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三题

2019-11-04 04:26何亚兵
躬耕 2019年9期
关键词:村人红纸呼唤

何亚兵

纸墨·时光

记忆里,过年是从写春联开始的。在我们那儿,春联俗称“门对”,无论穷家还是阔院,只要到了过年,都会贴上一样红艳醒目的门对,祈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那时候,门对多是手写的。除了城里人,农村手头再富足的人家,也不愿意拿钱去买那种看起来更加花哨的印刷货。一者是费钱,比买点纸墨请人写花费多了去了;二者是印刷的明显感觉没有档次,让人笑话。毕竟印刷的都是些机器排版的样子货,哪有手写的灵动飘逸有生气呢!

小的时候对日历很懵懂,“小孩盼过年”,我和姐姐却不用扳着手指头算,只要看到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门对,就可以欢呼着快要过年了。父亲的书法在乡村远近闻名,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建屋修房,只要写对联,都会找到父亲。父亲一般也不推辞,说好了日子,哪怕家里再忙,也会先放下,带着笔墨砚就过去了。写字的父亲很帅气,也很受乡里人尊敬。而写门对,对于父亲来说,更像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白天,村里人纷纷送来买好的红纸来到我家,然后递上一根烟,简单聊上几句,父亲就搞清楚了要写的幅数和大小尺寸。有的村民客气,在将红纸放桌上的时候,会留下一包烟,父亲也不客套。有的还留下一瓶墨水备用,只是父亲一般不用。父亲写门对有三宝:某次在省城买回的一套好笔,据说是湖笔;一方老先生送的石砚,划痕若干;一本厚厚的对联集成,里面还夹着很多红纸,上面工工整整抄录着父亲多年搜集的各种对联。来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各式各样的红纸就堆满了桌子,父亲用笔记好各家要写的数目,一丝不苟,很是郑重。

晚上,吃过饭后,父亲泡上热茶就开始准备写门对了。那时乡村的电还不稳定,有时还需点着昏黄的煤油灯。父亲写门对很有步骤感,准备工作很充分。先是根据托写人家的情况,核对好要写的数量与尺寸,用刀将红纸裁剪得宜,有时村人送的红纸不够,父亲就用自家备好的红纸补上;接着,父亲拿出对联集成,按照前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等不同需要,确定好要写的春联内容;最后,父亲将裁剪好的红纸按照每幅要写的字数,折成斜十字交叉格,这样写的时候就能左右相对、不偏不倚了。

临写前,父亲先喝足一口热茶。墨在砚台里早已调融,那不是村民送来的那种玻璃瓶装的廉价墨,而是父亲每年都会提前预备好的香墨,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芳香味,与红纸的气息相谐。给村人写门对,花时间不说,我家为何还要贴钱买墨呢?既然不用那些廉价墨,父亲为何又不拒收呢?年少的我和姐姐都不能理解,父亲却说,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了。

父亲写门对,我和姐姐也能帮上忙。父亲在桌子一边,将红纸依次铺好,但有时桌子不够长,我得在对面等着牵纸。父亲蘸好墨水的笔锋在红纸上“抑扬顿挫”,那笔画像是动听的音符在跳跃着,唱出了对新年的祝福和美好祈愿。父亲的书法,很有一种圆润醇厚之意,不着锋芒,却非常耐看。等写到一半,桌子的长度不够了,这时我就小心翼翼地牵着红纸的两角,确保在虚空中与桌子相平,以免还未干透的墨汁滚花了纸面。等到一副门对写好,我和姐姐就各牵着上下两角,慢慢地移送到房间里,静等吹干后被村人取走。

从八九岁时开始,每年的腊月底都是这样的。这写门对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父亲平时话不多,写门对的时候,反而愿意多说一些。说一说这个字为什么這么写,这个笔画为什么这么处理,某个书法家又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挑这副对联,这副对联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有的对联为什么不合适;村里某某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他家最希望得到怎样的祝福,等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门对大概也是“合为事”而写。

