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信任机制重构模型

余青蓉 王欣怡

【摘 要】 在对京东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后，对原有的区块链下信任机制评价的模型进行部分修正，使得模型的应用更加符合京东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京东的具体情况进行可信任度的打分评价，从而对比区块链实施前后京东信任机制的变化，体现区块链对企业信任机制构建的作用，并为之后的完善和修正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关键词 区块链 信任机制 京东 模型 评价

针对区块链下供应链信任机制的评价研究，借用AHP分析法中的层次结构图及判断矩阵的思想，划分信任度评价机制中不同影响因素的权重，从而实现评价目标。本文将从影响因素确认以及判断矩阵建立、权重确立以及修正、影响因素度量以及信任机制最终评分等角度实现模型的构建。

一、应用区块链技术前的供应链节点可信任度因素判断矩阵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调研，得到了应用区块链技术前可信任度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口碑、企业规模、信息披露度。同时，根据加权平均值可对判断矩阵中的元素进行赋值。

式（1）-（5）为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W为所求特征向量，为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的近似值，CI为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R为检验系数。当阶数n=3时，RI=0.58。最后得出CR<0.1說明满足一致性检验。可认为判断矩阵H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因此，应用区块链技术前的供应链节点可信任度因素的权重为企业规模，信息披露度以及企业口碑分别对应0.118，0.201，0.681。

二、应用前后信任增量、应用后初始可信任度影响因素判断矩阵

根据表1与式（2）——（6）的计算方法，同理可得应用区块链技术前信任增量、应用区块链及术后初始可信任度，以及应用区块链及术后信任增量的影响因素的权重。

企业信任增量以及初始可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判断矩阵如式（7）——（9）所示。

企业信任增量以及初始可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的权重如表2所示。

三、供应链可信任度影响因素的量化

本文以京东为例计算其作为核心企业时的供应链可信任度，选择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京东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其信息披露度较高，便于研究数据的获取;二是京东曾发布《京东区块链技术白皮书》，正式将区块链技术纳入其战略计划;三是京东于2018年开放了智臻链区块链平台，欲搭建智能供应链，与本文研究方向相似。鉴于京东是于2017年发布了《京东区块链技术白皮书》，也是2017年左右开始大范围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到企业运作过程中，因此本文将以2017年为节点，计算京东应用区块链前后的供应链可信任度。

由上文层次分析法所得到的可信任度度量公式可知，需对应用区块链前后的企业规模、信息披露度、企业口碑、交易信誉、次品度量进行量化。本文假设应用前的各影响因素均为1，通过前后对比来对应用后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

（一）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通常以从业人员数、销售额、资产总额三个指标来衡量。以下是京东2014年——2018年的从业人员数、销售额以及资产总额的数据。其中2015年与2016年的从业人员数无具体数据。

（二）信息披露度

信息披露度由给定网络平台（本文选用百度搜索）有效信息搜索条数来衡量。

（三）企业口碑

企业口碑分为业内口碑、业界口碑和消费者口碑。前两个因素通过访谈获得，第三个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获得。

（四）交易信誉

交易信誉用企业完成订单的速度来表示。将京东视作商品流通型企业，划分到零售行业，因而考量两方面的速度：上游企业完成京东的订单的速度，京东完成顾客订单的速度。此数据通过访谈打分获得。

（五）次品度量

次品度量用企业完成订单的质量来表示。和交易信誉采取相似方式进行衡量，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上游企业给货的次品率，京东被顾客退还商品的概率。此数据通过访谈打分获得。

四、区块链技术应用区块链供应链可信任度的计算

五、评价结果

（一）应用区块链前后的初始可信任度和信任增量的影响因素以及权重变化

在应用区块链技术前后的初始信任度以及信任增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初始可信任度上，由于区块链的应用，使得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披露度成为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因素，在区块链强制部分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我们默认初始可信任度中的信息披露度相同，因而不作为影响因素，而次品度量取代了原有的信息披露度成为另一影响初始可信任度的重要因素，通过次品率直观体现企业供货质量。

在信任增量上，我们加入了原本在初始可信任度中的信息披露度，将在区块链上的企业除强制披露外主动披露的信息作为信任的加分项，是除交易必要信息之外其他商业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将大大提高可信任性。

在应用区块链之后，初始可信任度和信任增量模型构建中都有对次品的度量，初始可信任度中的次品度量为区块链条件下的原有交易数据，即过往交易中的次品度量，而在增量中的次品度量是指一次交易后的指标变化带来的信任增量的变化，保证数据的更新性。

从总体上来看，初始可信任度的权重变化并不明显，企业口碑仍然是占较大比重的影响因素，而信任增量的权重则被划分成更为细小的因素，交易信誉的比重增加，一次交易后的增量更加细化，更加方便时时对可信任度进行更新确认。

（二）应用区块链前后的可信任度评价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时间较短，应用部门较少，应用深度还不够，并不能看到十分明显的变化，但从五年内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总体带来的是积极的影响。初始可信任度保持原有的增长趋势，信任增量则在应用区块链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当然在理想化的模型建立中我们无法排除很多其他因素给信任度带来的变化，例如近年来京东总裁丑闻频出等外界因素，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尚且有待考量和完善，存在的缺陷有待补充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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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级立项（201810920052）“区块链技术背景下供应链信任机制重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余青蓉（1997—），女，广西北海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6级物流管理专业本科生;王欣怡（1997—），女，浙江舟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6级物流管理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