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

文 李婷婷 文 尹夕远

20年过去，当年的女足姑娘们已近中年，命运迥异，但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那个时刻带给她们的痕迹

2019年6月26日凌晨，中国女足在第八届女足世界杯的1/8决赛上，0：2败给意大利，止步16强。这是中国女足七次参加世界杯唯一一次没有进入八强。

关于失败的解读有无数种。而在竞技体育里，一场比赛的失利从不代表永恒的失败，胜利同样如此——20年前，中国女足就获得过199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的好成绩。

对当年那20位尝过巅峰滋味的99女足们而言，一时的胜利让她们此后的人生不得不笼罩在光环之下，正如99女足队长、如今的中国足协女足青训部部长兼青训总监孙雯所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像紧箍咒一样的，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回看过去的20年，无论是中国女足，还是那20位命运各异的99女足们，这都是一个关于自由和束缚的故事。

离世

2018年7月，张欧影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医院做完第五次化疗，肿瘤缩小了一些，原先躺着也疼的腰没那么疼了，终于可以稍微走动，她决定开车出门。

车子驶向足球场。确诊肺癌晚期后，她再也没来过这里。坐在车上，她给陪同的母亲李丽菊指了指几块相连足球场的其中一块，“妈，你看，这就是我训练的地方。”李丽菊哭了，张欧影没哭，只是看着远处。

以前每到周末，张欧影都会在这个球场上给一群孩子上一个小时的趣味足球课，十多年来教出了几百位小运动员。他们都叫她“Coach O”。少有人知道，她曾作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站上过199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的领奖台。

那是中国足球梦幻般的记忆。1999年7月，在洛杉矶玫瑰碗体育场90185名观众的注目下，身穿7号红色球衣的张欧影，和孙雯、刘英、高红、范运杰、浦玮、白洁、高宏霞、满艳玲等20位姑娘代表中国女足，与美国女足角逐第三届女足世界杯的冠亚军。以一粒点球之差，中国女足屈居亚军。这是中国足球在世界杯上至今获得过的最好成绩。

那也是个特殊的1999年——因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而紧张的中美时局、中国男足几次大赛失利，中国女足获得了超出体育范畴的极大瞩目，被视为传奇的“铿锵玫瑰”。20年过去，这20位姑娘命运各异，但每个人身上依然能看到那个时刻带给她们的痕迹。

张欧影是她们之中第一个离开的。

队长孙雯见过生病后的张欧影，那时她刚刚确诊，还是一副“哈哈哈、嘎嘎嘎”大笑的爽朗模样。“她一直是那种活力，那种杠杠的、完全不知疲倦的状态。”孙雯说，“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生命会终结，不相信，她完全不相信，她觉得她完全可以战胜。”

在那之前，孙雯本以为两个人在足球上还会再次连接。2018年3月，张欧影从美国圣地亚哥回国探亲，当时孙雯上任中国足协女足青训部部长兼青训总监的职位刚两个月。孙雯邀请她去青训论坛，她见到了好几个老队友。那是一次难得的会面，“非常近地大家在一起。”

孙雯私下告诉张欧影，足协在筹备海外青训中心，“正好你在圣地亚哥那边当教练，我们可以很好地把这个结合起来做一些事情。”

对张欧影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她和丈夫艾迪2006年在美国注册结婚，随后在圣地亚哥安家，还有了两个孩子。为了便于照顾孩子，张欧影在当地的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做女足教练。但张欧影曾多次向身边人表达过，她更想回国执教。

事实上，在孙雯发出这样的“邀请”前，张欧影和丈夫艾迪已经开始商量回国的事，艾迪说：“我们非常努力地让我们的时间在圣地亚哥和中国之间对半分……我们正接近实现这个目标。”

命运在青训论坛结束的第九天发生了转向。因为胸部剧痛，张欧影被送进医院，那是一种叫横纹肌表型大细胞癌的罕见癌症，扩散速度极快，治疗过程极复杂。

张欧影的追悼会在一个冬日举行，2018年12月5日，整个圣地亚哥阴雨绵绵。躺在棕色棺木、被红色玫瑰簇拥的张欧影穿着她的7号红色球衣——生前，她多次告诉过母亲李丽菊，自己最爱穿的衣服是中国女足国家队队服。

范运杰作为张欧影唯一到场的老队友出席了追悼会。4天前，她买好了去圣地亚哥的机票，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就收到了张欧影去世的消息。追悼会上，范运杰几乎每讲一句话就啜泣一声，“我也是代表中国女足所有队员来跟欧影道个别，我希望天堂有足球可以陪伴她。”

