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上海一九八六

2019-10-18 02:45叶辛
读书文摘 2019年10期
关键词:里弄新世界商场

热心服务的“新世界”商场

我写的新世界商场,不是今天的新世界商城,两者虽在同一地方,但规模和路径却大不相同。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值得写,是因为我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插队落户那些年,只要回上海探亲,总有村寨上的老乡托我带这带那,很多都是老乡喜欢的小东西。而从我家走到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的新世界商场,只需花七八分钟。进了新世界商场,往往一个晚上,就能把所有老乡托我带买的东西全部都“搞定”。那年头的新世界,是上海滩出名的小商品市场,与隔街相望的中百一店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1986年,我已在贵州省文联的 《山花》杂志编辑部工作了,物质生活也丰富多了,已经没人托我捎带小商品,但因为新世界离家近,我仍喜欢在晚饭后到新世界商场兜一圈。为什么呢?新世界商场里有新花样。比如它推出了26个周到热忱的服务项目,其中有代客邮寄商品、代客修补羊毛衫、代售邮票、代客邮寄留下地址登记购买的商品……

什么叫登记购买的商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有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有的商品在新世界里一时缺货,或者根本没有,营业员会不厌其烦地请顾客留下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专门为其去采购。采购到了,便及时通知顾客汇款过来,新世界给他邮寄过去。麻烦吗?很麻烦!但新世界坚持这么做,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我去逛一趟商场,深受感动,还把这项服务记了下来。

在大店、名店、特色商店群芳争艳的南京路上,新世界商场能为上海百姓所熟知,除了它以经营小商品著称之外,另外也和它的热心服务分不开。

记得商场当年24只柜组,围绕着热情服务的“热”、方便顾客的“便”、灵活供应的“活”三个字,做出了一篇大文章,真正让所有走进商场的顾客和我们这些周边老百姓感觉到称心如意。

听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起过,20世纪初,新世界这块地方本是游乐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离此不远的大世界花样翻新,吸引了大批游客,新世界这里渐渐变成了小商品的集散地,经营者主要是街头的小摊贩。到了1956年,才正式成立商场,以经营小百货为特色。

每次走进新世界商场,就是不买东西,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商品,我也会觉得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这里有老人喜欢的各种手杖、发髻,有年轻人爱佩戴的胸花、各式配套的化妆品,喜庆用的红缎带、手镯、耳环、发夹、头带。至于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不起眼的“一分钱”用品,缝衣针啊、绣花针啊、鞋钉、鞋眼啊,可说是应有尽有。最叫响的“四零小商品”,在里弄邻居间广为流传:零折、零剪、零配、零拷。更有一种让人听起来就会高兴的服务:鞋底、袜子单只可以配双,花边缎带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零剪,鞋钩、鞋眼可以拆零供应,零拷的化妆用品像雪花膏、发油发蜡、各式护肤霜,竟然多达40多种。总之一句话,方便老百姓过勤俭持家、细水长流的日子。

新世界商场不但注重“小”,还经销外地的“名、特、优”商品。上海人的住房不是小嘛,走进一户家庭,看什么呢?看桌子上、台子上的绣品,看床上的枕套绣,看窗帘的色彩。新世界商场把上海家庭主妇的这些心思告诉生产厂商,江浙一带头脑灵活、特别看好上海市场的厂商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熟绣花来了,萧山挑花工艺品来了,浙江椒江的抽绣也来了,一来就形成一股销售热潮,广受欢迎。那个年头也没多少广告,仅靠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头传播,新世界商场的新商品经常被抢购一空,营业额大增。1986年,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新世界商场里增加了和老百姓“吃穿用”配套的小商品供应,提出向“小、特、全”迈进,餐巾纸、多用家电插座、绣花手帕、冰箱遮布、梳妆台布、领带夹、裙带扣、仿金别针等,很多我青少年时期没见过的小东西,摆满了柜台。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对我提意见了:这有什么稀奇?这些小商品现在超市里都有,你那是老黄历了。那么,新世界商场曾经有过的“针线包借针送线”“皮裤带免费打洞”,现在几家超市里还存在?

