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 积极探索

刘沛轩

摘要：在如今求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下，河北籍作曲家本着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始终坚持着创作的民族性，使它成为了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与创作内核。同时河北籍作曲家们并不守旧，他们在吸收西方作曲技术的同时积极探索着各种技法的可能性。故，本文以对西方传统结构观念的突破为切入点进行论述。

关键词：河北籍作曲家   音乐创作   结构突破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7-0008-03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西为太行山，北为燕山。早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就是在河北地区由征战到融合，开创了中华文明史。因而河北地区有着丰富文化底蕴与悠久文化内涵。由于其南靠北京、地处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故，经济繁荣、教育水平较高，音乐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因此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如：张寒辉、曹火星、罗宗贤、田光、李群、生茂、施万春、鲍元恺、王伟华、刘礼民、杜滨、刘文金、刘德海、樊薇、吉炜、王颖、周东朝等。他们作为从河北地区走出去的优秀儿女，必然受到河北音乐文化的浸染，并体现在创作或演奏之中。本文以作曲家为切入点，因作曲家相同的地源关系属性——来自河北，故称为河北籍作曲家。河北籍作曲家是一批生在河北、长在河北，深受河北地域音乐文化影响，创作中体现着河北音乐文化元素的作曲家。他们不但继承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还在吸收西方传统作曲技法的基础上探索着音乐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便显露在他们对西方传统音乐结构的突破当中。

一、人物背景

尹铁良，河北武强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曲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及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有管弦乐《冀风》《虞姬》《乡思》;交响声乐套曲《新太阳》《南水北调》;舞剧音乐《轩辕黄帝》、大型跨界融合舞台剧《寻梦威海》等百余部作品。

张跃进，河北省深州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他先后创作了笙独奏曲《山乡》、笙协奏曲《母亲》等30多首作品，部分作品在省内获奖，《山乡》《放风筝》被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笙演奏家艺术精品系列》收录。

李建林，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手风琴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手风琴指导教师的称号。其一直致力于手风琴民族化的研究与创作，创有《豫剧印象》《长鼓舞》《回娘家》等数十首手风琴作品。

梁云江，河北人，作曲家、二胡演奏家、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弦乐教研室主任。曾获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艺教育系统首届器乐演奏比赛特别优秀奖、奥地利第八届世界音乐节室内乐演奏比赛专业组金奖等。不但在二胡演奏这个领域成绩斐然，音乐创作方面也是佳作频出创作有《江河云梦》《汨罗江》《川江》《原野小曲》等五十余首音乐作品。

自学堂乐歌以来，西方音乐文化逐渐涌入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因“新文化”意识的日益高涨以及音乐界“西为中用”思想的日益壮大，让西方作曲技术的学习成为了研习音乐的必经之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创新意识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河北籍作曲家也不例外，他们在继承传统作曲技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音乐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便显露在他们对西方传统音乐结构的突破当中。

二、重复手法与结构思维的结合运用

重复是音乐发展的最基本手法。其意义在于突出被重复的乐思，加深听者对它的感受①。然而重复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常见重复形式：在两个句子中，第二句变化重复第一句或者裁截一个乐节进行模进重复等等。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笔者发现四位作曲家对于重复的运用是带有逻辑性的结构设计。

尹铁良作品《五更》中，a1句子便以动机扩大的重复方式体现结构逻辑的贯穿。在a句旋律声部的音高材料：D-E-﹟F-E。而a1句的前2拍便把a句的音高材料全部陈述完毕，之后又加入一个新的音程关系——三全音，从表面上打破了a句中的大二度关系。在a1句中，bA音的节奏运动呈“疏密疏”的运动态势。即，由原本a1句的八分均分律動变为三连音再变为16分的均分运动最后成为了二分音符的长音。说明这个bA音本身的运用带有一定的结构性思维，具有呈示、展开、收束的三部性意义。结束音bA既是一个新出现的音高材料，同时又与旧的音高材料D音构成了三全音关系，还在各种节奏上进行强调，仿佛要在乐句结束时反复确认一种新的音程结构的关系。而实际上，三全音为两个大二度叠加而来。因此，在音程关系上体现了结构思维的一致性，同时由于三全音的出现也更加明确了作曲家要用全音阶进行创作的意图（谱例1）。

张跃进笙作品《庆丰年》中，也用到了重复手法——在分解和弦的思维下进行的旋律重复（谱例2）。在重复过程中增加外音且改变音高的运动方向。D-B-A-F，D-F-A都是分解和弦，第一个分解和弦由于外音的加入弱化大三和弦明亮色彩，并且是一个下行运动，位于乐段的开始部分，具有呈示的意义;第二次同样的材料，去掉外音A，构成一个明亮的大三和弦上行运动，处于推动高潮的位置。两个相同材料构成的乐句在进行重复时，通过加减外音、改变旋律方向的手法，改变了旋律的色彩、方向和功能。乐句位置不同，但却体现相同的结构思维：通过对分解和弦的重复形成乐句，且通过改变音高运动方向达到推动音乐向前发展，并走向高潮的目的。