村人开始来取门对了,都带着真诚的笑容,递上烟,唠几句。父亲会放下手中的笔,取来已经挨家叠好的门对,摊开,告诉村人哪是大门、后门、房门、厨门、窗门,上联在上贴右、下联在下贴左,某副门对是什么意思,祝福着新年好运。最后还将多余的红纸附上——我们那里是有过年送礼夹红纸、用红纸包红包这一习俗的。这在我看来有点浪费时间的事情,父亲却从未怠慢。

我家的门对最后写,有时要到除夕下午才写好。等我年纪稍长,父亲就只写大门和后门,其他稍小一点的门对就让我来写。他也不作过多要求,如何剪裁折印,选写什么对联,怎么布局构笔,一概不问。他倒过来帮我牵纸,我在他的注视下难免有点犹豫,着笔不稳,有时字的结构散了,有时上下的字斜了,但是父亲依旧保持着笑意,我也就放心大胆写了起来。写完后,因为时间的缘故,有时等不及完全干透,就要用才调好的浆糊贴上。贴上后,房屋也似乎添了三分喜气。这时,父亲才点评起我写的字来。其实也不用多说,字好不好,布局构造如何,贴上门窗一看,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那时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嘴上不说,心里却也知道自己写得不行。于是平日也常对着字帖临摹,用的笔是父亲快写秃了的笔,用的纸大多是无用的书本,用的墨自然是父亲给村人写门对时不用的墨,那墨汁有着一种刺鼻的味道,长时间闻着确实不舒服。春节时出去走亲戚,看到有的人家门对写得好,就情不自禁地伫立在侧,用手虚临起来,晚上回来睡觉还不忘在被子上勾勾画画。其实,我对书法也算不上是多么情有独钟,最初的愿望不过是想着能写出一副让父亲满意称赞的门对。意外的是我的毛笔字还没让父亲满意,钢笔字却让学校里的老师都觉得还不错,于是“承包”了很多年的黑板报,以至于上大学还拿过“三字一笔一画”等书法比赛奖项。

父亲没有正儿八经教我书法,我的字和父亲的风格也确实不一样。他学颜,我学柳。他的字雅正端方,有醇厚圆润之美,我却不喜藏锋,偏爱潇洒飘逸。只是在父亲眼里,我的字难免就有点筋骨稍软,有形无力了。其实,我知道父亲还算是满意的。因为等我上了高中,每年腊月底给村人写门对的事情就慢慢交到我手上了。那时,村里已经开始时兴起买那种印刷的门对了,在外打工挣钱的年轻人不在乎买门对的几个钱,况且,那买来的门对上印着各种花纹,纸张靓丽,墨色粗黑,内容浮夸,正合了一种返乡着锦的微妙心理。但是,还有不少村人喜欢手写门对。

我写门对已经和父亲那时大不一样了,少了一丝不苟,却多了一点“效率”。父亲写门对前,又是计算又是挑选,又是剪裁又是折印,临下笔前还用小楷先写一遍,以便写的时候合理布局。这些被我一一省却,效率自然提升了很多。村人来取门对时,自然是对我颇为夸赞。而父亲看在眼里,却没有说出口来。大概那时我意气风发,他怕打击我的自信吧。或许在他看来,书法也只是一种爱好,也无须要求过高。父亲的性子向来包容,极少苛求别人,即使是子女,也都宽容随意。

毕业后,我远离家乡,常年在异地工作,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小住。这时,父亲已经不怎么需要替村人写门对了,自家的门对一般也是等我回来写。我有时在电话里说,回来的时间肯定晚,要么你就自己写吧。去街上买门对的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是说不出口的。父亲却不同意,坚持要我回家来写,于是我家的门对往往又是到除夕才能写好,而父亲却还是很高兴,在红黑相间的纸墨香里,夸哪个字写得不错,指哪个字还缺火候。然后我们父子一起贴对子,我贴他看着,确保高下齐平、不偏不倚。就像小时候他贴我看着一样。我一直都明白,其实父亲不是要我写门对,而是在催我早点儿回家。

纸墨香里有父亲。父亲走后,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将母亲接到新居,连着几年也未回乡过年。我怕,怕住在不能贴上红色门对的家乡老屋,更怕不能见到老屋里站着用心评点门对的熟悉背影。

