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间谍

王晓莉

以持續一生的冥寂无声，薇薇安·迈尔在身后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加冕和恒久的忆念。这冥寂无声，并非她生理性的喑哑或日常语言的强行关闭。在日常生活中，她仍然是发声的，以一个持续40年的保姆、管家的身份，她和男女主人进行简洁有效的交流;她和孩子们，当然说得更多些，为了行使照管和教育他们的职责。她的冥寂无声，主要是指她对自己终生从事的另一行当——摄影的彻底缄默。她近乎疯狂却又无比隐秘地拍摄，收好所有底片，秘不示人——起先她随身携带这些底片，并以报纸、锁钥来遮掩它们;后来住所再也放不下了，她便将底片寄存于当地的储物柜，哪怕每月要为此支付对她而言十分昂贵的费用也在所不惜。当她于2009年去世，人们从拍卖会上以极低的价格拍得她的遗产，也就是那几十只储物柜时，他们惊呆了：她留下了15万张底片。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曾冲洗的——也就是说，因为无力冲印，她自己亦未得见自己的艺术成品。这些照片一经面世，不仅在网络上造成轰动，就连纽约最好的摄影大师都承认，薇薇安·迈尔已步入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行列。

这样的命运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她生前漫长的83年里，她未曾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虽然她曾经的女雇主中，有一个恰巧是当地报纸的图片编辑，她也从来没有与女编辑探讨过摄影艺术，或是有过求得图片发表的意图。是的，连意图都没有，更别说付诸言行。所以后来当得知薇薇安·迈尔惊人的成就时，这位图片编辑只能陷入诧异和沉默。人在两种时刻言说的欲望与热情最高：求爱，或谈论艺术。前者是众生皆会经历的阶段，后者则出现在醉心艺术者之中。《谈艺录》《歌德谈话录》，以及诸多艺术气息浓郁的自传与日记，都是从艺者“谈论”之下的产品。做出艺术品还不够，还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这是艺术家某种未被认证却广泛存在的天性，是类似人体分泌物一样的东西。而薇薇安·迈尔，对此只字不提。

在某时、某地，只字不提是可能的，甚至是从事艺术工作所必需的。而整整一生都像蝉一样隐于黑暗的地下，这只有包括薇薇安·迈尔在内的极少数人做到了。仿佛不是她带着一个秘密生活，而是一个秘密卷裹着她，把她当作一个人质，从这世上行过。她坐在一辆叫“秘密”的大卡车上，篷布拉得严严的。她用摄影机牢牢地、死死地记录着外部。而外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望见她，而且，即使望见了，也并不以为意。

她生于1926年。那是个有些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一生的职业都是保姆、管家。一生都在为“谋生”付出。在芝加哥，在纽约，她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中产之家。收入微薄，然而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后者正是她想要的。因为这样她可以放置越来越多的底片，而不被人发现。这个职业也是“遗传”。她的外祖母、她的母亲，都是保姆。她的家族还“遗传”另一样东西：未婚。她的外祖母未婚生下她母亲。她母亲生下她就和她父亲分了手。而薇薇安·迈尔自己，也是一生未婚。男性一直阙如，透露的自然是这个女性家族对男性世界的失望与恨意。对于薇薇安·迈尔，则部分地解释了她一生如此幽闭内心、如此自成一个动人世界的原因。

她本是法国人，她的口音一生都带着法国味。她一开口，漂泊而来的天性便暴露了。而她对这一切讳莫如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为芝加哥的富人家庭帮佣。她每到一家，提出的唯一且固执的要求是：给我的住所装一把锁。闲人莫入，她固守自己的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她开始醉心于摄影。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没有一家雇主发现她的秘密——说真的，这个世界早就如此：除了无聊时张望一眼，除了必要时对他人的生活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演绎一番，甚至去打击一番，谁还会真正去关注谁呢？只有身边的孩子们发现了她的秘密，因为孩子们看见她拍摄任何见到的事物，果断、专注，像空中的老鹰俯视下界的食物一般。当孩子跌倒的时候，她并不急于扶起他们，而是一个劲儿地猛拍他们的窘状、哭泣与伤处。