参与过1999年世界杯现场报道的央视主持人张斌感慨道：“原本以为张欧影去世的消息可以来得再迟一些，最好不来，但猝不及防之间，还是来了。”就在张欧影离世前几日，他在准备女足世界杯节目时还在和同事说，99女足一代“已近中年，命运各异”。

这其中，张欧影的离世带给女足队员的感受又是最为复杂的。“从来没有像她的离去给我的刺激这么大。只要你静下心来，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会跳到你的脑海里，一直不断地出现，特别是前面几个月感受特别强烈。”时隔半年，孙雯在一个昏暗的酒店饭厅里回忆起张欧影就控制不住情绪，声音变得哽咽，“就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就在世界上消失了。”

愿望

张欧影是带着遗憾离世的。她并非只是想回国执教，她有更大的梦想。

2016年，她41岁，穿着宽宽大大的印花蓝色T恤，长发盘在后脑勺，发尾随意地支棱在头顶，坐在生活了10年、四季如夏的圣地亚哥的草坪上，接受了当地一家华人社区组织的采访。

这一年，郎平执教的中国女排拿到了里约奥运会的金牌，让中国女排时隔12年重回世界冠军之列。也是里约奥运会，中国女足止步八强。记者问张欧影，郎平带队伍夺冠对她有什么启发。

张欧影兴奋地挑着眉，瞪大眼睛，笑着露出一口白牙，“我的愿望就是说我也很想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国执教国字队，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像郎平一样，能够带领中国队，足球能够拿一个世界冠军，我觉得那比排球更有力度一些。”

这位中国女足当年的第一替补，勤勉踏实，入了这一行，终极的梦想就是足球夺冠。20年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和张欧影不同，被寄托了无数希望的第一主力孙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郎平那样的人。这位曾经站在中国女足顶端的足球明星拥有太多荣誉：1999年世界杯金靴奖、金球奖的获得者，国际足联授予的“足球小姐”——看起来没有比她更可能成为郎平的人。

但2003年退役后，孙雯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成为一名体育记者。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广告学，更久之前还在中文系上过一个月的课。她甚至还想过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或者一个“流浪修行”的人。孙雯觉得过去运动员的经历让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堡里，“城堡里长大的孩子，是比较单一、单纯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了解的”，而她想“离开城堡，拥抱世界”。回忆起这段时期，孙雯对自己的总结是，“我真的是天马行空，特别契合复旦的精神，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张欧影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长期高压训练、周遭环境改变让她感受不到足球纯粹的乐趣了，“你跟队员的配合，那种酣畅淋漓、行云流水般、无缝对接的这种东西特别让你愉悦，这种感受慢慢地在减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很没意思了。”

孙雯说：“（退役时）想的是就远离足球了吧，就是有个厌烦期，有的人不是说看到足球都想吐嘛，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就不想再跟足球有关系了。”

和孙雯不同，张欧影从来没有“可算是不用再踢球了”的想法。她还是离不开足球。

尽管是作为第一替补参加1999年女足世界杯，但在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7∶0击败加纳队的小组赛中，张欧影替补登场后5分钟内就打进两球，这是她职业生涯里最经典的画面。

她和同在圣地亚哥的朋友王玮聊起，国家队集训，半年全封闭强化训练，春节都不让回家，只是在年三十全队放假一天，一起包饺子庆祝新年。王玮问她，让谈恋爱吗？她说明令禁止，进了国家队，就是把生命交给了国家，有一个队友跟训练营里一个男生偷偷约会，被发现，那个男生当即被调走，拆散了一对情侣。

她当时边说边苦笑：“你看着我们光鲜，其实什么也没有，运动年龄那么短，一退役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王玮替她不平，她回答说：“我是真爱足球，发自内心的，否则那份苦，一般人可受不了。”

因为这份热爱，即便是到了圣地亚哥，张欧影仍然选择执教于当地一家业余俱乐部。俱乐部里有53位教练，只有张欧影一位女性。来训练的都是各个年龄段的小孩，一位教练一般只带两个队，她比别人更忙，要带三个队，每个队18人，每个星期要训练3到4次。

为此，张欧影常常要在早上5点出门，直到晚上8点才回到家。要是遇上三支球队都得备战锦标赛，可能就要忙到晚上11点。周末也没有歇息，她还办了足球学校，来训练的都是4-6岁的华人小孩。张欧影的丈夫艾迪形容她，总想着“work、work、work”，“That was her。”

接纳和远离

想成为足球界的郎平，这对张欧影来说是困难的。

她首先需要考教练证，从D级到A级，整个过程漫长而磨人。得病前，她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准备从C级考到B级。自学的话，时间会花得更多，她原本也打算回国参加培训班——那是大部分人在国内考教练证的路径，但她在美国，回去的机会并不多，每次一准备报名，名额就已经满了。