时代是进步了,新世界商场现在已变成了专卖中高档商品的新世界商城,把马路对面的中百一店都比下去了。然而,当年小商品专卖的情调和氛围,还是让人留恋不已。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1986年回上海探亲那次,因为带了一点公务,妻儿又都住在外婆家,我自个儿还想在改编《家教》 的文学本时多感受一些上海的气息,故而不仅居住的时间较长,而且往小学、中学同学家中跑的次数也多。在走进自小熟悉的这些同学的家庭中时,我听到当时上海人讲得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住房。

在和我同时代的那批伙伴中,那时最大最完美的需求,就是盼望能分配到或者说争取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工房。在争取到新工房的同学和朋友以及虽然没分到两室一厅、但也分到了一间房或一间半房的那些人中间,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組合家具。

根据争取或分配到的住房的大小,上海人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用足了心思,装饰和布置着他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住房。而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新颖的组合家具,是众人不约而同的首选。

在此之前,有不少新婚的上海年轻夫妇,在婚前是自己动手,或是请来有手艺的木匠师傅、漆匠师傅,打造一套家具。缺大橱的做大橱,缺五斗橱的做五斗橱,缺少床边柜的配床边柜。

总之,根据住房的大小,配齐适合自己的16平方米、12平方米,甚至只有10平方米亭子间够用的家具。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成套的“36只脚”,即是配齐了大橱、五斗橱、床、两只床边柜、饭桌、四只凳子 (或椅子) 的一整套家具,漆成闪光的“泡力司”,那就很有面子了。

明明加起来有“40只脚”,为什么要说成流行的“36只脚”呢?只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上海普通的小民百姓,住房实在太紧张了。新分配到的房子,放不下40只脚,只得忍痛割爱,把双人床紧贴着一侧的墙壁安放,配一只床边柜。于是乎,“36只脚”一套家具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家具工厂根据这一广为流行的趋势,推出了“36只脚”一整套的新婚或新房家具,价格普遍在450元左右,统一漆成深咖啡色、棕色,陈列在家具店中,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新婚夫妇,总得买上一套“36只脚”,房子再小,也得把“36只脚”全放进去,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组合家具,尤其是新颖组合家具的兴起,冲击着“36只脚”的传统,很快吸引了青年人的眼球。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所谓的“一面墙”,即占满整整一面墙壁的现代组合型家具。这“一面墙”的家具中,包含了大面积的挂衣橱、顶柜、抽屉、电视柜、酒柜、书柜、书桌,桌肚里还可以塞进一把椅子。

我在一位中学同学家中第一次看到“一面墙”,顿觉眼前一亮,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老同学也以满意中带点儿自得的语气,把组合型家具的大、中、小各扇门一一给我打开,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来自贵州的“乡巴佬”开眼界。我站在偌大的漆成奶白色的“一面墙”跟前,由衷地感觉到,想方设法做出一整面墙壁的组合家具,明显地有占地小、储藏量大、功能齐全、拆装方便、美观大方的特点。

经同学指点,我还去多个家具店观赏了色彩丰富、不落俗套、极富立体感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家具。营业员还热情地介绍说,除了你在店堂里看到的几种大小不一的组合柜之外,家具厂还可以上门来量尺寸,根据居住房间的大小、朝向,量身定制组合型家具、厨具。他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市面上流行的阻燃型PVC亚光材料家具,说是不用油漆,呈现天然的咖啡亚光色彩,而且不褪色、耐火,可谓上乘的流行色。