她脖子上永远挂着那个年代最好的禄来双反相机，这种相机垂下来后一般位于人肚脐的位置，摄影者需要低头取景。这样，被拍摄者很少被惊扰到，因而他们总是留下很自然的样子。多半时候她是拍街头，因为这是她的活动范围。她因此被后来的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街拍摄影师”。然而她的街拍对象并非红男绿女，并非一波波涌动的时尚，这些不在她的视野之内，或者说，她的灵魂会自动摈弃这些。她拍得最多的是街头的人，那些潦倒者：醉趴于地的酒鬼、乞讨的流浪汉、衣着寒酸的有色人种……还有狗：翻找垃圾的狗，有着外伤或内伤的狗，断了腿、打上白色绷带的狗……她也拍静物，比如报纸：街角报亭里粘贴的一张，地上被风卷刮起一角的一张，一大捆报纸最上面的那一张。这些报纸都有共同的特征，便是上面醒目登着诸如“被虐待”“强奸”或是“弃儿”的内容。这透露了她所关注的、与她灵魂契合的东西——被遗弃者的命运、落魄者的沮丧，以及突如其来让人根本来不及躲避的祸患。这是边缘之所在，是人性之黑暗、世界之沦丧的那一部分，她把这些抓得死死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她像一枚钉子，钉入面对的事物，钉入这个世界。她紧闭的灵魂只为它们一次次打开。

她的确是灵魂紧闭——她的外貌出卖了这一点。就像凡·高以自己为模特不断自画一样，她不断地自拍，从镜子与玻璃上，从一切反光的物体上。她与其中的自己有种显明的距离或者说隔离，仿佛一个人望向一个陌生人，很不解，要探究她何以存在。仿佛她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她的脸有矿物质的冷，石头的单一，以及凛然不可侵犯之气。她不笑。不笑的人，即使身处人群中还是那样孤僻，神思恍惚。她不在此处，或者说，她意欲像刻刀雕镂一块石头那样活着。

她有一些男性气质：穿宽大的外套，戴大檐帽，试图藏起自己的身体;她穿款式中性的衬衫，配她没有笑容的表情，很酷。她即使穿裙子，裙子也没有任何灵魂，只是一块布，遮盖住她的身体——她这样的冷酷，在她所处的时代，甚至在所有的时代，都只会显得怪异与疏离。凡·高、塞尚、卡夫卡，都是这样。这算不得什么。

基于性情，也許还有其他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的一些原因，她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一生都未说出。这个捂住嘴巴的动作，令她一生都处于紧张之中。而紧张，你知道，往往是艺术创作者所必需的某种氛围。

她为自己制造了这种与其艺术匹配的、恰如其分的氛围。同时她并不自知。她只听凭天性的指引，寻求最贴合的状态，因而才能完全地摈弃矫揉造作，达到一种天然的完成。当然，这“完成”在薇薇安·迈尔那里，是通过死亡来实现的。成为星辰，唯欠一死——很多天才的命运都是如此。

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并不多见。这也像果实，唯有从高高的枝头坠落——若是悬挂在空中，一枚水果永远成不了自己。

晚年时，她已无力支付储物柜高昂的费用。连栖身之所，也是她曾照管过的几个孩子凑钱为她租下的。她长时间坐在河边，不与邻居交流。每个人都认为她精神有问题。最后她跌了一跤，很快就死在了医院里。微贱如斯，她也并不曾吐露那些底片的秘密，不曾揭开高贵内心的一角。她很大程度上只面对自己的灵魂。虔信灵魂的人，才不需要向外。外界的认可，外界的反响，这些喧嚣与躁动，反而是对她寂静灵魂的打扰。她早已洞穿这一点。只有洞穿，她才独自穿过这漫长时间，她才不言不语。

她死去后，人们拍卖她的那些柜子。有人赌博般地买下，大约花了390美金。那个人面对她镜头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敏锐地嗅到背后的故事。他寻访她的来历，将她的部分照片上传至网络，她的秘密逐渐曝光。这是缘分，也是巨大的商机。如今，她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已卖到200美元。而原件，一件8000美元。她终于以冥寂无声惊动了世界。

在庸常人间，“一生只做一件事”已经算是了不起，已经是有境界了。而她，在一生只做一件事（保姆）的背后，其实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摄影）。而她真正的目的，她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这另外一件事情。这已接近于神的做法。神不都是这样吗？菩萨有可能化身平民，亦有可能在乞丐身上显灵。这也接近于大地的做法。在时间与大地的合谋下，一次岩浆活动，便捧出大地的珍宝。而她与时间合谋，留下了这些底片。或许，她是最深刻地理解时间的人。她不是战胜时间，而是成为时间本身。

她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位。有一次她与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一个游戏，当孩子们问“你是谁”时，她并未敷衍、并未玩笑，而是极为肯定与镇定地答道：“我是一个间谍。”

的确是这样——她终生潜伏人间，没有人比她把一个间谍的使命完成得更好。

（深 秋摘自《散文》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