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南籍诗人所作茶诗探微
——基于《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的整理与分析

尹鹏，李颖，刘佳，朱建梅

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 河南省豫南茶树资源综合开发重点实验室，464000

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极度繁荣的时期，尤其是诗歌创作；盛唐时期，河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达到辉煌的顶点，河南更是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此时便有“唐诗大家胥出中州”的说法[1]。茶诗是指诗的内容与茶叶、茶事、茶税、茶俗、茶史等相关，歌咏茶事活动的诗作品，是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据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年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表明古代茶业兴盛于唐代中期[3]。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诗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增加，这与饮茶之风从唐代中期兴盛有关[4]。唐代茶诗在推动茶风的兴盛、促进茶艺的发展、弘扬茶道思想等方面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5]。2015年5月，从河南巩义的一座晚唐墓中出土了国内首个陆羽煮茶形象的唐代三彩器，该墓中有茶碾、茶罐、执壶、茶盂、风炉、茶鍑等1套三彩茶器，且与《茶经》一一印证。另外，该墓室只有4 m2，说明墓主人等级不高，更进一步说明当时在河南地区民间的饮茶风尚已经非常流行[6]。唐代河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以及饮茶风尚的盛行，孕育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作品，这些茶诗的吟唱流传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日常生活用品，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唐代河南籍诗人所作茶诗的整理与分析

《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共收录唐代187位诗人的茶诗665首（其中全诗558首，摘句107首）[7]。其中共计有17位河南籍诗人创作的61首茶诗（表1），诗人和茶诗数量均占该书所辑唐代茶诗作者和茶诗总数的近10%，可见河南籍诗人及其所作的茶诗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在所收录的河南籍诗人中，中唐时期诗人数量（11位）和茶诗数量（48首）最多，其中分别收录了姚合、刘禹锡和王建创作的12首、9首和7首茶诗，这可能与中唐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有关。陆羽《茶经》的问世推动了茶在下层民众中的普及，使饮茶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事入诗顺理成章，从而推动了茶诗的繁荣[8]。从籍贯来看，洛阳籍诗人有5位，洛阳在唐代作为东都（陪都）有着重要的地域优势，经济和文化相对于河南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其中，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姚合的《乞新茶》等被吟唱千年仍历久弥新，是茶诗中的经典之作。

表1 唐代河南籍诗人所作的茶诗

续表1

二、卢仝和元稹茶诗分析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歌》，是“茶仙”卢仝茶诗的代表作，全诗分为“得茶”“饮茶”和“感茶”3个部分。从历代茶诗研究的角度看，《七碗茶歌》对后世茶文化和茶诗的创作影响甚大，对该茶诗研究切入的角度也较多，如姚国坤等[9]的《卢仝卢仝茶歌卢仝煮茶图》、何哲群[10]的《简论卢仝＜饮茶歌＞对后世的影响》、周圣弘等[11]的《论卢仝的＜饮茶歌＞对宋诗的影响》、舒曼[12]的《从古代茶诗看卢仝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张爽[13]的《唐代卢仝茶诗对宋代诗人的影响》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卢仝及其《七碗茶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诗人及其茶诗创作的影响。卢仝《七碗茶歌》对日本和韩国茶文化及其与茶相关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17]，日本著名美术家、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的著作《茶之书》中对《七碗茶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首次对《七碗茶歌》进行了英译，这对西方了解中国茶文化和东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18]。

茶诗的艺术形式多样，有律诗、绝句等，杂体诗中的一字至七字诗（宝塔诗）别出心裁，其中，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以“芽、家、纱、花、霞、夸”为韵脚，运用“慕”“爱”“邀”“命”等动词以及诗句的主谓倒装令茶反客为主，使得全诗神气灵动[19]。元代诗人王喆受元稹的影响创作了《一字至七字诗·咏茶》，该诗的艺术形式、韵脚与元稹的宝塔诗一样，但情趣异然，元稹从儒佛立意咏茶，而王喆从仙道落笔，茶蕴含着仙风道骨[20]。元稹宝塔诗对当代咏茶宝塔诗的创作影响深远，钱时霖对当代9位诗人创作的咏茶宝塔诗进行了辑录并进行了赏析[21]。“山茗粉含鹰嘴嫩，海榴红绽锦窠匀”“紫芽嫩茗和枝采，朱橘香苞数瓣分”“簟凉朝睡重，梦觉茶香熟”和“亥茶阗小市，渔父隔深芦”是元稹其他4首茶诗中的含茶（茗）诗句，目前鲜有文献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待进一步对元稹的全部茶诗进行剖析以全面了解他的饮茶情结和思想。

