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官亲历“上海防空战役”

吴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空中优势，不断派飞机轰炸上海，企图恐吓赢得自由的人民。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各型飞机17架向上海投弹60余枚，炸毁房屋2000余间，死伤1400余人。面对这一野蛮行径，新中国不仅调配强大的防空部队进行掩护，还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帮助，大批苏军精锐部队开赴东海之滨，与异国战友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当年参与上海防空作战的苏军中将谢苗·拉夫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1911～2003年）曾写过一篇回忆录，名为《上海，我们来保卫你》，至今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突如其来的任务

1950年初，经历过二战的斯皮里多诺夫以上校军衔出任莫斯科防空区第76高炮师师长，该师驻扎在波德莫斯科维耶镇，师部在韦斯特列尔一克雷拉特斯科耶村，任务是防范来自西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空中威胁。全师换装了新式100、130毫米高炮与火控雷达，师里正在对团长和营长进行作战培训，主要教授战勤班协同作战和高炮操纵方法。培训主要在教室和火力阵地进行，最后在靶场上以实弹考核结束。

蘇联工厂将支援中国的飞机组件包装起来

当斯皮里多诺夫忙着组织训练之际，2月12日深夜，一通的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斯皮里多诺夫拿起话筒，里面传来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高级参谋的声音，他传达防空区司令员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的命令，要斯皮里多诺夫速去司令部报到。30分钟后，斯皮里多诺夫赶到位于基洛夫斯克的司令部，莫斯卡连科招呼他坐下，又喊来防空区参谋长巴季茨基，然后问道：“斯皮里多诺夫同志，国家需要您前往中国执行任务，您觉得行吗？”斯皮里多诺夫立即表示同意，莫斯科防空区各师级以上领导已传达一个消息：1月16日，以刘亚楼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商请苏联政府派防空军部队来华，协助保卫上海等重要城市。斯大林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请求。对情况了如指掌的斯皮里多诺夫坚定地表示：“我认为帮助中国同志是正确的，如果需要我投票，那么我一定赞成。”

莫斯卡连科透露，斯大林已下令组建一个防空部队集群去中国，他还让巴季茨基当面宣读了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签发的命令，其中提到：“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为了执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命令莫斯科防空区组建一个防空部队集群，前往中国执行国际主义战斗任务，保卫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空中安全，组织战斗行动。兹任命巴季茨基中将为防空部队集群司令员，斯柳萨列夫少将为副司令员，维索茨基上校为参谋长，巴克舍夫耶上校为主管政治工作的副司令员，米哈伊尔·涅斯捷罗维奇·亚库申上校为歼击航空兵主任，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同时免去斯皮里多诺夫上校的第76高炮师师长职务，任命其为第52高炮师师长，带领全师加入防空部队集群，负责上海的地面防空。”这份命令还明确了防空部队集群中的其它部队，包括歼击航空兵、探照灯、无线电（雷达）和后勤部队，这些都是莫斯科防空区最优秀的部队，命令还表达了对派遣官兵的信任，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辜负苏联政府的委托，一定能够成为在中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模范。

接下来的几天，斯皮里多诺夫向继任的别兰上校移交第76高炮师的工作，随即来到第52高炮师，在师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帮助下迅速熟悉情况，并与师部人员共同安排前往中国的行程。

即将开赴上海的苏军歼击机部队

总司令的期望

1950年2月14日，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实际为苏军防空部队集群来华提供了法律基础。16日凌晨4时，首批援华先遣组在莫斯科中央机场登上里2飞机，为首的是巴季茨基，包括斯皮里多诺夫、维索茨基、亚库申等重要指挥员，大家坐在冰凉的机舱里，但个个情绪高昂，大家努力回忆着1941年莫斯科防空作战的细节和经验，希望能对今后组织上海防空作战有所借鉴。飞机沿着莫斯科一喀山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一赤塔一哈尔滨一北京航线一路东去，中途只在赤塔停留了一个晚上，来自外贝加尔军区的斯柳萨列夫少将登上飞机，加入这趟行程。17日，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先在哈尔滨降落，那里驻有苏联秘密援华的轰炸航空兵部队，机场人员荷枪实弹地迎接了新来的客人。到达终点站北京南苑机场时，巴季茨基一行受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及苏联大使馆代表的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巴季茨基受到特别关注，不仅因为他职务最高，还因为他早在1938年就以苏联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华协助抗战，不过当时迎接他的是国民党官员。

