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雕刻的大国气派

2019-10-22 13:33杨学义
环球人物 2019年19期
关键词:大队战士

杨学义

2019年9月,即将参加70周年大阅兵的升国旗方队在烈日下进行刻苦训练。(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接到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任务,《环球人物》记者心里有些忐忑。采访这群在历次大阅兵和诸多重大场合露面的官兵,记录他们整齐化一的动作、着装,甚至长相,会不会留下一篇乏善可陈的报道?这份忐忑在进入军营的那一刻迅速瓦解。见到他们的第一眼,记者就发现了一种“不一样”:一种特殊的肤色。

他们的头部肌肤以眉毛为界,以上是白色的,以下则黑中透亮。从侧面看,在耳朵和鬓角前,有一道左右脸对称的白色清晰印记,在下巴处汇合。脖领处,分界线更加明显,如果在冬季,分界线就是圆形的,如果是夏季,分界线便是V字形的。

这是军帽、帽带、衣领(冬季为圆领毛衣,夏季为V字领衬衫)在强光照射下的痕迹。如果这群官兵身着便装走上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们。如果是女兵,还会在膝盖上下留下一大段黝黑色肌肤,这是短裙和马靴没有覆盖到的部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个位置”,仪仗大队某中队某班班长李振指着佩戴的胸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夏天穿一件衬衣、一件外套,阳光隔着两层衣服,竟能在皮肤上晒出胸章的形状!”

他们身上的“不一样”还有很多,比如血泡反复磨破后长满茧子的双脚、长期站立后静脉曲张的小腿、踢正步用力砸地后半月板损伤的膝盖……不过,这些“不一样”的伤痛被战士们藏进了军装里,他们更愿意将英姿飒爽的一面展现给国人以及各国宾朋--那被雨雪风霜雕刻过的、令世人惊艳的大国气派。

苛刻的站功、走功、持枪功

“你好,欢迎你!”9月的一天,仪仗大队大队长韩捷见到《环球人物》记者,热情地伸出手。他的手掌又大又厚、力道十足,给人坚实有力的感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庆典活动,仪仗大队主要担负四项任务:一是升国旗方队任务;二是鸣礼炮方队任务;三是阅兵方队任务;四是阅兵标兵任务。”他又详细介绍任务的具体情况,“升国旗方队由原来的12路16列增至18路12列,人员由196人增加到222人,并由单一军种礼服调整为陆、海、空三军礼服。仪仗方队将首次在国庆阅兵中高擎党旗、国旗、军旗通过天安门。”今年3月,针对担负的四项任务,仪仗大队组建了四支专门队伍,所有队员展开专项训练,每天训练近10个小时。

“成为一名合格仪仗兵,除了要完成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还要完成合格军人向合格仪仗兵的转变。”韩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需要在掌握基本军事技能的基础之上,掌握基本的仪仗技能。”这就是“过三关”,即站功、走功、持枪功三道关卡。

方波是仪仗大队卫生队长。2015年3月,女兵中队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需要一名女军医,她因此调任仪仗大队。“与其他军人相比,这里的战士长期在烈日下暴晒,缺少水分”,今年夏季格外炎热,“有四名战士在训练中因长时间站立,中暑被送往医院”。作为一名军医,方波见证了不少战士是怎样过站功关的,其中一名2018年9月入伍的小战士让她印象深刻。“当时这名战士站在队伍中,我发现他默默流眼泪,神色异常”,方波赶快上前询问。“我全身发麻”,小战士一边抽泣一边不甘心地回答。方波判断,这名小战士是缺乏经验,用力过猛向前挺,导致气息没有调匀,造成碱中毒,结果在站立三个半小时后出现了全身发麻,几乎失去知觉。“我当时劝他下来,但他更委屈了,死活不肯下,担心一旦下来,自己的位置就会被别人顶替,就无法实现参阅的梦想”,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被搀到了阴凉处,及时补充水分,“他一直哭个不停,心结没有打开”。不久,趁着整个队伍的休息时间,这名小战士又“混”了回去,继续站了两个多小时。

