,趁阳光正好,把经书从藏经楼里一担一担地担到大殿前的空地上,铺上一层慈竹编制的晒簟,然后用烟熏过的特制竹片一页一页地翻(不能用手,因为怕手出汗)。有重页和漏页者一旦发现,得去悟空禅师肉身灵塔前低头,合十忏悔。待经书一页页晒透后,再仔细将防蛀的叶子烟夹到每一卷经书中。

1960年川西行政公署批复

每翻一次经,就要耗去几乎整个的夏季时光。并且,光是叶子烟就需要去山下采买几百斤。

转眼到了公元1951年。这一年,正在北京忙于中国佛教协会筹建工作的吕潋特别繁忙,然而他一直念想着那远在四川的《洪武南藏》。他听说新成立的扬州图书馆已经将一部完整的《永乐南藏》请进了设备良好的古籍珍本室,心里隐隐有了兴奋的预感——渡尽劫波之后,《洪武南藏》终将功德圆满。

7月,从成都传来消息,1951年6月的一天,四川省崇庆县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记载,亲临光严禅院,直奔藏经楼,在楼中认真翻阅、察看了《洪武南藏》后,表示:因为土改政策,住持灯宽已被划为大地主,光严禅院众僧人面临遣散,寺中已无人力财力能保存如此卷秩浩繁的国宝。

姚县长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将经书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进行鉴定。随后,县里征召了上百名挑夫,把重达三吨的佛典一路挑到成都,放入了四川省图书馆永久存放。

2003年暮春,在与来访者谈到此事时,历经坎坷,重又回到修葺一新的光严禅院担任主持已近二十年的灯宽感慨道:“这姚县长是护法金刚转世吧?一般当官的可没这种觉悟。”

然后他顿了顿,叹道:“万物皆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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