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周期波动与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朱 珠，张 博

(1.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 100872；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33；3.中国农业银行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05; 4.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寻求经济中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使人们充分理解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的深刻内涵。与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相比，金融周期理论更注重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金融周期主要指由金融变量扩张与收缩导致的周期性波动。而且，央行应该识别和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我们对金融因素的周期性变化加以研究。

不良资产行业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清道夫和金融运行的稳定器，这一行业天然肩负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任。准确把控金融因素的动态化运行规律，及时识别并化解潜在风险，有助于资产管理公司在发挥维护金融稳定运行、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同时，实现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金融周期在学术界尚属于较为新颖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均未给出明确的定义。Borio(2014)[1]以及法国中央银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描述。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和机构均认为，金融周期是由金融因素引起的宏观经济真实、持续的周期性波动，这种金融因素可能是利率、信贷以及房地产价格等指标，也可能是投资者对于风险和价值的判定。国内学者方面，邓创和徐曼(2014)[2]、苗文龙(2005)[3]、伊楠和张斌(2016)[4]等从不同层面对“金融周期”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主要将金融周期定义为金融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周期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金融周期的正确测量是决定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结果可靠性和研究价值的前提。目前学术界在金融周期的测量指标和测量方法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测量指标选取方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单一的金融指标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Claessens 等，2011[5]；陈雨露等，2016[6]；伊楠、张斌，2016[4]等)；另一种是使用多个金融变量加权得到综合金融周期指数(彭文生，2017[7]；Goodhart和Hofmann，2001[8]等)。现有文献关于金融周期测量方法的选择主要有：转折点分析法(伊楠、张斌，2016[4]等)、金融指标加权法(封思贤等，2012[9])、主成分分析法(刁节文等，2013)[10]、滤波分析法(苗文龙，2005[3]；彭文生，2017[7])以及频谱分析法等。

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规模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宏观逆周期、微观顺周期的特征，同时兼具顺周期性和逆周期性是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区别于一般金融行业的重要特征。目前学术界对中国金融周期波动与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研究较少，但仍有部分学者指出，受金融政策变化、宏观调控、房地产周期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不良资产价格及供应量呈周期性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依存性(周礼耀，2016)。[11]孙国峰(2014)建议将具备专业不良资产处置能力的资产管理公司纳入中央人民银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12]周礼耀(2016)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周期模式主要表现为不良资产的逆周期收购、不良资产的顺周期销售以及不良资产的跨周期平衡三个方面。[1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课题组(2016)指出，不良资产的产生与经济强相关，经济增速的下行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是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不良率攀升的重要诱因。同时，经济的下行周期使得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加大对不良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争抢不良资产市场“蛋糕”，占领市场先机。[13]胡建忠(2015)曾指出，在经济下行周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资产管理公司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我国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丰富、各种新的抵质押品的出现、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化，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需要越来越多地借助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平台，以便为政府、银行、实体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救助和金融解决方案。[14]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我国金融周期波动特征及其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全方位地描绘我国的金融周期，并从实证角度刻画其形态及运行规律，有助于理解我国金融状况变化的典型特征，增加对金融周期的认知。动态把握我国不同时期的金融风险，对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不良资产行业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清道夫和金融运行的稳定器，这一行业也因此具有了特殊意义。准确把控金融因素的动态化运行规律，及时识别并化解潜在风险，有助于资产管理公司维护金融稳定运行、服务实体经济目标的实现。再次，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始于政策性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需求，但经历市场化转型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发展成为全牌照经营的综合性金融控股平台，其经营背景和经营模式与之前大相径庭。伴随金融因素在经济周期中发挥作用的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只有结合金融周期因素，才能在发挥逆周期救助功能的同时实现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FCI)，继而借此分析金融周期的波动与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周期的关系，并根据FCI的趋势预测，对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经营方向提出建议。

