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困境及心理学研究进路

姜永志 侯友 白红梅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具有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持有的一种包含积极认知、积极情感、积极态度和积极行为的趋同心理倾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党和国家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新理念和新举措。本文从认同与认知双维视角梳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在分析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困境基础上，提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研究进路。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105-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已经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性[1][2]。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农村、牧区，来到城市求学、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已有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城市文化存在差异，他们面临新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所引发的心理认同危机，可能对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产生影响[3]。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友好的民族关系和促进各民族团结，发挥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心理服务职能。基于此，本文概括了双维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多维主张，揭示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的困境，并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心理培育破解路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体系建构的双维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我国新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时提出的处理民族问题和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决定了其构成成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的研究，可以归纳为认同视角和认知视角下的两种观点。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认同视角来看，强调各族成员对国家或中华民族在心理态度上的认同转变过程，这一视角主要基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立场。例如，沈桂萍在探讨其内涵时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和共享中华文化的意识，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则需要在各民族成员间建立起共享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形式，并提取出各民族成员都认同的价值体系。[4]赵红伟则强调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对国家、对族际关系、对共同社会价值取向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成分。[5]与上述观点一致，郎维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于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强调各民族成员对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6]上述观点得到部分研究者支持，如，宋全[7]、冯育林[8]等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本质就是认同问题，只是在认同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从上述研究看，研究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侧重个体对作为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及其附属的精神文化的接受程度，这一理解更多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宏观视野出发来理解的。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认知视角来看，强调个体成员对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知加工及心理生成过程。例如，青觉和赵超认为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持有的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评价等心理活动的总和，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浅层次的感觉、知觉、记忆等感性认知，也包括深层次的判断、推理、认同等理性认知。[9]严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认知和反映，既包括概念认知，也包括认同归属、理论解读与阐发。[10]孙秀玲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要增强各族人民对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认知与情感认知。[1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认知视角更侧重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微观认知加工过程，而认同视角则更侧重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认同过程。从上述研究来看，研究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侧重个体对作为意识对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加工及其加工结果的内化和外显水平，这一理解更多是从心理学学科的微观视野出发来限定这一概念。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基础问题，只有明确了其概念内涵才能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现有研究从认同和认知视角对其进行的界定和辨析，对进一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两种观点来看，无论是认同观点还是认知观点，都涉及到人的意识思维加工，只是认知侧重过程，而认同侧重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可在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整合的视角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进行界定。本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理解是：中华民族各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具有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持有的一种包含积极认知、积极情感、积极态度和积极行为的趋同心理倾向。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的多维主张

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精神层面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培育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已经成为当前民族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建构路径，概括起来可将其归纳为“路径说”与“维度说”两类。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说主张。路径说主要强调学者们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主张。例如，刘吉昌和金炳镐认为可以在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小康社会建设和国家认同等四个方面为导向的基础上，促进各族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12]趙英主张从促进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三个方面，促进各族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13]青觉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途径，对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项迫切需要研究的时代课题。[9]此外，有学者还主张培养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团结统一、完善民族政策、增强文化认同感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也有学者从历史学的视角，试图追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中那些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助推作用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各民族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的。[15]综上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说，强调如何通过具体路径和方式培育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路径往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维度说主张。杨鹍飞认为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来促进各民族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强调从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市场排斥与经济互助、文化接触与文化整合、社区互嵌与民族交融四个方面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3]赵红伟也认为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政治维度上坚持“三个认同”，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经济维度上改变发展差距，推动互惠共赢;文化维度上整合创新中华文化，打造核心价值体系;社会生活维度上破除“藩篱”，促进民族交融。[5]此外，也有学者从历史与命运、政治与法律、经济与利益和精神与文化四个维度，讨论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国家政治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和精神文化共同体。[4]综上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维度说，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视野，它更具有一定的宏观导向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与路径说主张具有重叠性，但维度说比路径说更具概括性、宏观性和指导性。

此外，国外民族关系研究中开展了大量族群认同、族群意识、族群身份、群际态度、群际信任、民族文化适应等研究，[16]虽然这些研究未以民族共同体为题，但大多围绕民族认同展开。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者主要探讨族群关系理论及其实践应用问题，族群认同理论、群际接触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在我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17]如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间持有的消极态度和认知是群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同时这种消极态度和认知也直接加剧了彼此间的消极刻板印象，那么通过群际接触能够促进各民族成员间的沟通和了解，减少群际之间存在的消极态度认知，以此来促进民族关系的积极发展。[18]上述经典理论对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均具有积极借鉴和参考价值，如近年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倡导的互嵌式社区构建，就是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等提出来的适合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型实践性理论。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困境

