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生成逻辑探析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吸取，是对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审视与回应。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工程”这一重要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它的形成体现了继承与创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等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坚实理论基础和深厚理论来源。恩格斯曾以哲学为例，阐述了精神生产的规律，指出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的产生正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本质和特征的论述、列宁的“灌输论”、毛泽东关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观点、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2]的观点、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等等。

当然，实践不止境，认识无穷尽，实践和认识的不断互动也使得认识不断地得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精髓，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化，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他通过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等，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将语言看作是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创新;在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等等。

二、历史逻辑：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吸取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反复证明：是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能否正确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非意识形态问题、能否科学有效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不论是我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都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着惨痛的教训。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提出任何出版物都不得刊登与党的原则、政策、决议相违背的文章，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阵地意识等，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遵循。与此同时，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也有着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特别是苏联的惨痛教训也需要我們认真总结和吸取。1991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具体而言，习近平指出在于全面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推行历史虚无主义。此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苏共高层领导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苏共宣传思想工作自我孤立”、“对社会思潮重强力管控轻疏导引导”等也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3]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正是在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吸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体现了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

三、现实逻辑：对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审视与回应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来源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这种实践性突出地体现为强烈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回答无产阶级如何求得自身解放的时代之问中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崭新形态，同样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点，它立足于时代、植根于现实，正是在科学分析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激烈斗争形势和所存在的突出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国际来看，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他们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传入我国，大力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在我国制造思想混乱，从而达到使我国改旗易帜的目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错误论调需要我们予以回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论调都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从国内来看，一是多元思想的存在。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整合、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二是错误思潮的干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主张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全盘西化的邪路，对国人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三是信仰危机的出现。“经济生活中的金钱拜物，政治行政工作中的官德败坏，社会关系中的冷漠围观，思想领域中的利己行为”以及“社会不正之风和潜规则盛行”都体现了人们理想信念的缺失。[4]四是意识形态工作自身的不足。比如，意识形态工作一度被淡化、弱化、虚化、边缘化;各单位、部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本领恐慌”。除了以上国际国内因素外，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现实背景。“网络的即时性、自由性、开放性、多中心性、离散性、虚拟性和匿名性”[5]都加大了思想舆论管控的难度，加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观正是建立在对上述形势和问题敏锐洞察、深刻分析、积极回应的基础上，体现着极强的现实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3.

[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5.

[3] 蒋红.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教训[J].红旗文稿，2016（15）：34.

[4] 刘毅.公民信仰危机及应对举措[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13.

[5] 王永贵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5.

作者简介：常璇（1993- ），女，山西运城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