在走访了多位同学、朋友家庭之后,我发现代表原先那种水平的“36只脚”成套家具,正在退出上海人的小家庭。而新型的组合式家具,正在步入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体现在一个一个小家庭中的,则是根据具体的居住环境,动足脑筋,计算往往精确到厘米,甚至一条缝,“候分掐数”(沪语,不多不少),巧作精制,真可形容为“百花齐放,各显风骚”,营造出一个个温馨、典雅、干净、整洁的家居环境。

感染过这样的新潮气息,回到贵阳,我就请当地的木匠老师傅,同样打造了“一面墙”的柜子,不过我打造的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完工之后,家中客厅的整整一面墙,全部放满了我的藏书,引得编辑部和文联的同事们纷纷前来观看。他们在啧啧称道的同时,难免要讲一句:上海人就是会来事儿,书橱竟然做出这样子。每当这时,我就会说:这就是我回沪探亲之后从组合家具中学来的。

日渐多彩的服装

记得是1979年的冬天,上海作协的领导给了我一张安徒生童书展开幕式的票子,在南京西路著名的国际饭店孔雀厅。在用自助餐时,我走到窗口,探首往南京路上俯视。

只见南京路两侧人行道如潮的人流涌动,几乎全是青色的服装,夾杂着不多的黄军装和一些女性的棉袄罩衫,基本上也以深色、素色为主,既单调又乏味。居高临下望去,这一感觉尤为强烈,对我还有点儿刺激。河流般涌动着的人潮,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滋味。

难得这次14层楼眺望,这一幕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以后,我不断地从报纸、杂志上读到关于中国人服饰的议论和反思,特别是 《参考消息》,不断地摘编国门打开之后外国客人来中国之后的观感。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国大众的服饰以蓝色、灰色、黑色为主,夹杂一些黄军装色,服装的式样比较单一,男性基本上以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为主。不知为什么,每次读到这样的观感文章,我就会想起从国际饭店窗口眺望南京路人流的那一幕。故而,1986年回沪那一次,我格外关注上海人的服饰。

改革开放已起步,人们的观念在变,服装观也随之起了变化。“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诀没人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活泼多样的款式,丰富多彩的面料,一会儿宽裤腿、一会儿窄裤腿的时尚,即上海人所称“喇叭裤”和“小脚裤”,还有“西装热”,纷纷刮进了所有的大街小巷。我生活的弄堂里有一个老裁缝师傅,退休工资79元一个月,退休之后基本上过的是冬天晒晒太阳、夏天躲躲阴凉的安闲日子,“西装热”卷进了弄堂后,只因他曾在著名的奉帮裁缝店里当过学徒,有一手做西装的手艺,于是重新摆开了裁缝班,一天忙到晚,经常半夜十一二点还在挑灯夜战。看到我进出弄堂,他时常乐呵呵地对我说道:西装热挑我发财了!人的精神面貌也与刚退休那一阵大不相同。

1986年前后,若说上海人服饰上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装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其实全国都一样,由于国家在提倡生活的丰富多彩,整个中国兴起了一股跳舞热、西装热。

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西装,做得还比较单一。我在北京遇到几位从朝鲜学习服装回国的留学生,看到我身上穿着的上海版式西服,就不客气地指出了好几处细节上的落伍之处。据他们说,在服式的裁剪上,我们的不少地方还落后于朝鲜。

但是,多少年里始终引领中国服装潮流的上海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变革。我从长期生活的贵州山乡来到上海,对这一点尤为敏感。无论女式服装的色彩、样式,还是男式服装的随意、贴身,上海的服饰在朝着自在和个性化发展。用外地人的目光观察上海,我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上海人喜欢穿着睡衣睡裤进出弄堂,甚至到小菜场采购,这一旁若无人、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在内地的其他城市是很少见到的。这是不是那个年头兴起的时尚,我没有想明白。也许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也许睡衣睡裤的柔软宽松让人更觉舒适,在1986年的上海,可说是街道弄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西装热”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类服饰的大胆设计和变革,比如丝绸服装的多样化,复合式的风衣,大领头和小领子的衬衫,百花争艳般出现在市场上。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即使看看路人们身上多姿多彩的服装,也是一种享受。过去看惯了的蓝、灰、黑、黄一统天下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贵州乡镇有一位基层干部,郑重其事地托我在上海买一件呢制服中山装,我逛遍了南京路上的大小服装店,也没找着一件。