张欧影曾遇到过一些不错的执教机会。2013年3月，张欧影的老队友、在国少队当主教练的高红给张欧影发了一封邮件，邀请她来做助理教练。在回复的邮件里，张欧影放弃了这个机会，“我内心真的是想回去学习，并且能真正地去做足球事业，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是，家庭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孩子还是吃不消的。”那时，张欧影的儿子不到两岁。

邮件的最后，张欧影补充道：“就算这次机会我不能回去，恳请你在将来能够让我无论以什么身份，有机会到队里去设身处地学习和感受一下职业的执教。”

两年后，高红再一次邀请张欧影加入国少队教练组。这回，她直接打了个语音电话过去，电话里，张欧影很遗憾地告诉高红，她的小女儿刚出生，还不到一岁，“孩子很小，我还不能离开”。

渴望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孙雯没有这些家庭的烦恼，她如今单身，没有孩子。但作为“铿锵玫瑰”里最被关注的那个人，她的婚恋状况总是被额外操心。一位和孙雯关系不错的报社领导曾给她登过一则征婚启事，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封求爱信涌来，最终有20多位男士获得了和孙雯相亲的机会。出于“帮媒体朋友一个忙”，孙雯还是出席了这场尴尬的相亲大会。

但孙雯始终无法远离足球。2011年，恩师、上海女足总教练马良行一个电话就喊她去当了上海女足主教练——当时前任主教练有索贿嫌疑，孙雯不得不去救火。

过去这些年，中国女足的成绩每况愈下，从2001年开始，她们已经无法在亚洲称霸。2010年的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只取得了第四名，直接导致无法参加2011年的女足世界杯。那是中国女足首次无缘世界杯。

在成为上海女足主教练之前，孙雯就总是因为“继续为足球做贡献”的理由被拉回足球领域。她在足协、体育局尝试了不少职务，但都做不长久，“都是觉得不合适，或者不喜欢的，或厌倦了，就走，我也不需要做领导。”她甚至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辞职的东西，“我就是让领导知道，我不爱做领导。”

但她还是回来了，孙雯解释道：“你叫我去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不可能说我不去，我性格上没有这种，那么强硬的这种气质。”

成为教练后，她一边执教一边学习，慢慢发现，其实当一个青训教练比当一个成年队教练更有意思，“年轻球员是一张白纸，你怎么去塑造，像设计师一样，能够有很多带有创造性、自由的东西。”比起成年队伍需要处理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她觉得青训更符合她的脾性，“我其实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

在参加A级教练课程班时，孙雯填过一份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的职业生涯的规划是什么？大部分人都写的国家队教练，这几乎是标准答案，而孙雯写：“做青训、青少年校园足球。”这是她能在足球这个领域里所寻找到的相对“自由”。

错失

对中国女足而言，1999年世界杯就意味着巅峰。但在竞技体育里，冠军和亚军是截然不同的。孙雯后来在她的专栏上写道：“1999年那场决赛，完全改变了美国女足，甚至是整个美国的女子体育。对中国而言，当时还是火了一阵，但这种热度持续了一两年，可能也就消失了。”

那场最受瞩目的决赛上，中美对战，两支队伍拼抢了120分钟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中美两队各5个点球。中国队的第三个点球被美国守门员扑中了——正是因为这粒没有进的点球，中国队输给了美国队，成为亚军。

刘英是那个射失点球的人。

5月的一个晚上，已经是国少队助理教练的刘英出现在香河国家集训基地足球场的替补席上，她面前是被夜幕包裹的巨大场地，空无一人。她留着一头烫过的短卷发，和1999年时的样子相比，现在变得更加有劲。采访中，她会经常冒出一些特别干脆的词——不羡慕、不适合、兴趣不在此、很坚定、很踏实。在描述1999年女足世界杯那场点球大战时，她也是用这样斩钉截铁的语气：“那肯定是足球生涯的一个败笔，重大事故。”

“亚军就是最大的失败者，你已经快走到头了，但是你从最高处往下摔，谁也记不住亚军。”直到今天，再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刘英还是难掩失意。作为国少队的领队，孙雯常常和刘英一块带队工作，从队友到同事，相识20多年，她熟悉刘英的脾性。“她憋着一口气，她的心里这个坎永远过不掉，所以她老想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的机会后来真的出现了。2003年世界杯前，主教练马良行告诉队伍，如果有点球，就让刘英来罚，大家一致鼓掌，说刘英一定可以。但刘英不想踢，她不想证明什么，1999年的比赛对当时的她来说已经算过去了。她没法抗拒队里的决定，比赛前的点球练习，她连续踢了5脚，每一个都打不进去。“他们老替我说，让我证明自己，这是他们强加给我的。”