三、姚合和刘禹锡茶诗分析

《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辑录了姚合茶诗12首（表1）。20世纪90年代，蔡嘉德和吕维新对姚合《乞新茶》《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寄元绪上人》等3首茶诗进行了赏析[22]，钱时霖对《乞新茶》《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寄元绪上人》《送别友人》等8首茶诗进行了简析并将其分为采茶诗、煎茶诗和其他3类[23]。姚合其他4首茶诗中的涉茶诗句“花落煎茶水，松生醒酒风”（《寻僧不遇》）、“爱此不能行，折薪坐煎茗”（《题金州西园九首嵏径》）、“熟宜茶鼎里，餐称石瓯中”（《病中辱谏议惠甘菊药苗因以诗赠》）和“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茶铛”（《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不仅表明诗人是爱茶惜茶之人，而且再现了中唐时期的饮茶风尚。

从茶诗题目中的“酬”“送”“寄”等字眼可以看出，以茶会友是刘禹锡日常交往的方式之一。《西山兰若试茶歌》是刘禹锡茶诗中的经典之作，该诗描写了采茶、烹茶、饮茶的过程，全方位地展现出茶事精致的艺术性[24]。“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碗试新茶”（《送蕲州李郎中赴任》）和“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尝茶》）描述了对候汤时间的把握和要求，是对《茶经五之煮》最高境界的诗意描写。“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茗折苍溪秀，蘋生枉渚暄”“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茶炉依绿笋，棋局就红桃”和“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诗句分别对唐代茶园、采茶、煎茶和茶的功效进行了描绘和表述。上述刘禹锡创作的9首茶诗，描绘了中唐时期茶事的精致和典雅。

四、其他河南籍诗人茶诗分析

除卢仝、元稹、姚合和刘禹锡外，还有其他13位河南籍诗人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茶诗（表1）。“藻台净冰鉴，茶壶团素月”（《观雪篇》）是初唐诗人陈元光传播中原文化的具体体现，《候夜行师七唱之三》是陈元光写征战生活的组诗其中一首，诗句“采茶喜钻新榆火，修禊争驱旧虏氛”既有对采茶时盎然春意场景的再现，又有立志报国的战斗豪情。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诗歌以豪壮为主，“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郡斋平望江山》）、“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闻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和“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则展示了岑参的侠骨柔情且洋溢新巧奇特的浪漫主义。中唐诗人王建创作后期以宫词、酬赠和寄送诗为主，在其茶诗《宫词一百首其七》《寄汴州令狐相公》《酬柏侍御闻与韦处士同游灵台寺见寄》和《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中均有体现，“水门向晚茶商闹”（《寄汴州令狐相公》）描绘了中唐时期茶业兴盛的场景。晚年的王建失意悲怆，从佛教和茶道寻求慰藉，可从“愿师常伴食，消气有姜茶”（《饭僧》）和“将火寻远泉，煮茶傍寒松”（《七泉寺上方》）中窥探端倪。晚唐诗人郑遨创作的诗歌主要表达了其对世人追逐名利的嘲讽以及对国计民生的关注[25]，《茶诗》“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则是其归隐生活的描绘，该诗称赞茶叶为“草中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茶叶的审美价值，同时描述了烹茶的艺术以及饮茶的功效。

对唐代河南籍诗人所作的茶诗进行统计和分析，进一步挖掘河南的茶文化，明确河南茶文化在中国古代茶文化史中的地位，不仅有助于开发河南的茶文化资源，而且对于重塑河南茶文化辉煌，推动茶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增强中部崛起的信心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