当我走进挂满了各种服饰的商场、店铺,开口询问“有没有中山装”时,常引来诧异的目光,还有人用不屑的语气嘀咕:现在还有什么人穿这种衣裳?走了大半天,终于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一件,营业员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翻出来,打开盒子,往我面前一放道:“对不起,只剩这一件了,你看,胸口发了霉,不能卖给你了!”

这是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件小事,一来是我难得地没有完成人家托办的事,二来是从服饰的变迁,也能看出改革开放仅仅几年,上海人的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贡献独特的街道工厂

大潮一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如一场盛筵必有散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返城”的洪流,退潮了。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城市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退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父母家中,退进了街道里弄。

当年去的时候是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去的,先是“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继而是六九届、七〇届、七一届……大返城的时候,却是挤在一起蜂拥回来的。回来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为什么?一大批年轻人都是奔30的人了,首先是要吃饭、要有住房,其次是要找对象、要结婚成家。除了小部分考进大学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男女知青,盼望的是一份正正经经、像模像样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工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恋爱一系列事情才能落到实处。

那时候国营单位、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吃香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但那些单位几乎不收知青,第一条就是这帮人年龄大了,过了学徒工年纪。因而除了一小部分顶替父母进单位的之外,大量的返城知青都闲散在街道里弄之中。而解决返城知青的重担,自然就压在基层—— 街道、里弄中。返城知青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

也正因为涌入了一大批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男女知青,上海的街道工厂焕发了她的第二春,迎来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

1986年,正是我们的街道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马路上,都能看到骑着黄鱼车运货的年轻人,宽敞一点的弄堂里、弄堂口,总有小型的载货汽车开出开進,要不就是在装货、卸货。

不要小看这些弄堂里的小工厂呀!他们的产品不但远销全国各地,登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柜台,还远销世界五大洲。他们甚至能生产高、精、尖的产品。当时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口号:“蚂蚁啃骨头”。形容的就是小小的街道工厂能生产出令全国瞩目的产品。

上海的街道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待在家中抚养孩子、侍候丈夫和老人的家庭妇女,被时代的大潮所推涌,提出妇女要当真正的“半边天”,走出家庭,离开锅台,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于是乎,顺应社会的需要,先是里弄成立了很多小而灵活的纸品组、纸盒工场、商标厂、滚筒组、围巾厂,修修补补的服务站。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把一些针织活儿、电子配件、电器配件发放给街道里弄来做。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文革”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病退”的知青从外地农村、国营农场照顾回到上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成为这一批人主要的安置单位。

“大返城”的潮流,带来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正好接替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走出家门的第一代街道工厂职工,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也把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作为回城知青的主要安置单位,让他们“有口饭吃”。

回到了上海,进了街道工厂,看来饭是有的吃了,但是他们普遍觉得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福利差。堂堂七尺男儿,窝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连女朋友也难找。尤其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同学、朋友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想法、有闯劲。整天在服装车间里烫裤脚、钉纽扣,在小工场里车螺丝、敲榔头,有啥出息?于是他们上夜校学技术,跑市场摸行情,头脑活络搞革新,改进现有产品争出路,甚至还会满脸堆笑出去接生意、争客户,利用全国人民相信上海货的心理,精益求精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尤其是率先引进生产流水线,推出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新品种,保证质量上乘,令全国的消费者刮目相看。

同时,从上海各区的街道工厂起步,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魄力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区政府各部门、甚至市政府各部委办的成员。

1986年的上海,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安置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街道工厂的产业,也成为当时上海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选自《人生三季》/叶辛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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