孙雯

那届世界杯小组赛对阵俄罗斯，孙雯制造了一个点球，她放弃了自己主罚创造进球纪录的机会，让刘英来罚。刘英提脚射门——正如她最害怕的那样，球没进。“我想哪有那么巧，结果真的有一个点球，妈呀，真的是，哎呀，哎呀。”即便最后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队以1∶0击败了俄罗斯队，刘英一下场，就哭着把脸埋进1999年世界杯时的主教练马元安怀里。她成了那个两次万众瞩目、射失点球的人。

那一瞬间，刘英意识到自己再也踢不了点球了。“就是绝缘了，死穴了。”她突然发现，“1999年那个点球带给我的创伤真的有点大，之前我从心里面是拒绝承认这个东西的……但是怎么讲，释怀了以后就知道，这个东西会跟你一辈子，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它都会在跟着你。”

同样一场点球大战至今也困扰着守门员高红。作为扑点球的人，美国队的点球她一个也没扑中。

时隔20年，当过5年国少队主教练的高红依然感到自责：“我觉得没有拿到冠军跟我有很大的关系，使得我拖累了整个球队，错失了这样一个登上那次世界杯最高领奖台的可能，因为很难再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我们知道的。这种追究感它伴随了我很久很久。”

那场决赛上，刘英没罚进点球后，她有一瞬间安慰自己，守门员高红一定可以扑中对方至少一个点球。高红当时也很自信，点球大战前，她在场下对主教练马元安说：“马导，放心，你就是世界冠军教练了。”

高红原本有一个机会，能够在那个巨大的场面之下，表现出她的能力，弥补队员的失误。但真正站到了场上，她发现整个人都茫然了。她通常会从对手身上找到线索，再决定扑球战术，但那一天，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她都找不到任何线索。等到第五个点球之后，高红才觉得自己找到了状态，而比赛已经结束。

机会的丧失让她非常懊恼。“我为什么失去了以前扑点球的这种状态呢？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来呢？”这让高红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提到那场比赛，更不愿回头去看那场比赛。

和刘英不同，作为守门员，高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逃开扑点球。命运的奇妙是，2000年奥运会的女足比赛上，中国队和美国队又遇到了，而且又有一个点球。这是高红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大赛。这回，高红扑中了。但1999年那场决赛的成败还纠缠着她，20年过去了，高红告诉记者：“那多少安慰了我的一些遗憾。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一些人可以讲，她可以扑住点球，但是她1999年放弃了。”

阴影

出现两次“重大事故”的刘英，是除了张欧影以外、在国内唯一一个自退役就开始做教练的人。她没有遇到像孙雯刚退役时对足球的厌倦，早在退役前，她就打定主意要做一个教练。

“我极爱教练。当了教练以后，觉得踢球特别没意思，觉得我以前踢球就是为了当教练。”刘英不想再做一个“教练说干吗就要干吗”的运动员，她想变成“统领者”，“你想怎么踢，你想怎么指挥，你想怎么排兵布阵。”

她会想起2003年世界杯被逼着一定要去踢点球的自己，“我明白队员跟教练都是好意，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真真正正地去理解我，或者是没有真真正正地去听从我内心的一些想法，给我架到那儿了，所以这不赖我，这赖他们。”

因为这样的经历，在做北京女足的主教练时，她把尊重队员放在第一位。她会设身处地为队员着想，筹谋她们退役后的出路，“我是运动员出身，我知道运动员终极的是想要什么，不踢球以后的后路，这是女足运动员最现实的一个问题，不是我想踢到国家队，而是不踢球以后能干吗。”

刘英会让姑娘们先把C级、B级教练员证书考下来，接着考驾照、学英语，该上学上学，该考试考试，都不能耽误，对于这些，她都愿意给足时间，有时占用了训练时间，“我也绿灯了。”

队员们常听到她的劝告：一定要学好英语，哪怕未来做一个最会踢球的翻译。她把后来很多没有做到的事都归结于英语不好。“我们的足球理念不行”，因为英语不好，“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她没有“做更高的工作”，“吸收更好的知识”，因为英语不好——她是当年11名主力里唯一一位没有去美国大联盟打比赛的。“现在国际化全是英语，现在哪怕是让我减两年寿命，给我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也干……什么要钱、要房子、要大豪车，我都不要，我就会英语就行。”

她很满意现在给国少队的西班牙主教练做助理教练，他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比如代代课、看看队员、鼓励一下训练氛围、帮忙剪片子，“正好也学习他的一些理念，欧洲球队的那种理念就是不一样。”