“站功是每个战士必须要过的一关。”韩捷说,“不少战士刚入伍时,不是左肩高就是右肩高,要不就是脖子挺不直。为了克服这些,战士们经常头顶大瓷碗,领口别上大头针,腰背插上‘T形架,两腿夹上扑克牌,无论风吹还是雨淋,都要站上几个小时纹丝不动。”今年担负阅兵任务的标兵方队,在国庆当天得站立近2小时,但在备战时要每天站立6小时,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4点。

女兵宋杨2012年从黑龙江入伍,是一名通信兵,负责会议保障工作。“2014年招收第一批仪仗女兵时,我从沈阳军区选调到这里。”当时宋杨兴奋极了,同时也对仪仗大队的艰苦训练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里是这么苦、这么累。”对她来说,当时最大的难关是走功,“一天,有一个战友带了计步器,结果计步器上显示她当天共计走了4万多步。”这4万步可不同于普通人的闲庭信步,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砸”出来的。韩捷告诉记者:“为了达到‘踢腿生风、落地砸坑的标准,战士们都是绑着4公斤重的沙袋练。”

对女仪仗兵来说,走功尤其难。在仪仗大队,男队员的身高要求是1米80以上,女队员要求1米73以上;去年,为了增强气势,踢腿高度从25厘米增加到35厘米。“对于个子相对矮小的女兵来说,同样踢到35厘米,意味着付出更多。”在进行实际踏乐时,女队员不仅要动作幅度更大,为了步调一致,速度还要更快一些。同时举枪高度也要和男兵保持一致,“男兵的礼宾枪需要将准星护圈对准鼻尖,而女队员则要将准星护圈对准帽檐,上肢负荷也加重了”。宋杨回忆,2015年“9·3”大阅兵,有一名女战士的脚磨出了血泡,并且在血泡里又磨出新血泡,马靴里一片血海汪洋。班长劝这名女战士别练了,但她不甘心,硬是在靴子上剪出了圆形的洞,将血泡露出来,继续训练。

这次国庆庆典的升旗仪式上,担任擎旗手的袁晋爽受到众人瞩目,他也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隶属仪仗大队。对袁晋爽来说,最难的是持枪功。韩捷介绍:“仪仗兵用的枪是镀鉻礼宾枪,夏天手出汗容易滑落,冬天冰冷的手握不住枪。为了达到操枪一个声音,一条直线,我们就在枪身上吊砖头练臂力,腋下夹上石子练定位,才能闯过这道关。”所有仪仗大队的队员都向《环球人物》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每次练完持枪站立,全体仪仗队员在食堂开饭时都变成了“左撇子”,因为右手呈90度角托枪几小时,已经完全麻木了。

“持枪功分为托枪、枪上肩、枪放下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拍枪,发出清脆声音。但新兵根本拍不响。”袁晋爽回忆,冬天练持枪功格外难受,“本来就手冷,已经冻僵了,再拍枪就钻心的疼。”班长告诉他一个小技巧,训练前先双手用力互拍,直到拍热、将手充分活动开,然后再拍枪就不疼了。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扶枪,则有一种循环的痛感,“肩枪4小时,右手腕要弯曲超过90度角,保持一动不动。这4个小时中,右手先是从能承受到疼痛,再由疼痛转到麻,再到没知觉,等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疼,然后又开始麻,周而复始。”

201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大队长韩捷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千锤百炼换来的“肌肉记忆”

“从脚上来说,首先两脚跟靠拢并齐,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李振向《环球人物》记者演示仪仗队员的标准站姿,“两腿挺直,膝盖后绷,中间不能留缝。再往上,身体重心微向前倾,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两肩要平,向后下用力。两臂下垂自然伸直,五指并拢自然弯曲,拇指伸直贴食指第二关节,中指贴于裤缝。再往上,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颚微收。两眼平视,目视前方,睁大有神。”他的语速和动作很快,整个演示过程不到半分钟,最后补充了一句:“这些动作,都要依靠平时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