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苏军高级军官们了解到中国当前的现状，向外交人员请教一些与中国同志打交道应该注意的地方，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诫大家：“你们在与中国同志和百姓打交道时，要尊重他们的传统和风俗。”过了几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接见了苏军代表，他热情招呼大家在放满精美茶具的桌前坐下，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指出，台湾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依靠暂时的海空优势封锁大陆，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空袭上海等重要城市。巴季茨基则向朱德介绍了组织上海防空工作的一些设想，他胸有成竹地表示：“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上海空防将万无一失。”谈话中，坐在一旁的斯皮里多诺夫仔细观察大名鼎鼎的朱德总司令，他身材不高，穿着一身非常朴素的军装，与普通士兵难以区别，只有从左胸上的胸章才能确定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非常细心，求知欲强，每逢不清楚的地方总要问个明白。

当晚，苏军将校受邀参加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及苏联大使。中国同志表达了对苏联援助的深切感谢，北京的厨师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宴，但苏联客人觉得桌上的面包太少了，希望再加一点，这个细节被刘少奇发现了，他不仅满足了客人要求，还向苏联朋友讲了一件往事：

“你们想加点儿面包，我们非常乐意。想当年（指1921年），我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路上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安排在莫斯科民族饭店，几个人一间房，吃饭也在那里。列宁亲自为我们制定了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50克面包。我们要求增加面包的数量，列宁就下令每人再加50克（按照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三餐以肉、蛋、菜和牛奶为主，面包为辅食，米饭更为稀少）。当时苏俄人民处于世界反革命力量的包围之中，生活很艰难。今天，我们的处境与当时的苏俄相差无几，但感谢列宁缔造的国家相助，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满足你们的要求，面包管够吃！”

完美的战友

2月18日，专机从北京飞往上海，中途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那里是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驻地，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栗裕的指挥部也在那里。粟裕接待了苏联客人，他先是简单介绍一下华东军区的领帅机关，当时军区司令员为陈毅，他还兼任上海市长，主要负责军区政治与行政领导工作，而军区作战的直接领导是副司令员粟裕，他同时兼任三野副司令员（司令员为陈毅）。在斯皮里多诺夫的印象里，栗裕身形削瘦，左臂明显受过伤，但他精力充沛，交流起来很轻松，他的穿着与身边的警卫员没什么区别，都是棉布上衣和裤子，八角帽，土布鞋，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志，只在左胸衣袋上方的白色胸章上标注着现任职务。讨论中，粟裕讲得十分坦诚，见解清晰，判断坚定，他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当时的态势，熟悉蒋介石军队的编制、战斗力及美国幕后支援的情况。粟裕以既不夸口也不保守的态度，描述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和训练情况，介绍了过去几个月解放东南沿海数十座岛屿的战斗经过，还透露了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准备，作为“礼尚往来”，巴季茨基也向粟裕介绍了未来组织上海防空的具体设想。

1949年9月，安国路76号一栋建筑的房顶上架起了一部日制“四式”雷达，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雷达站在上海建立了。交通大学等學校师生组建了雷达队

19日上午，专机从南京飞抵上海虹桥机场，苏方人员中午就见到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他详细介绍了当前防空形势，包括华东军区能为防空作战提供哪些部队和装备，上海城市现状和平面位置特点，尤其是重要工业和交通设施分布情况等。巴季茨基则向陈毅介绍了苏军武器装备、集群构成和指挥机关的情况。在陈毅和华东军区指挥部的领导下，中苏防空单位制定了基本的联合工作方针，还责成王海云担任两军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员（后晋升为上校，担任过中国驻苏副军事参赞）。

20日，巴季茨基和斯柳萨列夫奉命飞回北京，他们要接受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斯皮里多诺夫则与其他战友留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战役布势工作：

·组织现地勘察，为防空部队集群司令部、指挥所、部队和分队选择驻（阵）地;

·按照战斗分工，组织上述机关与部队部署;

·分析已经部署在火力阵地上的中国高炮部队的现状;

·分析歼击航空兵各个机场的现状。

首先开始的是驻（阵）地的选址工作，中方推荐了上海周边几个地点，并带着苏联战友到现场详细勘察。其间，王海云发挥了有效的沟通作用，这位富有创造精神的军官一直陪在斯皮里多诺夫左右，并帮助苏方人员直接与陈毅联系。通过对候选地址的分析与评估，斯皮里多诺夫将结论汇报给陈毅，在他批准后立即安排部署。选址期间，斯皮里多诺夫看中了上海南郊一个建有跑马场的英式小镇，那里作为防空部队集群司令部与指挥所驻地的优点是远离市中心，而且全镇被绿树包围，便于隐蔽。当斯皮里多诺夫提出这一建议才三天，王海云就陪着苏方人员前往那座小镇，镇里已经没有一匹马和一个英国人了，只有中国卫兵。