呼唤·时光

世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那儿,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绝对算不上美丽。几十年前,吾乡尚有小儿出生之后,家人必取贱名以求好养的风俗。因为随意、重名的也多,这其中尤以“孬货”为多,大约在父母们心里,这个称呼最不带“人身攻击”,而且还有一点可爱呆萌的感觉。

那时的儿童不像现在会有这么多玩乐的去处,多是三五一群聚在村口空地嬉戏玩耍,玩弹珠、踢毽子、扔沙包、滚铁环、摔溜溜球、跳橡皮筋、斗火柴皮、赛纸飞机,甚至是玩泥巴、掏鸟窝、斗公鸡(一种乡间游戏,曲腿架膝,对冲互撞,落地为败),随手拈来,都是开心,往往忘却了回家的时间。于是,每到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之际,村内就会传来母亲们此起彼伏的呼唤声——“小孬货喂,你跑哪块儿去了啰,快家来哉……”“小胖大肚子喂,家来吃饭了哉……”那呼唤声音毫无例外都是粗犷的,有着极具穿透力的高声贝,且带有某种奇特的韵律和声波,至今想来亲切如斯、如在耳畔。

不过那时听来,却是一种既熟悉得让人安心、又敬畏得让人听从的呼唤,所有的孩子刹那间停住吵闹与游戏,竖起耳朵用心辨识,然后果断地抛弃亲密“战友”,连蹦带跳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还一边不忘呼应着:“家来了哦,就家来了哦!”那奔跑的心是忐忑着的,也是期待着的,忐忑的是等会儿肯定要被母亲数落了,期待的是不知道母亲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晚餐。想不到的是,这后来都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还没有回到家,远远就能看到系着围裙在门外四处张望的母亲。母亲看到那在傍晚霞光下灵动黝黑的小身影,仿佛才吁缓了一口气似的,将才脱口喊出一半的“小孬货喂……”收进嗓子,把跑过来的“小孬货”一把拉进屋子里,少不了的是几声重复了无数次的数落,少不了的是看似惩罚实则拍打身上灰尘的几巴掌,少不了的是桌上已经盛好了的冒着热气、蕴着甜香的饭菜。

这一幕,在村庄的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里发生、重演;这一幕,也成为所有走出村庄的游子想家时总会重温的画面;这一幕,当然也被母亲密密缝在窗前、灯下、田里、村头的思念里。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孩子的称谓千奇百怪,母亲的呼唤各有各样,却都如一根牢牢牵系着风筝的长线一般,准时地响彻在离家孩子的耳边和梦里,牵引他们记住回家的路。

在我的梦里,母亲的呼唤并不总是理直气壮,也有担忧和恐惧。有一次,我突然畏冷发热。在那时乡村,感冒发烧这种小问题,一般不会马上去诊所,而是看看和扛扛。半夜,我烧得厉害,说起糊话,只感觉如坠冰洞、身体忽大忽小。这让独自在家的母亲慌了神,用毛巾帮我擦拭降温,用乡下的土方子帮我捂汗。烧糊涂的我,耳朵里全是母亲担忧和自责的呼唤:“小孬货喂,妈妈的好宝宝,马上就好了哩,好了就不烧了啊,都怪妈妈不好呀……”很有一种祥林嫂“我真傻”似的弯弯绕,更有与祥林嫂对阿毛一样的内疚和温软。

大概是源于母亲呼唤的魔力,第二天早上,我似乎退了烧。这时的母亲一改昨夜的无措,不顾我对医生的害怕与抵制,坚决将我带到诊所,几针下去加上点滴,立马将母亲沙哑的声音又变得“强壮”起来,对我的各种索要小店零食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最后仅仅满足了吃一根雪糕的要求。那是我第一次吃雪糕,而母亲从未吃过。

很多年后,我已经对雪糕失去任何兴趣,却始终记得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吃着雪糕、在火热的夏天因為畏冷还盖着一床被子的情景,因为旁边坐着的是看护着我的母亲,那时年轻而慈爱的母亲。愁眉舒展的母亲很美,一样美的还有那因散发着光辉而显得格外温和清亮的声音,那声音在轻轻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或许,在母亲眼睛里,孩子永远都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其实,在孩子耳朵里,母亲的每一声呼唤,也都是一曲流淌在心灵中最美的声音。