三、度量中国的金融周期—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本文参考English(2005)[15]、高盛GSFCI(Goldman Sachs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以及邓创和徐曼(2014)[2]的指标选取方式，结合中国金融市场数据情况，综合考虑股票市场、货币市场、风险溢价、金融杠杆、物价变化、房地产市场、汇率波动、资本流动等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力争从不同维度全方位刻画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指标名录如表1所示。

表1 主成分分析的指标选取名录

本文所使用的6组基础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货币市场方面，金融周期波动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较为敏感，参考一般文献做法，本文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衡量选用M2同比增速这一指标。同时，利率的变化可以反映出金融市场资金面的供求状况，折射出金融机构的经营处境且预示其风险倾向，对金融周期的走势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本文选用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和1～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以及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利率的代表性变量。

股票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股票价格是金融市场关键的资产价格指标，本文除了引入上证综合指数以及上证A股指数的同比增速以外，还引入了股票总市值占名义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用以反映我国资本市场相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各国股市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提高速度总是非常缓慢且极不稳定；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火热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提高速度则会很快。

风险溢价水平常用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冷热状态。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显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风险偏好的改变以及对金融市场未来走势的预判可以从长短期利差的走势中得以体现。为了涵盖交易者对市场走势的多维预判，本文的研究选用了三个代表性利差作为风险溢价水平的代理变量。

金融杠杆及其波动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均有重要影响。金融创新的发展提升了杠杆变化对于金融周期演进的推动力。正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内生性关联，金融杠杆通常被作为考察金融周期的重要变量。本文选取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等四项指标用以反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杠杆水平，衡量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情况。

CPI的月度同比可以反映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在我国居民投资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还选取了国房景气指数以及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增长率作为反映房地产价格的代理变量。

为了构建出全方位的金融周期指数，对外汇市场的关注不可或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一国货币购买能力的真实体现。同时，国际经验表明，频繁而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不仅是一国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来源，还会对金融周期的扩张与收缩起到助推作用。为了避免净额数值难以有效反映资本流动真实状况的现象，本文选用我国资本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总和反映我国资本流动情况，并用该值与GDP之比作为衡量我国资本流动的代理变量。

(二)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的构建

各指标均做月度化处理，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的具体构建步骤如下：

首先，对含季节成分的数据进行季调之后采用H-P滤波分离出趋势成分，仅保留各变量对其自身均衡值的周期性序列，用以表示其正向或负向的波动。

其次，选用min-max方法标准化处理所有变量，以消除其量纲区别。

再次，对前述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周期指数。整体而言，前述20个变量的相关程度较高，表明内含的信息重叠较多，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借助Eviews9.0进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成分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前6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可以代表全部变量76.66%的信息，能够反映绝大部分金融市场的波动内容。因此，本文选取前6个主成分，配以各自的贡献率权重，拟合出样本期间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FCI，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趋势

(三)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特征

图1的中国FCI可以用来反映金融环境的冷热情况。曲线位于零线以上表示金融活动趋向于繁荣，位于零线以下则意味着金融活动趋于萧条；曲线上升代表金融周期倾向于扩张，反之则倾向于收缩。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4年二季度以前，FCI大体波动于零线附近，表明这一段时期我国的金融环境相对稳定。2004年二季度之后，FCI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样本期间共发生了四次明显的金融周期收缩和三次明显的金融周期扩张。第一次金融周期收缩发生在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三季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2004年我国宏观调控力度加码，信贷增速和资产价格降低，企业及金融部门去杠杆化浪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美联储在此期间进入了连续17次的加息通道，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我国金融市场活跃度逐渐下降。第二次金融周期收缩发生在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主要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的国内外需求减少以及股市的暴跌。第三次金融周期收缩出现在2011年第三季度～2012年第四季度，主要影响因素为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环境的负向冲击。第四次金融周期收缩出现在2015年第一季度～2015年第四季度，体现出资本流出下外汇占款下降和连续降准所导致的央行被动缩表效应以及股市走低的影响。第一次金融周期扩张发生在2006年第四季度至2007年四季度，主要得益于信贷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攀升。第二次金融周期扩张出现在2009年二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主要原因是我国为应对次贷危机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及货币政策基调转松。第三次金融周期扩张出现在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主要源于房价与信贷的顺周期扩张导致了物价攀升，金融周期指数出现小幅走高。总体来看，基于本文指标与数据构建的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的波动情况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期内我国实际经济金融状况的走势。

