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座丰碑在静止轨道上

2019-10-29 09:12文/孙
太空探索 2019年10期
关键词:长征三号东方红通信卫星

文/孙 喆

▲任新民(右)与孙敬良在一起

1974 年5 月19 日凌晨,中南海,一阵又一阵的剧烈咳嗽声震碎了黎明前的黑暗。手握一支红蓝铅笔,周恩来总理正仔细读着一封信。惊喜、激动、忧虑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他涌过来,让他许久才落笔写下批示,责成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做出规划,督促进行”。

“5·19”批示是周总理生前的最后一个批示,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他便被迫住进了305 医院,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5·19”批示发出后,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一份报告。1975年3月31日,这份报告被摆在了中央军委召开的第八次常委会现场。与会人员热烈讨论并通过报告,决定马上请示中央。

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仍然决定要亲自看一看这份报告。逐字逐句地看完后,他在报告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一封来信,一份报告,究竟牵涉何等军国大事,令毛主席和周总理如此重视?

上马“331”,一刻都不能再耽搁了

时间退回到1972年2月21日,一架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手跨过太平洋握在了一起。

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起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略为一惊:是吗?尼克松笑了,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都通过天上的通信卫星,随时传回了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但事后他急忙找来有关人员,认真询问通信卫星之事。

通信卫星是作为无线电通信中继站的人造地球卫星。它就像一位不辞辛苦的“信使”,收集着来自地面的各种“信件”,然后再投递到另一个地方的用户手里。

▲“331工程”示意图

▲东方红二号卫星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

随着美国于1958年12月18日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斯科尔号”,人类进入卫星通信时代。在通信卫星的帮助下,美苏等国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军事通信摆脱了地面基站的束缚。同时,全球范围内增加了为数众多的民用卫星通道。

全球卫星通信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地球静止轨道日益拥挤,而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国内大部分的通信信号,仍然靠地面微波信号塔进行短距离接力传输,信号抗干扰能力差,在军事领域更是受到诸多限制。

中国发射自己的通信卫星刻不容缓。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即便早在1965年,中央专委就已经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统,项目进展始终举步维艰。直到那封来自科技人员的《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件,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前。

有了“5·19”批示,中国的卫星通信工程在1975年初春,在毛泽东主席的病榻前,终于迎来了转机。那份被毛泽东主席重重地画了一个圈的,正是我国正式开展通信卫星事业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从1965年到1975年,起步晚了整整10年的“331工程”终于上马了。扬鞭奋蹄9年后,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于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横空出世,随后正式交付使用。

中国人终于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拥有了通信卫星!

“倔老头”和他的“军令状”

“331工程”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规模最大、涉及部门和单位最多、技术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的大型航天系统工程。为实现卫星通信,我国要同步完成相应的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统的工程建设。

由于5个系统分别由不同的单位研制,每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为做好各个系统间的协调工作,工程创造性地设立了“工程设计师系统”,由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出任“总总师”,全面负责5个系统的工作。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任新民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用心让团队和谐相处。“331工程”实施期间,年近古稀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待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庞大的通信卫星工程面前,最让这个“倔老头”挂心的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彼时,随着工程大幕的拉开,关于火箭第三级动力装置是采用常规推进剂还是采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

采用氢氧推进剂可以提高卫星在地球静止轨道上的运载能力。但研制氢氧发动机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多、难度大,研制周期相对长。所以,部分人员认为采用推力相对不足的常规推进剂比较稳妥。

1978年8月,国防科委制定了规划,将常规三级的运载火箭作为发射通信卫星的第一方案写进报批稿中,等待审批。

此时,任新民正在日本出差。回国时,他在首都机场得知了这一消息,心急如焚:根据国家当前的财力、人力、物力等条件,如果不能把氢氧方案作为第一方案,那以后氢氧发动机搞成搞不成、搞到什么时候,就很难说了。

于是,立足于长期以来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着眼于中国航天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倔老头”任新民在国防科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力排众议:“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现在能上得去,我可以立军令状!”