韩捷对自己当年做仪仗兵时的经历记忆犹新。“我是1990年入伍,第二年19岁,但动作要领练偏了,出现了‘搬腿的情况。”“搬腿”是仪仗兵训练中的行话,就是踢腿的要领不对,踢腿过程中由大腿带动小腿,正确的要领是由踢小腿来带动大腿,并且胯骨不能打弯。对于一名仪仗兵来讲,这是致命的打击。当时,韩捷出现了错误的“肌肉记忆”,需要用超出常人的毅力扳回来。“但是,我在扳回来的过程中,又出现‘捡了芝麻丢西瓜的情况,军姿挺拔,腰杆当家。我为了克服‘搬腿,又把腰杆当家的要领给忘记了。”在与“肌肉记忆”斗争的过程中,韩捷把一根长铺板偷偷塞到衣服里,保持上身挺拔,然后等战友都休息的时候,自己跑到操场上纠正“搬腿”。“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动作要领,最后在领导和战友的帮助下,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最终克服了这个问题。”

“升旗最难的在于最后那一下,短短5秒钟时间,要完成挂旗、解旗、倒手、按电钮、甩旗、恢复、敬礼这一套动作。”袁晋爽说,这一系列动作中,让人印象最深,也是最重要的是甩旗那一下。为了这最重要的一步,袁晋爽需要让自己的手臂形成正确的“肌肉记忆”。“刚开始,班长不会用真正的国旗让我练,而是让我拿着一个5公斤重的哑铃,不停模拟甩旗动作”,袁晋爽说。每一位擎旗手每天都要甩上千次哑铃,因此他们的右臂要比左臂粗壮许多,“每天都要练,不能停,只要停一天,肌肉就会失去记忆,身体会僵硬。”最初训练时,袁晋爽的右臂严重肿胀,连衬衫都穿不进去,“只有胳膊肿了,甩到所有力气都耗尽了,肌肉才会真的形成记忆。”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队史馆内陈列。(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对于女仪仗兵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记忆”来自她们端庄飒爽的面部表情。“在正确军姿的基础上,女仪仗兵还强调表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既要面带微笑,又不能太过。”经过总结,她们领悟到面部表情中最重要的是眼神,“要做到40秒不眨眼,不管是刮风天还是下雨天,都要如此。我们有时候会专门挑大风天,尤其是刚开始刮风时练眼神,也会选择阳光充足的天气,迎着阳光练眼神,甚至有时候回到宿舍,也会开着灯加练,看谁先眨眼。”面部形成的“肌肉记忆”,让中国女仪仗兵的仪容惊艳世界。

作为旁观者,方波理解的“肌肉记忆”是这样的:“前段时间特别热时,我看到这群20岁左右的孩子在训练场上,忍不住拍了一些视频,留给自己看。他们全身都在流汗,衣服湿透就不说了,汗水真的像河水一样,洒满了他们身下的场地,踢分列式的时候,他们是踏着自己的汗水过去的。”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一个午后,《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仪仗大队的办公大楼,边走边看手机,猛一抬头,吓了一跳。一群战士在这一层的平台上已列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一丝晃动,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唯一能听见的声音竟是记者手机触屏的“哒哒”声。当天下午完成采访后,记者又在训练场上看到了这群战士,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口号震耳欲聋,马靴与地面、手掌与礼宾枪撞击的声音清脆悦耳。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通过训练场主席台。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一静一动背后是仪仗大队严明的纪律。“为了练就过硬作风,我们严格管理部队,营区行进必须两人成行、三人成路、四人成方,行进途中必须走直线、拐直角,整体行进必须有呼号,开饭集合必须有歌声。”韩捷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仪仗大队对战士的要求不仅局限于训练,还贯穿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只有这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作风,并把这种作风带到生活中,受益终身。”