四、金融周期运行下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研究

作为不良资产市场一级批发商和二级供给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经营的主要标的是金融市场中的不良资产，主要包括金融不良和非金不良两类，其中银行不良贷款占据了金融不良的绝大部分，也是AMC最重要的业务来源。资产管理公司通过重整、重组、重构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利用产业并购基金、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互联网+”等创新模式介入股权质押爆仓风险、信用债违约、资产证券化项目违约以及P2P风险处置等多场景的风险处置领域，在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可以看出，AMC的行业特质决定了其经营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关系密切，研究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周期之间的关系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周期的理论关系

一般而言，随着金融市场的复苏，银行信贷逐步增多，经济向好的预期伴随可分配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开始投资于股市或房地产，带动资产价格上涨。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具备抵押功能，投资者将预期价格不断上升的资产作为抵押物进行新一轮融资，全社会的金融杠杆继续攀升，流动性趋于宽松甚至泛滥，金融周期处于上扬阶段，而此时银行剥离、出售不良资产的意愿较低，不良资产市场供给规模相对较小，买方之间价格竞争激烈，市场卖方特征明显。当金融市场过热运行的动力衰减时，银行等机构开始收缩信贷，市场的流动性逐渐吃紧，资产交易量逐步减少，受到预期及供求关系的影响，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乏力直至下跌，部分融资方被迫处置抵押物，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滑，社会信用状况深度恶化。如此往复，金融周期进入下行通道，下行压力迫使卖方争相出售不良资产，市场供需关系出现调转，不良资产价格出现下调趋势，叠加此时AMC前期高价抢包带来的巨大处置压力，使其在收购时对不良资产价格的判断更为谨慎，导致不良资产价格继续回落，商业银行与AMC在标的物价格博弈中的优势有所减弱，不良资产市场进入买方市场阶段。经济金融环境的萧条提速了不良资产的风险暴露及出清速度，待金融周期运行至萧条底部时，政府低利率及扩张信用等调控政策的刺激促使社会预期好转，市场信用状态初步恢复，金融周期进入下一轮复苏阶段，相应地，不良资产的供给及成交量再次步入下行通道。考虑到不良资产的暴露、收购以及处置均存在一定的时滞且AMC行业具有一定的被动特质，因此，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市场周期运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领先—滞后关系，体现出了AMC行业的宏观逆周期特质。从不良资产供给角度刻画的不良资产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关系详见图2。

图2 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周期的理论关系

(二)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周期的实证描述

1.不良资产供给的宏观逆周期性描述

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银行业市场中的主要份额，本文选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月度数据测算不良市场的供给情况，以期侧面展现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与前文方法一样，所有数据采用H-P滤波分离出偏离值序列(Cycle序列)以表示其正向或者负向的波动程度。不良资产市场周期与金融周期运行之间存在的负向滞后关系如图3所示。因此，剔除极端情况，金融周期大体上可以视为不良资产供给周期的反向先行指标，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一致。

图3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周期变化与FCI数据来源：Wind

2.不良资产处置的微观顺周期性描述

考虑到AMC不仅是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受让方，同时还是二级市场的出让方，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金融周期对AMC业务开展的影响，本文以四大AMC之一的华融收购及处置类不良资产业务的内部收益率波动为样本，对金融周期与不良资产处置周期的关系进行实证描述。由图4可以看出，AMC处置类业务的收益率变化与金融周期的波动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反映出AMC行业的微观顺周期性，但金融周期的波动相对领先于收益率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随着金融周期进入上行通道，资产价格普遍上涨，AMC处置不良资产难度随之降低，处置回收率及收益率较高，反之亦然，印证了AMC行业“逆周期收购，顺周期处置”的商业逻辑。