今年，高红也决定去做个助理教练试试。她接受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足主教练马克的邀请，这支大学球队去年拿到了NCAA总决赛冠军。“当主教练时间比较长了，我想去感受一下助理教练这个角色。”

刘英进国少队的前一年，高红结束了5年国少队主教练的工作。“非常的累，应该是我整个人都给耗尽了。”2018年，她决定给自己放一年假。这一年，她在法国待了一个月，在一个小镇上，沿着海岸骑自行车，沿线还有森林、村庄、教堂，骑累了，停车，在悬崖边上躺上一会儿。

过去5年里，高红换了十几任助理教练，整个教练组的工作变得很难稳定进行。高红把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她太追求极致，总是把教练组成员逼得太紧。“太过于professional而忽略了people。”

有一次大年初五就要集训，按照惯例，她需要提前几天和教练组开视频会议讨论集训内容，把时间定在了大年三十。“我妈就说，你三十都不让大家稍微轻松，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个时间点到了呀，这几天他们都要考虑如何去做准备啊……我有时候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能做到更好，却不去付出呢？”

“（我总是把）球队搞得压力很大，我觉得跟我那一刻的遗憾有关系。”1999年世界杯决赛前，高红觉得自己本来有一星期的时间备战，但她太自信了，觉得自己经验、状态都达到了巅峰，就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当时球场有那么多的人，我们又是客场，人家主场，我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困难，像我作为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在这个方面是我巨大遗憾。”

上：刘英

下：高红

分水岭

那场左右了99女足命运的世界杯决赛上，还有一个令人惋惜的头球。在加时赛上，中国队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作为后卫的范运杰及时插上，头球撞进了球门，却被美国后卫顶了出来。裁判判定此球无效。如果这个球进了，中国队可能就此获胜，也不会有后来的点球大战。

范运杰后来在接受腾讯采访时说：“现在来看，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有没有遗憾？有！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现实。没进就是没进，即使进了，裁判判没进那也是没进。所以说我能坦然地接受，也能用很平静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如今范运杰是国青队助理教练。2月在清远恒大足球训练基地见到她时，她会在训练前第一个到达球场，三个助理教练并没有明确分工，但范运杰一到场地就开始摆定点的标志物。她有一种追求极致的劲儿，“哪怕这个女足需要我就在旁边给她们捡球，我觉得捡球都是一种责任，我全力以赴做到我能做的事情。”

责任总是拉扯着范运杰。2003年女足世界杯结束后，她就想退役了，“不踢了，太累了。”第二年雅典奥运会，河南足协的领导找她谈话，“咱河南就你这一个，国家需要你。”她很听话，又回去了，“那会儿年轻，觉得自己特伟大似的。”她回忆起1999年世界杯决赛前，领队拉着她们一起在休息室里边拉着国旗边唱国歌，“唱的我们眼泪哗哗的。就是那种对国家的那种热爱啊，一唱，激动的呀，当时就想，我出去跟美国拼了，就这种感觉，真的是热血沸腾。”

但现实是残酷的。雅典奥运会上，范运杰是当时女足的队长，孙雯则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了比赛现场。第一场比赛对阵德国，最终比分0∶8，范运杰在场上觉得“特别特别无奈”，她甚至感到了一种耻辱，“中国女足我在的时候，没有被打成那样的嘛。”孙雯在场边着急，“急得想自己上场”，那场比赛在她看来实力相差很小，而当时的主教练张海涛放了一个从没有参加过大赛的年轻球员，“简直就是大漏勺啊，不是水平不行，是已经慌得都不知道怎么打。”

“2003年、2004年对中国女足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就好像是个分水岭一样，从此一蹶不振。像美国它也有低的时候，但基本上低的点也不会太低，会不断地起伏，我们就是咵嗒一下。”孙雯聊起这两年时，用手做了一个快速往下切的动作。“好多因素吧，时代也不一样。男女足尽管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相似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它也是一样的。”

在这样一个分水岭，99女足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一期间退役了。雅典奥运会后，范运杰也退役了，河南足协领导告诉她，回家好好休息，什么时候缓过劲儿了再找她谈工作。她在家歇了两个月，劲没缓过来，还让她更迷茫了，“以后我干什么呀，不踢球了竟然，没东西了，就是很慌。”她很快接受了一份在河南球队管理中心的行政工作。一两年后，她在人代会碰上一位很喜欢足球的省长，对方问她，怎么没想着去上学啊，于是紧接着，她就去北京体育大学读了三年体育管理。

范运杰说，多亏了在美国大联盟踢球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的教练员讲师推荐她去亚洲足联工作，“会踢球又会说英语的人不多，我就有这个优势嘛。”以相同的优势，她还被推荐成为一名教练员讲师，被推荐参加国际足联的“全球十位最有潜力女性教练”培训项目。她把这些经历归结于“英语”，“英语给了我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机遇，真的。”但实际上，在很多人的评价里，她是一个有所准备、能抓得住机会的人。