意识本身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的认知加工过程应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逻辑起点，其研究的逻辑终点是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及外显的行为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体系、培育路径，以及相关的实证调查研究，最终都将服务于研究的逻辑终点，即塑造人的具有能动性的意识和改变人的行为。虽然以往相关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方式方法，但从上述论述所及和尚未谈及到的文献阐述，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主客体混淆不清问题、研究对象与方法单一问题、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失衡问题和理论解释框架借鉴与创新问题，上述问题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中的困境亟需破解。

一是研究主客体混淆不清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核心关键词的理解来看，它应属于意识范畴，既然属于意识范畴就应有意识的主体，即谁是意识本体。从描述性的理解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显然表达的应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意识问题。从文献来看，仅有少数文献明确提出了以人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如张志强发表的《西部民族地区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研究》[19];同时也有部分研究明确了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左岫仙等发表的《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20]。由此可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首先应明确主体，避免主客不分甚至主客混淆，除理论探讨外，相关研究更应侧重对作为意识主体的特定人群的意识形态的研究。

二是研究对象与方法单一问题。从宏观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即是研究对象;从微观来讲，某类人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为研究对象。但是，现有研究更倾向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的理论探讨，且缺乏理论体系的统一性。此外，现有实证研究所关注和选择的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如基于大学生群体[21]和民族地区青年群体[22]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等。而现有实证研究较少关注其它不同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问题，如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农村牧区城市流动人口、跨境民族民众、特殊民族等那些更易于产生认同危机的群体，这类群体更应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除在研究对象上相对单一外，现有研究方法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基于调查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这导致对该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宏观理论分析层面。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不但要进行理论研究，更需要基于多学科综合方法的实证研究，如访谈法、调查法和实验法等均可用于对该问题的多方位研究。

三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失衡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是新出现的概念，只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使它成为解决民族问题和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途径。从文献数量来看，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方面，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培育与建构路径等[8][9]，这类文献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重视有关，结合国家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读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但较少有研究结合调查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研究大多是自上而下从不同路径或维度进行宏观的解读，这种研究倾向的失衡可能导致决策机构政策制定的片面化，“纸上谈兵”难以从实际问题出发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也要结合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特点开展基于多种方法的综合实证研究。

四是理论解释框架借鉴与创新问题。现有相关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如研究者提出的路径说与维度说均站在不同学科立场，在宏观视野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进行解说。同时，现有研究在论及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时也多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族群认同和文化整合理论，而较少有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特点的原创解释框架，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释框架。如青觉与赵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该理论假说认为，内外部环境施加的要求和压力输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传输到人脑（通过人脑的机能进行转换、加工和创造）→输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馈到内外部环境（通过实践发挥意识的能动性），形成一个以反馈为回路的系统循环[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新观点新观念，应基于国情构建原创性理论解释框架。

从文化维度出发，加强民族间文化接触与文化互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7]114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变迁等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仍存在一定的民族分界意识和文化隔膜，更由于族际间互动贫乏以及长期的族际间认知偏差，使各民族间对彼此存在较大消极刻板印象，并形成民族间的隔膜与矛盾，这也加剧了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因此，破除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一是要加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原则，使“贯通心灵深处的好感”真正建立在民间，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共识[13]。二是要积极构筑民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人民增强“五个认同”，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三是要促进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作为主流文化倡导的价值体系，它能破解民族间的封闭、保守、狭隘和排他的民族社会心理，防止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恶性膨胀及其产生的民族冲突，促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国家和谐稳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的社会心理问题，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受到宏观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恰能寻找到这样一个整合微观与宏观视角的平衡点，同时也能为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研究问题找到解决之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建构。同时，这一方面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则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流、融合和共生发展，实现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 不断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N].中国民族报，2017-09-02.

[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N].人民日报，2014-09-30.

[3] 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4]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5] 赵红伟.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1）.

[6] 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7] 宋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国民族，2018（1）.

[8] 冯育林.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考察及其建设析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9]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10]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

[11] 孙秀玲.正确认识“多元一体”是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6（10）.

[12] 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1）.

[13] 赵英.新时代青海藏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刍议[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14] 李秀敏，刘春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培育[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15] 王文光，徐媛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J].思想战线，2018（2）.

[16] 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J].民族研究，2017（4）.

[17] Aberson C L，Shoemaker C，Tomolillo C. Implicit bias and contact： the role of interethnic friendships[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4（3）.

[18] Vedder P，Wenink E，Van Geel M.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rejudice between Dutch majority and Muslim minority youth in the Netherlands[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2017（4）.

[19] 张志强.西部民族地区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7（4）.

[20] 左岫仙，巴拉吉，熊坤新.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3）.

[21] 商爱玲.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1）.

[22] 张涛，瞿秋美.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路径探析——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8（1）.

[23]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4] 崔中良，王慧莉.挑战与应对：直接社会感知与心智理论的争辩[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9）.

[25] 姜永志，白红梅，李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及实现路径——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7）.

[26] Mullen B，Brown R，Smith C.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salience，relevance，and status： An integr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0（2）.

[27]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