综上，从不良资产的供给端来看，金融周期的走势一方面对商业银行等机构剥离、出售不良资产的意愿具有明显的影响，决定着不良资产市场的供给周期；另一方面也是AMC与商业银行博弈标的物价格的重要考量因素。从不良资产的处置端来看，金融周期的波动通过影响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进而对AMC的处置周期及预期收益水平构成直接影响。因此，作为不良资产市场一级批发商和二级供给方，AMC在发挥收储商业银行等机构不良资产功能的同时还向市场投放不良资产，其业务周期需紧密结合金融周期的波动而定。总体而言，金融周期下行阶段加大收储力度，上行阶段提高处置效率是AMC商业化经营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图4 华融收购处置类业务内部收益率与FCI数据来源：华融年报

(三)新形势下不良资产周期趋势预测

结合前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周期的运行对不良资产的供给和处置有着重要影响，不良资产周期的走势与金融周期密切相关。因此，对金融周期运行趋势的预判对AMC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本文构建的FCI对我国实际情况具有较好的拟合结果，故可以通过对FCI的预测来预判不良资产市场的未来走势。指数平滑法能够自动追踪数据的变化，对时间序列中所含的短期趋势进行调整，其对中短期经济发展趋势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使用指数平滑法对FCI进行预测的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FCI的指数平滑预测

整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将延续2018年以来的趋势小幅回落，这一方面源于国内转型阵痛期仍未结束，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金融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横行和金融市场不稳定性攀升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环境仍将运行于周期下行阶段，相应地，不良资产周期处于供给上行期和处置收益下行期。对AMC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供给端来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供给的扩张趋势仍将延续，短期内不良贷款规模仍存在一定的扩大空间，不良贷款率也会小幅攀升，但不良贷款转让价格预计稳中有降，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需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调转。截至2018年12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为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3%，较2017年提升了0.09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金融业开放加速，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环境更加复杂，加之短期内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和金融去杠杆、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金融市场信用风险可能继续释放，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可能明显上升，潜在不良将会进一步暴露；监管的趋势性从严也增加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的外部压力。预计短期内商业银行面临的真实风险依然较高，资产质量依然承压，处置不良贷款的紧迫性较往年更强。处置压力叠加不良贷款质量的下降将继续弱化商业银行“惜售”心理，降低其转让价格预期，预计未来不良贷款的转让价格将稳中有降。

从处置端来看，AMC行业的处置难度会进一步加大。一般而言，经济金融的下行压力伴随投资预期恶化、法律环境变化等情况，这些均会降低市场的活跃程度和抵押品估值价格，投资主体也会面临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压力，从而可能延长AMC不良资产的处置周期，同时降低其处置效率及预期收益。而从AMC自身的角度来看，为了缓解前期积极收购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其在金融周期下行期间更倾向于通过加快处置速度来提高平均回收率，但快速销售极易引发市场的踩踏效应，导致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下跌。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AMC行业提高资产周转效率的效果有限，平均回收率并未出现明显改善，考虑到我国金融周期的下行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内，AMC行业在处置端所面临的困境仍将持续。

总体而言，短期内我国不良资产周期将延续供给增多、处置收益下行的阶段。供给增多为AMC行业带来了新一轮的业务机会，但处置难度提高加码了业务风险，同时，金融周期的下行趋势还导致AMC行业面临着内生不良有可能不断攀升的压力。如何危中寻机后功成身退，平衡好责任与收益的关系，对AMC行业提出了更高级别的挑战。

(四)关于未来一段时间内AMC行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1.保持战略定力，强化自身建设

