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新中国成立的贡献

■李忠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以全面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图为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把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很有意义。一个是庆祝，一个是纪念；一个是全局性的大事，一个是事关大局的事件。两者时间相隔10年，但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深入挖掘这种联系，既可以深化对南方局的研究和认识，更可以深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和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南方局已经撤销，怎么还会有贡献呢？事实上，新中国不是哪一天突然成立的，它有一个准备条件的过程，也有一个具体筹划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与南方局密切相关。南方局为新中国的成立实际上准备了很多条件，也开始了筹划的过程。我把南方局的这种贡献，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和要求，为未来新政权的建设勾画了最初的方向和蓝图

抗战后期，国民党一方面许诺在战争结束后实行宪政，一方面坚持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人痛切地感到：“一切枝枝节节、敷敷衍衍的办法都不足以挽救今日的危局。”因此，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指出：“国民党不愿放弃他一党专政，我们既然反对一党专政，自然便要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要求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张澜、左舜生等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问题。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9月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参政会上分别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在报告中公开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报告。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实施联合政府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10月18日，林伯渠又致函张治中、王世杰，要求国民党按照共产党所提方案，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国共两党围绕着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谈判。林伯渠、董必武还与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在重庆举行了三次会谈，使他同意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这一期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多次对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七大政治报告，将题目和主题定为《论联合政府》，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代会的主题和报告围绕联合政府展开，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围绕反对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人、《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发表了很多言论和文章，阐发了我们党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一系列构想和要求，特别强调了如何建设民主政治、维护人民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等重要思想，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也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南方局全力保障毛泽东的活动，保障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5天，其中41个晚上和一部分白天，都是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即南方局驻地红岩嘴13号）度过的。周恩来、王若飞两位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密切伴随毛泽东参加谈判，成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得力助手。南方局配合做了对内对外的大量工作，处理了很多复杂问题。通过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同时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本质，为推动中国争取人民民主的光明前途创造了思想、政治和舆论条件。

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全突破了国民党所谓训政约法的框架，开辟了实现民主的新途径。虽然这一要求被国民党拒绝，但联合政府的构想是在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在国家层面建设一个新政权的意见，是为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作的重大努力，也是随后中国共产党着力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筹建新中国的基本方向。

帮助和促成多个民主党派的建立，为通过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统一战线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多党合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和筹备建立的。这些党派，多数都是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成立或奠定基础的。南方局积极加强与这些党派的交流、协商、合作，推动了多党合作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南方局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推进和发展统一战线。南方局设有统战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坚持“勤交友”的方针，以各种方式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展开不同形式的合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随后，进一步共商国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动建立民主自由的新政权。

◇1945年7月，为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图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在延安机场合影

1941年5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帮助、推动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王炳南是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小民革密切联系的正式代表。小民革是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其活动都是在南方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成员都是各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知名的左派人物。很多人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或为亲戚，或为幕僚，有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到1949年解散时，小民革发展到近200人。新中国成立时，小民革中的30多位成员，分别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当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张澜、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将1939年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秘密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联合会等。民主政团同盟到香港建立组织并公开活动，周恩来指示中共驻香港组织给予了多方面支持。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至1949年，民盟成为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合作者。

1939年之后，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支持下，重庆的自然科学界人士组成了一个不公开的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1944年称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纪念9月3日这个胜利的日子，改名为“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建议把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因此，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1945年12月16日，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建立了民主建国会。虽然民主建国会在国共之间执行“不右倾、不左倾”的中间路线，但南方局对民主建国会从酝酿到成立都给予了全力支持。1946年1月8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应邀参加民主建国会的茶会，表达对民主建国会“与闻国是”的支持。

周恩来、南方局始终与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保持密切联系，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宋庆龄等也对中国共产党给予大力支持。1943年，在南方局的支持下，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举行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另外，一批国民党民主人士于1946年4月4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联和民促的工作重点在国民党内，后来都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民主党派的成立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民主党派在1948年至1949年间，都参与了创建新中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由此正式形成。南方局对此功不可没。

推动创造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为从旧政协走向新政协、以政协形式筹建新中国提供了有效途径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建国问题的协定草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不同意“党派会议”的名称，于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用“政治会议”代替，这一名称获得各方接受。在随后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进一步提出在“政治会议”中加入“协商”二字，中共默认并接受了这个建议。

经过反复商议，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及其任务正式确定下来，并写入“双十协定”，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

经过一番周折，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

会议从1月10日开至1月31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协商，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这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

按照政协决议，应当在全面停战的和平条件下，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政权不愿接受任何对它一党专政不利的民主改革，不仅挑起内战，而且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政协宣告解体。

随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1948年4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城南庄会议研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27日，毛泽东表示，这个准备邀请各方代表在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当局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政协会议的工作。不少民主党派建议，将中共提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协”，毛泽东很快采纳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自6月以后，在他起草的文电中多次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此后，在会议筹备的一年多时间中，“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周恩来对此说明：“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经过精心筹备，1949年6月15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23个单位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共134人出席了会议。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周恩来代表常务委员会作关于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手续，宣告了一个新型政权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领导和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条件下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战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从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和党组织担负的特殊任务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始终保持党的组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根，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南方局在党的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面临着与解放区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工作环境。南方局坚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党的政治任务开展党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实施各项措施。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形势教育，把政治上的坚定、组织上的忠诚作为基本要求，培养党员和工作人员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实际斗争中识别、培养和锻炼干部。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先后作出了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组织工作的决定等，形成了一套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