张欧影去世后，她的母亲李丽菊谈起女儿的队友范运杰时，不隐藏对她的艳羡。她常暗自对比张欧影同范运杰境遇的不同：1999年女足世界杯结束后，因为拿到史上最好成绩，队员们都得到了国家的奖励，大概十来万。到了地方，还有额外的奖励。河南省又给了范运杰十来万，双汇集团也给了十万。但河北省，只奖励了张欧影三万元，“差远了。”

张欧影的家境并不富裕，世界杯女足亚军的身份带给她的改变不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父母同住在张家口的筒子楼里，因为没有洗澡间，每次训练结束后，满身大汗的她需要跑到公共澡堂里洗完澡再回家。

为了女儿能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环境，2003年，张欧影的父母带着她的一块亚运会金牌和一块世界杯银牌去见市长，市长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张欧影，但仔细端详了金牌和银牌，“这是荣誉啊，咱们张家口的骄傲。”这对父母报上了要求，“我们挺想买房，买不起，能不能便宜点？”他们获得了优待，一套价格为35万的房子，最后优惠了5万。

离开和回来

2003年分水岭之后，中国女足开始走下坡路，张欧影是99女足里少有的、还一直坚持想回国家队踢球的一个。她当然也想过退役。2005年东亚四强赛，她作为国家队队长，中国女足没进过一个球。那两年，国家队一共换了4任主教练，张欧影进入职业生涯的“暮年”，但她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一个意思：只要国家需要，就踢。

范运杰

第二年她在美国结了婚，也没有放弃踢球。为了备战2007年世界杯，丈夫艾迪每天陪她去健身房，还让她去当地4支业余足球队踢球来维持训练，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服主教练能让她再打一次世界杯。

终于等到好时机——2007年初，中国女足在阿尔加夫杯上拿到了第10名的成绩，这一年，主教练换了3位。张欧影主动找到当时的女足领队毛遂自荐，最后通过了考核。那一年她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支队伍中肯定有我一席之地……我喜欢踢球，更希望能够代表国家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相信我有这个实力。”但最终，中国女足在1/4决赛中不敌挪威，无缘八强。比赛结束，张欧影流着眼泪走出了赛场。

第二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张欧影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时任女足教练的伊丽莎白向足协上交了一份28人的征召名单，其中包括张欧影。接到主教练的通知，远在美国的张欧影立刻提着行李辗转18000公里来到秦皇岛训练基地，但刚进门便得知，足协最后确定的名单只有27人——她并不在其中。

在接受腾讯采访时，张欧影回顾起那一天的经历：她从足校走出来的时候，海风出奇地大。冬日的秦皇岛原本就很阴冷。“风大得根本站都站不稳，我的眼泪就在脸上被海风刮掉。”这意味着她国家队女足身份的最后终结。

而对参加1999年世界杯时只有19岁的浦玮来说，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同样是个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她宣布退役。过去4年里，中国女足换了6任主教练，浦玮说：“整个环境让我打退堂鼓，换了这么多教练，我觉得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太不负责任了。”

浦玮更怀念99女足像金子一样闪亮的日子。她记得，那时范运杰和另一个队员王丽平关系最好，她们俩一个踢边后卫，一个踢中卫，最容易为了一个球争执。“她们俩在那儿老争，争争争得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就劝她们，没事，过去就过去了，不记。”

老队友还在时，她觉得压力都在她们身上，自己更像一个参与者。等后来大家都陆续退役了，她成了女足国家队的队长。“我觉得我是一个领袖，我要去有这样一个担当。但后面我觉得我扛不住，我这承受力已经达不到了。”

孙雯理解这样的想法，“这个东西（指1999年的高光时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像紧箍咒一样的，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漫长的国家队生涯里，浦玮一直处在这样一个逃离又回来的状态之中。2008年退役后，她歇了两年，在美国、中国两边生活。那会儿美国流行美甲，她就从美国搬了设备到上海，开了两家美甲店。

2013年，她又重回国家队。这一次，她觉得自己变得轻松多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我真正展现自我的时候了。”复出后，那两家美甲店被关闭。

这一年年底，浦玮和国家队队员去澳大利亚参加访问赛，当时主教练有事没去，让助理教练带队。“我看到队员那种比赛的状态，包括训练的状态、生活的状态，让我很失望。你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不应该主教练不在，你就完全另外一个样，我不是为了谁而练，最终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的。”回国之后，浦玮觉得没必要留在这样一个队伍中，之后的集训再也没有参加。