在李振的指引下,《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了仪仗大队的战士宿舍。和大多数军营一样,每个战士的床上,都叠着“豆腐块”形状的被子。“这个被子必须用尺子量,长48厘米,宽45厘米,高20厘米,误差不能超过1厘米。”李振说,战士宿舍中每一样物品的摆放都有严格规定,“比如一个凳子,你要放到距离墙多少厘米,和墙角呈多大角度,凳子面、凳子背分别朝哪里,都有规定。个人用品,比如毛巾、脸盆、胶鞋、馬靴怎么摆放,也在规定范围内。”李振说,许多新兵对这些规定不理解,“有的新兵晚上上厕所,回来上床睡觉,结果鞋子忘记摆放了,就会在宿舍区的黑板上被点名批评。”“为什么管得这么细?”记者问。“这个和‘肌肉记忆是一个道理,但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意识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从骨子里形成一种习惯,才能在执行任务时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升旗、降旗,一年365天不能间断。一件事情就算再神圣,干时间长了也难免会松懈。”袁晋爽说,这种“懈怠感”是他最大的敌人,“我们的中队长告诉我,要将每一次升降旗。都当做第一次来完成,因为你可能做过很多次了,但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可能第一次来。”袁晋爽回忆,他第一次加入到国旗护卫队是2017年5月17日,那时他还不是擎旗手,但近距离看到国旗升起时,他热泪盈眶。“那些游客第一次亲眼看到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一定和我当时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精神面貌展现给他们!”

2018年2月23日,袁晋爽第一次担负天安门广场升旗任务。从护卫队员成为一名擎旗手,他感到肩头扛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之前扛枪行进,枪的重量7斤多,但擎旗手要扛起的国旗杆,加上国旗共有30多斤重。”在平时的训练中,还要在这30多斤重的旗杆上挂8斤重的水壶,负重行进。“今年春天,有一天风特别大,天气预报是阵风九级。”袁晋爽说,擎旗手最担心的就是阵风,因为遇到持续风可以持续用力护旗,但阵风毫无征兆,说不定哪一下就会吹得旗杆晃动,“当时的大风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马上人都要被吹散了。但平时的负重练习帮了我,否则,我没有办法处置这样的情况。”

至高无上的荣耀

“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仪仗大队,是否有遗憾?”仪仗大队女兵的相貌、身高、文化水平等,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环球人物》记者问了宋杨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遗憾”,她没有犹豫,语气坚定:“穿上这身礼服,我承载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将最美的青春献给祖国,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看到同龄的女孩子晒旅行、晒衣服、晒男友,真的不羡慕?”记者追问。“说实话,也会有。但那样的生活,我以后还是可以去过,如果脱下了这身军装,就再也穿不回来了。因此,”宋杨稍稍停顿了一下,调整语气,“只要能有机会留在这里,我就会一直留下来。”

在方波眼中,这群训练场上的战士,都是孩子。“这群孩子在这里,都有一种‘痛苦的享受。”方波向记者解释着:“我曾听很多战士跟我说,这几年真的很苦很累,但当你苦过累过之后,才会觉得,这才是人生。”前不久,即将复员的战士跟方波說,能到仪仗大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如果非要找出他们和没有进过军营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环球人物》记者再次追问。“如果非要说,那就是他们更规矩、更严谨、更有约束力。”

李振、宋杨并未直接参与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的任务中,“可是,留在家里的战士心态调整得非常好”,方波也负责仪仗大队的心理疏导工作,“他们越来越明白,献身仪仗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只有参加大阅兵这一种”。李振曾参加过2015年俄罗斯红场阅兵和同年的“9·3”抗战胜利阅兵,这次虽然没有入选,但作为一名老兵,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方队中的排头兵,在被选中的仪仗队员进入阅兵村前,经验丰富的李振还向他们传授了很多经验。“我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第一是保重身体,不能生病,因为阅兵村中时间非常紧凑,一旦你有一点状况,就有可能会影响动作状态和最终编队;第二是严格要求自己,增强自信心,圆满完成这次阅兵任务。”