就这样,氢氧发动机成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动力装置的首选方案。

“研制液氢液氧发动机,是一个低温技术的新领域,一旦突破,会使中国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步入一个新水平,大大提升火箭的性能与运载能力。”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知道,“中国火箭的历史将因此被改写,中国距离航天大国的地位更近了……”

▲孙家栋在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故障处理决策会上

▲孙家栋(左)和戚发轫(右)在发射成功后合影

就这样,任新民和谢光选带领着科技人员、试验人员、工人在氢氧发动机攻关的路上艰难地探索。

1984年1月29日,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的长征三号托举着东方红二号缓缓升起,但卫星没能到达预定的地球同步轨道。

数年心血毁于一旦,问题正是出在任新民立下“军令状”坚持采用的氢氧发动机上。“倔老头”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大家迅速开展故障分析,提出改进措施。2月21日,任新民在一片质疑声中,火急火燎地赶到北京,顶着压力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再次请战:“我们完全能继续组织第二次发射,而且能在4月底以前实施发射!”

4月正是西昌的阴雨季节。4月8日白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空乌云笼罩,发射场西边的山头笼罩在云雾中。傍晚时分,正当大家怀疑气象条件是否适宜发射时,云层开始变薄,天空开始放晴。夜色降临,发射倒计时在一分一秒地推移。此时,发射场上空繁星闪烁,空中已是一片晴朗。

19时20分,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随第二发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冲天而去。20分钟后,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火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里顿时沸腾了!

此时,距离上次发射失利,不过短短70天。人们用70个日夜的不眠不休换来了属于中国航天的高光时刻。

“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

1984年4月17日晚,夜幕慢慢降临。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许多市民早早地守候在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前。晚上7时,激动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联播》,而在此之前,收看同样一段节目,却要等上整整7天。

▲谢光选(左四)在长征三号火箭工作现场

第二天上午10时,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电话接通后,张爱萍扔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声说:“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幽默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过去!”

欢声笑语清晰有力,如在近旁。此时此刻,鲜有人知就在一周前,远在3.6万公里高空的东方红二号卫星刚刚入轨就遇到了一个“生死劫”。

“4月10日,卫星进入准地球静止轨道向预定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发现,卫星‘发烧了’!”数十年后,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组长邹广瑞回忆起当年的惊魂一刻。

当时,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如果控制不住,温度继续升高,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危在旦夕……

地面技术人员测控几万千米高空发热的卫星,如同医生在治疗远距离发高烧的病人,如果不能及时为病人退烧,病人性命不保。但“病人”并不在医生的面前,它远在3.6万公里高度的赤道上空快速飞行。

▲张爱萍在北京与远在乌鲁木齐的王恩茂通话

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立即召集技术人员开会,很快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随后,他们在地面对3.6万公里高空的卫星发出了应急指令:将卫星所有功耗仪器设备全部打开,尽可能多地消耗电能,多次调整卫星姿态,改变太阳辐射角,以减少太阳能电池对卫星的供电,最大限度地增加镉镍电池放电量。

“发出开启指令!”

“指令发出!”

“星上接到指令,执行完毕!”

……

操作控制室里,指挥人员和操作人员紧张的口令声敲击着人们的神经。完成这些技术措施后,卫星的温度立即得到了控制。虽然还不能正常工作,但为最终解决问题赢得了时间。

“电池是中电18所研制生产的,他们紧急在真空罐中做了试验,摸清了卫星上的蓄电池温度达到72度不损坏,有了这个保险值,我们的心里就有底了。”多年以后,东方红二号卫星的副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起当年的惊心动魄,还有些激动。

经过几个昼夜的模拟试验,技术人员发现,当太阳照射角为90度时,卫星能源系统保持平衡,可以将温度控制在设计指标范围内。孙家栋果断命令对卫星姿态角再调整5度。

按照正常情况,“再调5度”的指令,需要根据精确的运算结果形成文件,按程序审批签字完毕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来不及了。操作指挥员感到压力巨大,临时拿出一张白纸,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

孙家栋毅然拿起笔,在字据下方签下“孙家栋”3个字。指令随即发出,卫星化险为夷。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临危签下的“孙家栋”3个字仍然力透纸背。它记录着东方红二号卫星研制人员对技术的自信,也记录着东方红二号卫星研制领军者的果敢与承担。

如今,距离东方红二号卫星成功发射已经整整35年了。暑往寒来,“331工程”的故事随着时光流淌已渐渐泛黄,但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留在了地球赤道上空3.6万公里的静止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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