99女足里，浦玮成了最后一个退役的人。那是2014年2月15日，34岁的她在退役仪式上接过一件国家女足队服，上面标着她漫长的17年国家队生涯里的出场次数，219。

做梦

和孙雯、张欧影不同，99女足里，还有一部分人的命运从此和足球再无关联，比如白洁、满艳玲、高宏霞。

白洁是最特殊的一个。过去12年里，她在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先后做过巡警、信访民警、刑警，现在调到机关当管理层，在办公室里朝九晚六。她说，现在已经很少看球，离足球很远了。

她留着刺刺的短发，穿着帽衫夹克，晚饭时间到了，她提议一块去吃烧烤。饭桌上，冰啤酒下肚，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足球，技战术，各种阵型，比起警察的身份，她看起来更像一个颇有想法的足球教练。

她的履历是惊人的——2003年亚洲足球小姐、2004年-2005年北京八一女足队主教练。在99女足里，她的成就仅次于孙雯。甚至在当了警察之后，还有过球迷到警局门口等她。

白洁并不愿再提起当主教练的事。当年她的辞职报告写道：“本人能力有限，执教困难重重，故申请辞职！”那时《新闻午报》采访了已经辞职的白洁，“在这支队伍里我真是没法继续正常地带队了，这个队的环境是我早先没有想到的……个别运动员抽烟、喝酒、夜不归宿，甚至还酗酒，而且是在比赛前夜，这些恶习我一直是非常痛恨的。”白洁也受到了反击，一篇媒体报道的标题是，“女足教头怒揭黑幕，知情人透露问题出在白洁身上”。

时隔14年，白洁依然很愤懑，她至少强调了7遍“问心无愧”。“我没有害过一个人，我就想成绩突出，我就想好好地在我这儿多培养几个国家队队员。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在这个利益方面这些东西，你拦了他的很多利益，就时不时地要去铲除你。”

她选择当警察，是这份工作代表的一种正义感。“你吐了真话就不行。我是极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谁都想成为郎平那样，但是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郎平是有合同的，签的‘任何人不许干涉我’，就是我说了算，不管多大（官），你都要听我的，所以她才有了今天。”

和白洁相似，在先农坛体育场物业科工作的满艳玲也远离了足球。她是1999年世界杯的替补后卫。2004年退役时，她想留在北京队当教练，领导告诉她，她不适合做教练，就把她分配到了其他部门。第二年，她去考了教练员C级证书，那时最低就是C级（现在最低级是D级），“后来这个证不管用了，要再学一次，我一想，可能以后也不从事这个，就没有学。”

现在满艳玲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一栋小楼里办公。采访是在1月份，气温低于零度，她穿着短袖，开着窗一根根抽着烟。刚退役时，她被分配到先农坛网球馆工作，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致维护的场馆，她和同事要三班倒看护。

转到了物业科之后，她也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但琐事实在是太多了，她既管房屋——房费、供暖费这些费用都是她来收，也管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系统要升级，满艳玲需要手动对电脑里1600多条信息进行查漏补缺，每一条都需要仔细看缺了哪一项，还包括给若干个临时工算加班费、给各个办公室提供暖水壶……

有记者来采访拍照，见到她从事的工作后说：“在这块照相，我就不愿意给你照，你应该工作在运动场上，那种相片出来会更有意义一些，你应该把你这个余热发挥到足球场。”

满艳玲并非没有想过再回到足球场。99女足世界杯10周年时，十几个老女足在浙江聚会，来参加的还有几位足协领导，南勇、张建强都在。在那张大长桌上，其中一位领导激动地许下诺言，“所有的，只要足球界的所有的事情，都答应我们这20个人，对我们一切都开绿灯。要学教练，不得报班学习嘛，以后你们就可以特批，不用学，直接上岗拿证。”

满艳玲听得很心动，那会儿她已经在网球馆工作了5年，打算等口头承诺落实了就去申请教练证。第二年，足坛打黑，这位许诺的领导进监狱了。

在上海大宁路街道执法中队当副中队长的高宏霞也是99年那支队伍里的一员替补。她的境遇很特别，因为这份共享的荣誉，她从踢球时就长在额头的一颗乒乓球大小的瘤子终于摘除了，美容院以“为女足做贡献”的理由给她免费动了手术，还顺便给她填了泪沟。

高宏霞退役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到大学当体育老师。但她还是选了离家更近的城管局，因为考虑到照顾孩子更方便。她形容城管是一份如履薄冰、压力很大的工作。她调过好几个部门，有时“要干整条街道的活儿”，有时尽心尽力办事了，还会收到各种投诉。