李建林声乐作品《酸枣刺》中（谱例3），a句中，基础音为B音，a1句中基础音为E、B两个音，音乐层次得到了递进。比照a句，a1句在保持第二、第四小节不变的基础上，采用增加第一、三增小节的音高具体数量的手法体现重复。这体现了重复中的结构思维。

梁云江《原野小曲》在重复的过程中不改变旋律骨架音，只通过改变骨架音的顺序从而做出了a句的高点（谱例4），高点所处的位置也正好是在乐节划分的结构位置点。这体现出作曲家在运用重复手法结构音乐作品时，表现出的结构思维。

三、音乐段落中的结构组织布局的多样性

张跃进笙作品《山乡》，在单二部曲式的框架下进行整体的反复，应该是A、B、A1、B1②的组织方式，可其却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为A、B、A1、A2、A3、B。因多次强调A段而使得结构相对不平衡，但同时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情绪上的累积作用，把音乐推向高潮。作曲家把曾经用于乐句推高潮的手法运用到了段的思维结构当中，最后还是回归到了B段，以它作为结束又兼顾了音乐在重复过程中的顺序。

李建林声乐作品《酸枣刺》，在这个一段曲式的构成中形成a+a1+b+c+c1的五个句子。所有的音乐材料皆是来源于a句。这种具有结构对称性的五个乐句以b句为轴，两边都是类似平行乐段的构成，这体现了作曲家对音乐结构与组织方式的一种思考。

梁云江二胡作品《汾水长流》，A段也有类结构特点：a+a1+b+a2+a，可以看出这种乐句的组织方式使A段本身就具有了呈示、展开、再现的三部性原则。

综上，河北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整体的结构清晰明了，乐句划分也十分清晰，但对于结构之间的组合而言，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化处理，体现着他们对于结构的不同想法和组织形式。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他们的创作殊途同归的体现着“逐渐弱化两句平行乐段”这种较为典型的音乐结构方式的创作理念，而这种创作理念上的突破，正是河北籍作曲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对音乐结构模式的再思考。

除此之外，在直接引用民歌素材作为主题旋律进行的改编作品中，河北籍作曲家由于受到民间音调和戏曲音乐的影响，对于民歌素材的选择方面通常选取具有群众基础的民歌，如：《小放牛》《放风筝》《你走山梁我走沟》等。由于体裁间的差异性，将声乐作品改为器乐作品时，体裁的变化势必导致结构上的改变。河北籍作曲家们都注意到这一特点。他们有的把民歌中分节歌式的写法改为器乐曲变奏式的写法。这既保留分节歌“重复”结构的音乐特点，又保留唱词改变的特定，以音乐上的变奏体现歌词的不同。有的则通过调式变化产生调式色彩的对比，以同旋律不同调式色彩，体现分节歌中，旋律相同但各乐段歌词不同的组织方式。

四、音乐主题的“引子”化

引子作为音乐主体部分的导入，其目的是为了烘托气氛和渲染情绪，属于曲式结构中的附属结构，占次要地位，是帮助音乐发展的一个小的环节。它并不能继续参加音乐后续的发展与再现。而主题则是在音乐的核心，不只一次的出现与发展。音乐主题的引子化，可谓是2种结构思维模式的融合。

梁云江二胡作品《江河云梦》，通过查阅期刊文献笔者发现，分析者普遍把音乐最开始的散板部分称做引子，谱例5是这个所谓的引子最核心的部分，附点音符和三连音的运用把这个本质上是G-A-B級进形态的基本音变得有种伟岸的气质。在一小节的散板中，把这个音调进行了发散式的展开，并且在全曲的多个地方都能很鲜明的看到这个音调（谱例6）。而引子本身的含义上看是属于附属、次要的结构。在音乐发展的多个环节都能看到就不属于附属的次要的地位。因此，这一小节的散板是一个自带展开的由一小节构成的乐句，并不是引子。

尹铁良的作品《五更》，（谱例7上）也会被误认为是引子，尤其第3小节全的全休止，更是强化了引子的感觉。但是这个主题材料在全曲多次出现，图7下所示，此为由对比材料构成的乐句，其前2小节材料为主题，后两小节为引申。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图7上下两处，在材料的一致性。因此图7（上），并不是引子而是乐句。换句话说，如果第三小节、第五小节不是整小节的休止而谱成旋律，就不会存在这种误区。这也就更突显出作曲家想要的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模糊乐句与引子之间的界限。

五、结语

无论是重复中的结构思维、段落的结构多样性亦或“主题”的“引子化”，都是河北籍作曲家们在立足传统西方作曲技术基础上的再学习、再突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试图打破音乐常规结构、走出惯性思维、突破传统所作的努力。这不但显露着河北籍作曲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也体现着一个时代对社会的要求。其代表着河北籍作曲家把自身置于时代、社会的洪流中，用音乐体现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理解与思考。正是他们时刻保持着那一份对音乐的热爱和为大众创作音乐的态度，才能时刻保持住音乐的可听性，时刻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河北籍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也因此保持着传统与创新的并行发展。这也正体现了河北籍作曲家创作的独特魅力，亦为河北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贾达群：《作曲与分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②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303页。

参考文献：

[1]贾达群.作曲与分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72.

[2]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