琥珀·时光

有故事的时光,宛如琥珀般多彩,包蕴着一种令人期待的神秘与未知。在那个电还没有普及、照明都算是一种奢侈的年代,没有电视的喧嚣,也没有网络的侵扰,在乡村儿童的思维里,听故事就是最有趣的娱乐,有故事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夏日的夜晚,村里人们热得难以入睡,三三两两地摇着蒲扇纳凉起来,这时候故事开讲了。讲故事的自然都是那些老人家。早早地,在他们周围集聚起一群小孩子。老爷爷们大多是“演义派”,讲的是王侯将相、斗智斗勇,桃园三结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刘关张义结金兰”立即催生了许多结拜兄弟,“将军三箭射天山”让无数男娃子眼冒小星星,“三休樊梨花、三请樊梨花”将“渣男”的称号穿越到数十年前的乡村,“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真相也笑坏了贪吃的小伙伴们。女孩子倒是喜欢围在老太太们膝前听故事,她们应该算是“苦情派”,讲的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与织女,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较男孩子这边的一惊一乍,忽而兴奋高呼,忽而耸然变色,女孩子们往往是安安静静的,不过她们听完故事后,却有的脸红起来,有的含着忧伤,眼角似乎都还氲着湿气。不管怎么说,在夏夜的晚上,除了高悬的明月和星星,还有无数的故事在逐着流萤,漂浮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和梦里。

有故事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儿时的我总是将那些故事当成真实,很有一种“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幼稚与纯真。那时,因为无人照看,母亲常带着我下地干农活,她一边辛勤劳作,一边还要给我讲故事,哄着我不哭不闹。穿透琥珀般的时光,记忆里最为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农闲时母亲带我砍柴的情景。在一片萧索的秋季野外,母亲拿着镰刀一边砍着干枯的柴草,一边给我讲着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故事的故事。母亲不识字,自然也不会讲什么童话、寓言和民间传说,和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她小时候与大舅、二舅、小姨一起成长的时光,讲那个名叫“彭山”的小山村里的人和事,讲我出生下来后的各种有趣的言行举止……母亲讲的故事零碎而纷乱,穿过时光的隧道抵达今天的脑海里,只剩下这如琥珀般包裹隐藏了无数过往的画面,透着一种奇特的熟悉与温热。

父亲只在闲暇且心情好的时候讲故事。父亲读过私塾,看过不少书籍。他讲故事的时候虽然不多,却非常有技巧,起承转合,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互动,什么时候留悬念,什么时候反转,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有一种勾人心弦的魅力,这大概与他经常听评书有关。父亲的故事大多带有教育意义。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让我和姐姐为争吃一个大苹果而顿感羞愧,“凿壁偷光”的故事又让我对苦读成才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就像神秘的琥珀一般,父亲的故事,总会给予我一点反思和想象的空间,去自行摸索和成长。后来,我大了、工作了,父亲也老了、病了,当皱纹慢慢布满他的脸庞,当痛苦开始侵蚀他的心房,我再也没能听到过他讲的故事了。父亲故去后,常常听到叔伯们讲起他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年轻而健康的父亲,是那样的风华正茂,那么的生动形象,远比“父亲”这个严肃的称呼活泼快乐得多。

女儿才两周岁多,就已经深深迷恋上各种故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缠着要讲故事给她听。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却也不敢敷衍孩子的渴望,于是只好买来各种儿童故事书籍来学习,然后讲给女儿听,她听着听着也就慢慢睡着了。对着熟睡的女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然后相视而笑,就像完成了一天最重大的任务。有时,我看着女儿带着满足而微笑的小脸,想必每天晚上听故事,也是她最为渴望和幸福的美好时光!

岁月年轮不停流转。有故事的那些日子,就像一段深藏在琥珀里的时光,可以重现昨日,梦回往昔,也可以留影美好,永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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