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浪漫的他们

2019-10-28 02:10:28 中国收藏 2019年10期

孔祥祥

中国文人有一样本事,凡是“相中”的东西,便要加以“改造”,使之更符合文人式的审美和意趣。这种特别的“实用主义精神”,让传自古代的中国传统物件有了更加开阔的发展途径。

对中国文人来说,东西的实用性、好用度固然重要,但对生活的追求需大于生活本身,对生活细节极尽讲究的“贪欲”塑造了中国文人式的文化与工艺传统。

晋级

中国的量词何其复杂,单单屏风一项,便有两个专属的、不容混淆的量词——架和座。区分其实很简单,据明人所编《天水冰山录》,围屏以“架”计,座屏以“座”计。

给屏风安上座,使之更为稳固,本已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满足使用者与能工巧匠的追求。在传统家具迅猛发展的有明一代,可拆卸的插座式座屏诞生了。插屏以其灵活性、方便性备受宠爱,抢走了其他式样屏风的许多风头。

无论是否可以拆卸,座屏显然都是屏风中的主流。到了明代,“屏风”一词甚至已专属于座屏。

座屏可为单扇,但更多时候为多扇,较常见的如三扇、五扇,亦称“三屏风”“五屏风”,多为落地大件。而插屏则多为单扇,可大可小,制式、材料上也更加灵活。

插屏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家具技法的革新,同时也为屏风本身的设计赋予了更多可能。插屏的座多为木制,屏心可全为木材,加以雕琢或裱以书画:或以木框嵌芯,如使用各类玉石、大理石、瓷板等。后者多为小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屏风理应属于大件家具,然而事实上,座屏的大小完全可以根据需求任意更改,高可达数米,矮不足一尺,这大概可算得上尺寸差异最大的传统家具之一了。其中,小件的座屏虽诞生较晚,但无论实用性还是观赏性都丝毫不差于其较大版本。

早在宋代,便出现了置于床榻之上的所谓“枕屏”——睡眠时挡风之用。这本是屏风的基础功能之一,但将之缩小而置于枕后,总让人觉得多了几分可玩味之感。而其更多的意趣,还要属文人的“赋能”。

熨帖

文人“觊觎”屏风的历史由来已久,直至可以追溯到“鼻祖”苏轼。宋代赵希鹄所作《洞天清禄集》中有《研屏辩》五则,其中一则称“古无砚屏,或铭砚多镌于砚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砚,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

苏东坡、黄山谷等那一批好友,将“文人”这一概念定义完备,为“文人”这一群体竖起标杆。从文人的艺术创作,如文人画、文人书法,到文人的生活意趣,如赏石、玩砚。自此之后,“文人”成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和精神生活。

文人式的讲究,在于对生活之微的重视、对生活之味的体会。在平凡生活中,它既是可有可无的,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超越式的追求,构筑起文人精妙的日常生活的版图。

试想:深秋午后,凉风习习,一人于书斋一角的卧榻上小憩,书案上铺着尚未完成的半纸山水,笔架于山,墨陈于床,砚台一侧立有一屏,以阻隔吹进屋内的秋风,使砚中之墨不至于即刻干涸。

这是一种何等的熨帖与讲究。

为自己的砚台立一座屏风,该是怎样有趣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文人的“疯癫”也正在于此,米芾既能拜石,山谷對砚台墨汁的“呵护”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万物有灵”之论似乎在浪漫主义的文人心中烙印得尤为深刻。

如果说枕屏尚可勉强算作家具之一种,那么砚屏则是屏风向文玩转变的标志。挡风的功用虽在,但因为服务对象的变化——从人类到砚台,其实只能被称作文房用具了。

事实上,自宋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案上置屏已属于文人书房的常见摆设。彼时彼地的座屏,已成为全然的陈设品、欣赏品、把玩品,而与其原本的实用功能几无相关了。

韵味

屏风原本象征的是权力、等级、富贵等宫廷及官宦元素,文人的介入改变了其在人们心中富丽堂皇的贵胄印象,代之以风雅的美学韵味。尽管如此讲究的使用者必然也是非富即贵,但弱化“富”而强化“贵”,使得座屏的文化内涵大大升高和丰富。

中国的官宦文化与文人传统本为同源,古代文人除少数格外清高、不问仕途者,大多仍以兼济天下的仕宦之路为目标,即所谓“文人士大夫”。但在艺术、审美、生活理念、精神追求上,“文人”与“士大夫”实则却大相径庭。微缩于座屏一项,立于宰相身后与置于画案之上,其间的差异之大不言自明。虽这两种文化体系并无高低之分,但论及精神内核,文人范畴显然具有更多可深度挖掘的可能。

案头的小小座屏,早没了其初期的王霸之气,却多了几分文雅、闲适的悠游之趣。变小了的屏风,变得更加私密和个人化,充满了拥有者独特的审美和气质。从家具变成文玩,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转折。可话又说回来,当其实用价值尚未被完全“剥夺”之前,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型“摆件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