在考察解放军高炮集群和阵地配置时，斯皮里多诺夫注意到一个高炮连的位置不太合理，建议他们转移到上海近郊一个大体育场，但那里属于一家法国商贸公司，体育场旁边有一座四层楼，是一家工业产品商店，这栋楼的一角居然与体育场看台连在一起。第二天，王海云邀请斯皮里多诺夫去那里视察，结果商店里已没有一件商品，楼房也被大量中国战士保护起来。中国人办事效率之高，高炮连很快就进驻了体育场，而商店大楼成了官兵的营房。

出于对苏联同志的关心，王海云建议将从大连过来的苏军歼击航空兵团驻扎在设施齐全的龙华基地，但斯皮里多诺夫则选择更能保卫市区目标的北部大场基地。中方的主要顾虑是大场基地在国民党军撤退时遭受过大破坏，留下的尽是残垣断壁，斯皮里多诺夫对此并不在意。后来，中苏官兵共同将一栋破旧的大仓库当作指挥部和飞行员宿舍，并用竹木搭起草棚，权当修理问。就是在这种原始的“基地”里，中苏战友开始了共同保卫上海的征程。

高效率的中国人

根据作战计划，中苏上海联合防空部队集群的战斗编制是：

·三个解放军中口径高炮团，装备苏制85毫米高炮、PUAZO-3型火控仪和测距仪;

·一个解放军小口径高炮团，装备苏制37毫米高炮;

·一个苏军米格-15歼航团（团长为帕什凯维奇中校，飞机被拆解后通过铁路从莫斯科运来）;

·一个苏军拉-9歼航团，从大连转场至上海;

·苏军第52高炮师（斯皮里多诺夫为师长），从莫斯科经铁路运抵上海;

·一个苏军探照灯团（雷辛科上校任团长），从莫斯科经铁路运抵上海;

·一个苏军雷达营，从莫斯科经铁路运抵上海;

·两个苏军机场装备维护营，一个从莫斯科经铁路运抵上海，一个从旅顺运抵上海。

2月25日，苏军首批战斗人员与装备从莫斯科经铁路运抵上海，他们属于机场装备维护营。为了迎接该营，以陈毅为首的大批解放军官兵来到上海火车站，帮助苏军装卸装备，运到驻地，几百辆卡车也同时出现在火车站，一度形成拥堵。中国官兵争先恐后地参与装卸工作，互相干扰，经过疏导后才井然有序。3月底，经过紧张地工作后，上海防空系统基本建成，当国民党飞机再次窜到上海上空时，所有指挥所、机场、高炮阵地、探照灯阵地和雷达阵地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上海防空系统完全按照苏联军事条令条例运转起来，在敌机来袭的主要方向上设置环形防线，当目标进入远距离防区时用歼击机阻击，进入防区纵深后用高炮射击，探照灯与雷达为歼击机、高炮提供战斗保障。要指出的是，协同作战与火控指挥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当时上海高炮部队多半是解放军，苏军只有一个第52高炮师，而歼航团、探照灯团、雷达营和机场装备维护营全是苏军。作为高炮部队集群的指挥员，斯皮里多诺夫向中苏两国高炮团长和各个司令部下达作战决心与指令时非常困难。通过反复演练，才解决了政令传达问题。每个高炮团的指挥所里都有一名中国参谋和一名俄文翻译，斯皮里多诺夫的命令通过他们从集群指挥所传达至团指挥所，再传达给下级部队。

战备期间，苏军从上海公安部门获悉，美蒋情报机关正设法绑架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去台湾，目的是制造宣传效应，为美国侵犯中国内地制造借口。为了不让美蒋阴谋得逞，上海公安加强了警戒，包括指挥所、机场、火力阵地、探照灯阵地和雷达阵地，对外出的苏联军人也加强了保护。

无与伦比的胜利

1950年3月底之前，国民党飞机主要从台湾松山机场窜犯华东空域，中苏指挥员分析了这些飞机的活动规律，制定出严格而主动的作战方法。根据安排，上海防空兵力始终有三分之一处于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火，防空部队集群指挥所里保持一个全天候的战勤班，带班首长为集群副司令、参谋长、高炮主任和歼航兵主任，下属各部队指挥所也按照相应原则进行作战值班。剩余三分之二的部队要么训练，要么在装备旁边休息待命。