她在这份工作里收获的成就感更多来自一些分外的事，比如为一个丢了工龄的人寻找丢失的档案，她像警察一样把所有蛛丝马迹都找到，联系起来，破案。她还真想过当警察，可惜没人给她牵线。

她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曾经还是个运动员。刚退役时，她经常会做梦，梦到又去哪儿打比赛了，上午训练，下午赶飞机，梦里的节奏很快。“有时会想起来，哦，原来我还是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有时候真的不敢想象，就觉得我原来是踢球的吗？”

青春

5月的一天，下午4点，阳光还很刺眼，在长沙一家体校里，孙雯坐在足球场边盯着正在训练的中国女足U-13队伍。她发现场上有个女孩踢球很有节奏，突然变得很激动，直接冲到球场上询问助理教练。早上她进教室看女孩们上课，和她们聊天，她会观察她们的眼神里有没有“那种渴望”。

除了女足青训部部长和青训总监的身份，孙雯还兼任U-13到U-16四支队伍的领队，她总是从足球运动最纯粹的角度来衡量球员，“你不是合适的球员，不是真正爱足球的这种球员，那这个时代就变了，变味了，我们那个年代都是非常专注足球的，我们就因为喜欢，不是说我有一天要赚大钱或者干吗，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到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讲2000年到2010年这个10年，中国最黑暗的青训10年，男的女的是一样的。”

浦玮

白洁

她觉得现在的年轻球员里，“王霜就不错，特别热爱足球，眼神特别专注，一到球场，她就有那种投入到里面的感觉。很多人仅仅只是很职业地在做，和那种发自内心的是两种状态。”

张欧影逝世的三天前，1995年出生的王霜成了中国第四位“亚洲足球小姐”。此前她还只是那个在浦玮的退役仪式上站在前辈身边落泪的19岁姑娘。

孙雯和王霜有过一张合照，那是2018年，刚刚加盟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王霜遇到受邀参加活动的孙雯。在场地边上，年轻的王霜双手背在身后，眼神略带敬畏地看向孙雯，孙雯则左手叉腰，右手搭上王霜的肩膀——它被当作一场极具象征性的交接。这次征战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前，王霜写了一封公开的亲笔信：“直到现在，大家还时不时谈起1999年那支打进世界杯决赛的中国女足, 我的梦想就是我们这届女足能够超越之前的成绩，朝着冠军的目标努力。”

和孙雯一样，更多的99女足以不同的方式重回了球场。浦玮也回来了，去年，她成了上海男足U-11的主教练。过去，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直到2017年，朱广沪成了上海足协主席，“就是专业的人有专业的事儿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孙雯就应该是干这个的。她就是一个旗手。”刘英说，她认为孙雯的上任让现在青训的氛围变好了，“她自个儿踢球的这个位置太高了，她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别人跟她争不了的。还有信任度，她这个名字现在就是品牌，女足的品牌，所以她就应该用她的品牌来为中国女足做事。”

只是这样的重回方式，还是让99女足这批球员浪费了10多年。“我们没有再从事这个行业，可能跟其他国家比已经差了10年了，现在再让我做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已经有点晚了，这个时间真是不等人，我们已不再年轻了……我们都已经是奔50岁的人了。”王丽平说。她也曾回到球场过，2008年她还当过半年的女足国家队助理教练。但她那时因为一些原因，结束了短暂的教练经历。如今她在足球发展基金会工作，为自己没有继续当教练感到可惜。她会忍不住假设，如果当初有一个规划或者体系，能把优秀的球员很好地利用起来会怎样？“我觉得这对足球来讲还是一笔蛮大的财富。”

高红也是退役后在足球之外兜兜转转了六七年。如今她也重回球场当起了教练。她觉得自己一直被两个东西牵引着，一个是足球——“是足球把我带到更广阔的世界里面”，一个是她的老队友们——“我们整天都在一起，恨不得24小时都在一起，这种感情的连接是最深的”。它们都在1999年世界杯上变成一个更巨大的东西包裹着她，但她没有为此所束缚，“我个人觉得我还在发展，我试图既不抹去这些痕迹，但是我又不要被这些痕迹所束缚了。”

有一次，高红在多伦多街头的公交车上遇见一位50岁左右的画家。他认出了高红，摇摇晃晃朝她走过去，向她、向1999年世界杯的女足姑娘们表达他的敬意。在那一刹那间，她突然感受到，她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有别于大部分的人。

“在那样年轻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段特殊而光荣的事业，能跟一群女孩子有同样的梦想，吵过，笑过，吃过苦，流过泪，让亿万人在凌晨3点聚集在电视机前，为这样一群女孩子鼓掌加油，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从自己的亲人到陌生人……不能用美好，应该说它是最难忘的一段，贯穿着我们所有的青春，从18到30多，它是整个青春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