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意蕴

张乐娱

摘要：在中国近代发展变革的进程中，五四运动具有重要的转折点意义。它推动了思想启蒙，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同时五四运动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客观地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理性传承五四运动中蕴含的精神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启蒙;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换。社会发展多元化、先进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精神追求疲乏”“国家向心力弱化”等社会问题。准确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客观评判五四运动的时代局限性，总结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意蕴是必不可少的时代课题。

一、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是一场从不同视角改革中国的运动，它具有多重的历史地位：

（一）中国的“启蒙运动”

自由主义是五四运动的鲜明特点和强大动力：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人独立解放的民主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的科学精神;主张“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五四运动前的社会革命均以失败结尾，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加剧了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以及困惑，把守旧观念的同时，对西方的思想充满困惑。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反对的是教会的权威与压迫，而五四运动集中对抗的是封建专制的思想支柱——儒学。僵化后的儒学已成为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旧伦理道德的载体，这逐步养成中国人民保守的处事心态。五四运动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过分强调阶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性”的解放。此间产生的五四精神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便是，用理性的力量去对抗封建礼教，用自由的精神去反抗权威的压束，自觉地寻找人类生命的价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爱国”是中国延绵千年的民族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与侵略，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不作为，军阀腐败并割据势力，民族资本发展缓慢，封建旧传统仍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危机日益严重。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中国对山东主权的丢失，直接引爆了五四运动。五四时期的国际背景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处于悬崖边缘，岌岌可危的国际地位十分担忧，爱国主义精神部分地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自信，继续推进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无情批判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爱国运动与传统爱国运动有着些许不同。五四运动使得西方的爱国主义精神传入中国。西方的爱国方式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这一观念促使着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伴随着对人权的争取和尊重。同时，五四爱国运动相较于传统爱国运动更具有了一番世界主义的色彩。五四爱国革命力量追求的是对人类全体文明的呵护保护，具有一种“世界大同”“人类互助”的情怀。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动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便已零零星星地被传入中国，而五四运动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得到拓宽：《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了巨大力量。尤以《新青年》的贡献最为突出。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触发其政治觉悟，使之成长为新的革命力量。

同时，五四运动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为转变中国羸弱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思路，启发了部分原本持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转向拥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遵循历史规律的重要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社会主义才有能力在中国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逐渐壮大，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有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优秀的青年力量。这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丰厚的人才基础。

二、五四运动的局限性

五四運动的过程中，受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仍存在着一部分局限性，五四精神仍旧深受旧思维逻辑框束：

一是，五四运动向旧社会的方方面面发起的挑战过于猛烈，忽视社会和谐秩序建设，对旧秩序的冲击很大但无序，然而新秩序的建设中方案繁多且理想主义色彩偏重。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提出了不少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李大钊坚持着社会主义建设途径;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但是五四时期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以及五四启蒙作用效果得承受的根本性、长久性考验，使得部分国民对五四运动所传导的精神难以全部适应消化，面临着信仰危机的挑战。同时，五四运动对旧文化、旧秩序的打压过于粗暴，并且提出的新道德、新精神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国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革新的效用大打折扣。社会秩序的重建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内部结构，贴合实际的革新方案以及统一的理性文化。

二是，五四“批判精神”并不深刻彻底。五四骨干们在批判与自身想法相左的旧文化时，缺乏宽容意识，忽略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背景，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无情批判也带有明显的狂热主义色彩。传统儒学固然有其腐朽不适应时代的方面，可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同样能让国民的心灵找寻到寄托与启发。与“旧文化”“旧道德”的抗争方式也过于老套、片面、效率低下，表面上宣扬着理性精神，实质上是会极大影响后世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判断，使中国丧失其历史的特色。

三是，五四“启蒙”背后暗含着些许民粹主义色彩。西方的“启蒙”大多指向的个人思想觉醒，而转向中国，五四的“启蒙”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附有政治色彩，在呼吁“保护人权”的言论之下，实则带有对民众进行政治灌输的动机。这使得“启蒙”的目标模糊化，导致运动后期“救亡压倒启蒙”[1]，民智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实现个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没完成，五四运动在“启蒙”层面上的革新越到后期越发不理性不科学，五四运动的走向越发偏激与狂热，与之前所宣扬的“理性”“科学”“民主”渐行渐远最后发展成夭折或者说是变质。

三、五四运动的时代价值

首先，五四运动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下的建设热情和担当劲头，鼓舞着中国人民坚持一股闯劲，求发展，求创新。五四运动时期的参与者是一群无畏的战士，勇敢地鞭挞长期固化的思想僵局，敢于对抗顽固凶狠的守旧势力，给中国社会带去强烈的洪波与震荡。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革命者承担着“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期待着重塑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秩序。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政治秩序和谐清明，文化多元多彩，国际舞台成就颇多。同时应摒弃五四运动在爱国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狂热与焦躁，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沉稳，多一些开放，多一些发展，多一些法律与秩序意识。将五四“爱国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让五四“爱国精神”迸发出时代的活力。

其次，五四运动对“科学”“民主”的向往，有助于引导当代中国人民树立对真理的追求。中国封建社会对“真理”一词没有确切的定义，只是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奉为信条，机械遵守。五四运动打破了封建儒家伦理虚伪的真理外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予了中国人民正确真理观的引导，指引中国人民把握真理的客观性，在多样化的真理中寻找统一。五四运动参与者所饱含的行动精神也应该为当代民众所继承，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是中国青年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积极学习科学知识，提高自身基本素养;破除封建迷信，传播科学知识及理念;积极创造时代新物。五四时期的民主是带有资本主义革命色彩的民主，我们应当根据时代背景赋予其时代特色，即人民的民主。不应以“物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重视“民主”的价值，主动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用所学知识为人民服务，从实践出发去思考社会问题，理性思考合理的解决方案，把远大理想落实到艰苦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施展才华，实现价值，传承五四精神。

最后，五四运动传入的西方思想对中国发展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当代中国仍应当遵守思想的开放，以及以更加开放、批判性的态度拥抱世界多元文化。五四运动的开展将人民从封建守旧思想牢笼中解脱，提高了人民对“人权”的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提倡保护人的独立与尊严。在现代中国，不再需要大张旗鼓地运动以求得民权，不再需要通过集体战争去保卫国家统一。当代中国人民要秉持“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深度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自立的公民意识，全方位促进自身的发展进步。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不盲目，不痴迷，积极发挥主体性，追求真正美好的事物。開放性是五四运动的一大精神特征，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大量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使中国社会文化打破儒家思想独霸的局面，更显多元化。同时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冲击，使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人民思想上的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也渐渐褪去，开始正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