4月起，携带美制炸弹的国民党飞机又活跃起来，但他们不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有苏军歼击机在上海空域进行战斗演练了。一般来说，国民党空军都以单机形式窜犯上海，并且多在白天进行，空袭密度不大，一周不超过三个架次。从4月到10月，上海防空部队集群共50余次进入战备状态，高炮部队开火，歼击机升空拦截，国民党飞行员往往调头就跑。在你来我往的较量中，中苏部队合作击落了三架敌轰炸机，击伤四架。在5月份，国民党空军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改变航线和飞行高度，企图躲避拦截。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苏防空部队发现一架敌机位于5000～6000米高度，不停地变换航线，很快进入多个高炮连的防区，由于火力分配上出现一些问题，各高炮连发射了过多的炮弹，以致于最后很难判断是哪个连有效击中目标的。当然，敌机还是被击伤了，拖着黑烟向大海方向逃离。事后，中苏部队召开联合会议，分析战斗行动组织不充分的原因。

4月21日上午，浙江沿海空情观通总站传来信息，说有两架敌机正朝上海方向逼近，飞行高度为4500米。按照巴季茨基的命令，苏军两架米格-15紧急升空拦截。见米格机渐渐逼近，敌人的一架F-10侦察机（B-25轰炸机的衍生型）迅速调头，仓皇向台湾方向逃去。但第二架却继续径直向前飞，丝毫没有改变航向和高度。只见这架飞机晃动着机翼，这是国际通用信号，含义是：“别误会，我是来投诚的。”在苏联飞行员押解下，这架国民党轰炸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地勤人员打开舱门后才发现，驾机投诚的国民党飞行员居然被预先用链子绑在座椅上，如同负荆请罪一般。

最危险的一次夜间拦截发生在6月，苏军雷达部队在距离上海160～170千米处发现一架国民党B-24M轰炸机，并进行稳定监视。随后，探照灯部队开始对其进行照射跟踪，两架米格-15歼击机升空拦截，很快锁定了暴露在探照灯下的敌机。与此同时，解放军高炮连也发现了目标，大量炮弹在敌机周围爆炸，但同时对苏军米格-15歼击机也造成威胁。好在轰炸机被击伤，开始失速下落，米格机迅速离开，解放军继续开炮，直到将敌机击落于上海北郊。苏军根本无法叫停中国高炮手，他们的战斗士气需要发泄。战斗结束后，整个上海沸腾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架被击落的B-24M重型轰炸机，很快陈毅就来到指挥部，同行的还有华东军区和上海党政干部，感谢苏联同志配合解放军高炮战士打下国民党轰炸机。

1950年5月11日被击落于浦东塘桥的国民党B-24M轰炸机残骸

8月初，中苏防空部队又击落一架敌机。那一天正赶上斯皮里多诺夫在指挥所值班，现场还有亚库申上校，他负责指挥歼击机，此人在1937年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是莫斯科防空区第6歼航军副军长，如今他以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的身份来到上海（当时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是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空中监视、报警和通信主哨位值班员报告，在上海上空5500米高度发现一架敌机，斯皮里多诺夫命令所有指挥所与防空阵地进入一级战备，集群指挥所的领航员开始按照空中监视、报警和通信主Ⅱ肖位提供的数据绘制敌机航线图，制定拦截方案。随后，两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12分钟后发现目标，长机向亚库申汇报后得到攻击命令。很快，国民党飞机被击中，坠毁在上海市郊130千米处。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落地范围被解放军锁定，终被抓获。8月下旬，又有一架国民党轰炸机被拦截后迫降。

苏军上校斯皮里多诺夫从上海回国后晋升防空军长

友谊万岁！

上海防空区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指挥体系日渐完善，诸兵种部队作战水平显著提升，特别是各级指挥所设置了各种战勤班，每周进行两三小时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演练和演习。为了进行模拟打击训练，各指挥所和防空作战部队共有40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50年10月初，莫斯科传来指示，责成驻上海苏军部队将所有作战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于是斯皮里多诺夫和亚库申开始制定计划，教授中国战友如何使用这些装备，如何进行作战指挥，其中向中国空军传授米格-15歼击机驾驶技巧的任务由亚库申负责，而斯皮里多诺夫负責司令部机关与指挥所战勤班的作战指挥培训工作，重点是培训高炮、探照灯部队与雷达分队的指挥员。