南方局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很多，诱惑很多，挑战很多，特别需要经受住灯红酒绿的考验。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率先垂范，坚持操守，走出了一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子。从高层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坚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处淤泥而不染，培育形成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1942年，廖承志被捕后，面对审讯，坚贞不屈。他在设法带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也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1944年，蒋介石亲自劝降廖承志，称“只要你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一定重用你”，还说：“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要对得起他们。”廖承志明确回答：“我只有现在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南方局培育形成了红岩精神。很多人都以为红岩精神就是小说红岩中一批英烈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但我们在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中，宋平同志明确交代，红岩精神不是小说《红岩》的精神，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神。所以，我们确认，所谓红岩精神，是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特殊环境下，领导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等工作所形成和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既表现在南方局的工作上，也体现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身上。小说《红岩》表现的革命英烈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只是南方局所代表的红岩精神的一部分内容通过艺术形式作出的反映，它远远不是红岩精神的主体。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系列精神中，是独树一帜的。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要求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袭。对于南方局来说，这个要求不是对未来的预警，而是已实际经历的考验。因此，南方局党的建设的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引领作用。

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形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不仅赢得了国际同情，而且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础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成为一种“准外交”，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的重大外事活动都由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周恩来对外事工作提出“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亢不卑、平等待人、礼贤下士”的要求。他与各国外交使节建立了广泛的友好关系，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对外交往。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详细介绍了事变的真相，以真诚和事实打动了卡尔，促使英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周恩来通过卡尔的关系，获得了很多支持。南方局促成和安排了美国记者前往延安的破冰之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向美国政府转达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建议，促成了罗斯福派出美军观察组17人前往延安，不仅使美军代表直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

1938年武汉失守前成立的国际宣传组，是抗战开始后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1939年4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冬改称外事组。外事组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周恩来回延安时，由董必武或王若飞领导。王炳南任外事组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1942年增补龚澎为副组长。先后在外事组工作的干部有章文晋等许多人，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重要干部和骨干。周恩来在南方局外事工作中形成的风格，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

◇抗战时期，南方局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开展广泛、灵活、深入的国际统战工作。图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在红岩热情接待来访外国友人

1943年10月，苏、美、英、中四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首次倡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发起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

为此，中国着手组建代表团，蒋介石曾想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正在调停国共关系的赫尔利，提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正当要求，指出仅仅由国民党指派的代表团不能代表中国。同时，中共也向国民党进行了严正交涉。

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3月15日，罗斯福给蒋介石打电报，表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有中共代表参加。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遂要求中共提出三个名单供他们选择。中共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位人选，顾维钧建议董必武作为代表。

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中共代表董必武（秘书陈家康、记者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重大国际会议。董必武还在美国参加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广交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6月26日上午，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代表团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毛笔在宪章上签字。董必武也在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当今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南方局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南方局所作的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和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骨干和人才，他们所具有的品格和风格成为新中国成长过程中宝贵的财富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从1939年开始，南方局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组成，周恩来为书记。6月，周恩来回延安报告工作，嗣因手臂受伤，去苏联治疗，至次年5月返回重庆。其间，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调博古、凯丰离渝回延安。1942年2月，叶剑英奉调回延安。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1944年初，中央决定，派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作为林伯渠的助手，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由西安飞抵重庆。11月7日，中央通知董必武、林伯渠回延安，同时指示成立“工作委员会”，由王若飞主持工作。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可列席。

除常委外，南方局的委员还先后有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下设机构的负责人先后有：组织部博古、孔原、刘少文；宣传部凯丰、董必武；妇女运动委员会邓颖超；青年工作委员会蒋南翔；统战工作委员会董必武、叶剑英；文化工作委员会凯丰、周恩来；国际问题研究室章汉夫；华侨工作组叶剑英；南洋工作组博古；敌后工作委员会周恩来；社会部博古、吴克坚；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吴克坚、华岗、章汉夫、夏衍；群众周刊社社长潘梓年，主编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南方局机关还有很多出色的工作人员。

南方局领导下的南方地区共有10万党员。南方局辖下有湖南、广东、江西省委和云南、贵州、川西、川东、闽西南潮梅省（区）工委。

南方局下辖的党组织也曾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和党员中也曾出现叛徒和变节者。但是总体上，广大党员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

南方局的工作环境和任务与根据地有很大不同。他们主要不是用枪杆子进行斗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国民党，而是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他们要做人的工作，还要与很多人交朋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他们既要靠勇气，更要靠知识、本领、智慧和人格；他们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独立思考和决策，灵活机动地应对很多复杂的局面；他们的工作既有政治、经济、文化，又有军事、外事、统战、教育，既要面向国内，又要面向国外；他们主要不是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依靠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他们不能有任何的空想和浮夸，而必须始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作出决策；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阔的视野，更了解和熟悉人类文明包括城市文明，具有良好的文明素质。

正因如此，他们培养形成了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这种方式和风格更适合治国理政的特点和需要，在建设和治理新中国的过程中更具有长处和优势。所以，他们都是新中国治国理政急需的高层次骨干和人才，有的还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后来未必都人尽其才，但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宋平同志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

◇宋平关于南方局历史与业绩的讲话（孙莉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