201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仪仗大队”前身)女兵在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上表演。

2019年9月,大阅兵升国旗方队在烈日下进行刻苦训练。(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2019年9月,本次大阅兵擎旗手袁晋爽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宋杨虽然没有在10月1日当天参加大阅兵,但9月29日的共和国勋章授勋仪式和9月30日的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她都直接参与。“授勋任务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光是盛放勋章的托盘就有两公斤重。”宋杨说,最近她一直在和战友合练,“看似简单的端托盘并不简单,我们一共有两列,第一列13个人,第二列16个人,入场有统一的步数,托盘子也有统一的高度,不能有丝毫差错。”和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战士不同,宋杨参与执行的任务,除了要求保持一名军人的精神面貌之外,还要在硬朗的同时显出柔和,做出协调的动作。

由于2015年要去参加俄罗斯国际军乐节,与国内的“9·3”阅兵时间冲突,宋杨错过了那次大阅兵。但就是在那次国际军乐节上,宋杨和战友们一同创造了历史。“当时有15个国家参演,我们仪仗女兵带来了枪操表演。”就是这段表演,惊艳了世界。让宋杨印象深刻的是,在莫斯科熟悉场地的过程中,她们列队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中国同胞追着她们边走边喊,“这是我们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人!”宋杨说,那种自豪感,是无可比拟的。虽然远在他乡,但她们依然关心着参加“9·3”阅兵的战友,“因为有时差,所以我们只能熬夜看直播,看到我们的战友走过来,眼泪一下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们知道她们从训练场走到阅兵场是多么不容易!”在那时,宋扬已经明白,“无论在何时何地、承担哪项任务,都是在献身仪仗事业,为国争光!”

让李振最难忘的,则是2017年3月仪仗大队亮相巴基斯坦阅兵式。“当时的阅兵现场,不允许驾车进入,但允许老百姓观看,而车能停放的最近位置,距离阅兵现场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李振回忆,巴基斯坦山路崎岖,路况很差,即便如此,仍有一位70多岁的中国老大爷来到现场。他扛着一个很重的旗杆,旗杆上是一面超大的五星红旗,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在异国他乡,这一家人默默地举着国旗,跟在仪仗大队后面,“领导发现后,邀请他们和仪仗大队合影,那一刻,看着老人全家脸上洋溢的幸福,我之前吃过的所有苦都是值得的!”

肩负此次庆典升旗任务的袁晋爽在去年10月就火了一把。当时在执行降旗任务的途中,他捡起了游客不慎遗落在地上的一面国旗,避免了国旗被踩踏。这一段视频曾引起热议,被网友纷纷点赞。袁晋爽给《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另一个他与国旗的故事。那是一个暴雨天,“还没从天安门的门洞出来,上金水桥之前,全身就已经湿透了”。从天安门到旗杆,一共有100多米,全程共有138步,其中有96步是正步。大雨模糊了视线,袁晋爽隐约看到,有很多群众在狂风暴雨中打着伞,自发观看降旗仪式。“越是恶劣天气,作为擎旗手的责任越大,越要向前冲,将国旗安全降下来。”袁晋爽和国旗班一步一步走向旗杆,大雨浸透了全身。他们离国旗和围观群众越来越近了。这时,袁晋爽看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观众们陆续自发收起了雨伞,同国旗护卫队战士一同淋雨,同国旗一同淋雨。当袁晋爽走到旗杆前,降下国旗,陆续有群众大声呼喊起来:“中国加油!护卫队加油!”

“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中华民族!越在风雨中,越像一家人。这种感觉真好!”袁晋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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