在上海南郊的虹桥机场，斯皮里多诺夫组织了上海各高炮团的指挥员培训，内容包括：高炮防空与火力指挥的组织办法，高炮连战勤班对高空与低空目标进行拦阻射击和瞄准射击的方法。受中方邀请，斯皮里多诺夫还前往南京的一些防空部队进行现场教学。中国学员们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积极性非常高，不论理论知识还是设备操作都上手很快。比如，斯皮里多诺夫头一天给学员们讲的《拦阻射击组织与实施过程》，第二天早上就被华东军区炮兵主任找人翻译成了汉语教材。中国学员的努力换来了不错的成绩，在五次对空中机动靶机进行示范射击考核时，所有靶机全部在指定区域内被击落，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对官兵的学习结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过，亚库申负责的歼击机飞行员培训工作遇到点困难。当时，中国空军混成第4旅全员来到大场基地，在苏方同志的帮助下，改装米格-15喷气式驱逐机。苏军选派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军官和工程师当教员。按照计划，改装理论学习时间只有15天（通常要3个月），主要学习高速飞行原理、米格-15飞机构造、RP-45涡喷发动机、航空仪电设备、航空军械、航空无线电设备等。苏联教官每天上午7点钟上课，6小时一贯制，由于没有教材，中国学员必须一边专心听课，一边紧张地作笔记。虽值夏末，上海依然高温似火，教官和学员在闷热潮湿的草棚教师里上完一堂课，往往汗流浃背，头昏眼花。苏联官兵非常钦佩中国战士的吃苦耐劳，他们惟恐记错飞机上的技术数据，不厌其烦地找苏联同志核对。等到结束改装理论学习，每个中国战士通过严格考核取得优秀成绩时，苏联教官逢人就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的战士，了不起！了不起！”不过，亚库申发现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机时最大的问题是身体素质太差，为了不让飞行员与战机发生“非战斗减员”，亚库申从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加强训练，他要求中国飞行员要像苏联飞行员一样有相同的伙食标准和休息制度，从根本上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最终先进的米格-15歼击机交给了一群可靠的人。1950年10月19日零时，中国空军首支喷气机部队正式担负起保卫上海的任务。

1950年11月底，培训工作结束，苏方同时向中方移交各型飞机119架、探照灯72部、雷达12部。按照中国领导的要求，为了检验解放军的战斗力，在移交验收时举行了首长司令部演习，并取得圆满成功。当斯皮里多诺夫随苏军大部队一起离开上海，火车缓缓启动时，站台上传来阵阵欢呼：“友谊万岁！友谊万岁！我们是兄弟！”为了表彰斯皮里多诺夫的上海之行，中国政府为他颁发了“上海卫士”和“中苏友谊”奖章，还有一张由朱德总司令签发的身份证，上面写着“张京”，那是1950年他在中国工作时使用的化名。

背景材料：空袭上海的国民党空军部队

据查，与中苏联合防空部队交手的主要是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这是一支重轰炸机部队，曾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上海江湾为主要基地，配备美国军援的B-24M轰炸机，但主要执行空运任务，忙着将国民党军送往全国各地，抢占胜利果实。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该大队重操旧业，对解放区展开野蛮轰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3月以后对陕北解放区及延安的攻击。

1949年初，鉴于大陆战局无可挽回，蒋介石密令第8大队迁往台湾新竹，作为其“空中预备队”，利用其重轰炸机航程远的特性，继续对大陆解放区执行战略打击。1950年，第8大队频繁对上海进行空袭，特别是第12中队侦察到上海附近出现不明喷气机进驻后，该大队仍不知收敛，依然我行我素地窜犯。5月11日，第8大隊派出两架B-24M重轰炸机夜袭上海，“9”号长机刚一进入目标区后就被中苏联合防空部队击落，机上的大队长李肇华、监察室主任王鼎基、机械课长徐书林、通信室主任黄柏根、航行参谋傅锡利、管介武、军械员周致远均告毙命，一下令这个不可一世的大队丧失行动能力。

上海防空作战中，国民党空军第12侦察中队也是“常客”，当时他们主要装备由美制B-25中型轰炸机改装的F-10侦察机，偶尔还承担护送空军副总司令乃至蒋介石的任务。1949年2月和5月，第12中队分两批从大陆逃到台湾桃园，并以此为基地，频繁窜犯大陆。1950年3月14日，第12中队的F-10分队指挥官孙希文与方振中上尉共驾“07”号侦察机，前往上海及其周边的江苏徐州机场、南京水电厂执行刺探，结果被苏联米格-15歼击机击落，同机殒命的还有刘鸿业、范土奇、许肃常、郭子振等人。

【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