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是本轮不良资产集中暴露的重要诱因，结构调整仍将是未来经济金融运行的主基调，面对未来一段时间持续下行的金融周期，存量不良资产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不良资产将会继续出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作为专业处置不良资产的AMC行业，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守逆周期调控工具的定位；聚焦不良主业，坚持化解风险职能不懈怠；理顺自身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勇于担当，以行业特有的资源禀赋投身稳定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大任之中。

“打铁还需自身硬”，不良资产处置和经营的专业能力将是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面对不良资产处置难度提升的情况，一是AMC要提高创新驱动力，增强经营能力。高质量发展要求AMC将创新驱动融入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不仅需要研究新型资本补充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还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估值和定价的精准度，并创新业务模式，积极探索除协商催收、诉讼追偿、批量转让等传统模式以外的新途径，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债务重组、产业并购基金、市场化债转股以及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等创新方式参与运作，发现暂时被低估价值的资产，并嫁接资本市场，提升其内在价值。未来，拥有充足资本补充且具备对不良资产精准定价、优化处置以及价值提升专业能力的AMC在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才更有作为。二是AMC要强化风险管控理念，提升合规经营意识。强化风险管控主要体现在压降内生不良、实行“穿透式”和全流程管理、推进并表管理、构建专业化集团风险防范体系等方面；提升合规经营意识主要包括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扩大内部审计覆盖、严肃问责制度等。只有切实加强风险管控，以依法合规促进稳健经营，才能从内部夯实AMC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2.优化行业经营环境，提升竞争公平程度

优化行业经营环境。一是可以考虑从宏观层面推进行业立法，保障AMC的依法有序经营。AMC行业一直以来都缺乏正式的法律支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AMC的部分业务范围可能超出现行法律对金融机构职责的界定，还使得AMC正常业务的开展有可能遭遇行政干预。这一问题在金融周期下行期间尤为明显，直接影响了AMC的处置效率。可以考虑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进行修订，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AMC行业近20年的发展历程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维护AMC行业在经营中的合理权益，提高业务效率。二是进一步规范监管规则，优化监管体制。近年来，我国在规范不良资产行业监督管理规则方面进展明显，但仍存在提升空间。例如，不良资产包一级市场的报价、竞标操作仍有待完善；不同不良资产，尤其是非金不良资产的认定方式存在差异，评估标准有待统一；银行不良资产的信息披露规定有待进一步明确；地方AMC的监管细则仍处于缺位状态等。

提升竞争公平程度主要指的是在AMC行业众多参与者之间需要搭建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调动各主体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目前，不良资产市场的需求方由最初的四大AMC扩展为了“4+2+N+银行系”的多元化格局，即四大AMC与地方AMC、非持牌民营AMC以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AIC)并存的局面。但是各主体成立背景不同、资金实力不同、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会存在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为了最大化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挖掘行业潜力，监管机构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调动各类参与者的市场积极性。例如，考虑到AMC市场化资金筹措渠道与AIC低息降准渠道之间明显的成本差异，可以考虑适当降低AMC股权投资监管资本占用的权重；结合地方AMC非持牌机构的定位制约了其在资金来源与信用评级方面所能获得的支持力度，可以考虑给予其一定的政策便利等，帮助其克服发展瓶颈。

3.积极促进合作共赢，理性看待对外开放

不良市场参与主体的扩容叠加非理性竞争促使市场在前几年呈现“卖方”态势。但是，伴随金融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如果缺乏处置能力，很可能形成二次不良。各参与主体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回归理性，从盲目地、不计成本地非理性哄抢不良资产包逐渐转向注重对资产价值的科学评估。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新一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各主体之间需要通力合作，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特定优势，共建AMC行业生态圈，在不断的协作互动中实现共生共赢，共同完成金融市场不良资产出清、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历史任务，同时实现利润的稳定增长。目前，各主体已经开始意识到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效益，积极开展行业内合作。例如，2018年，中国东方与49家地方AMC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发起筹建AMC发展50人论坛，定期举办专业研讨活动；中国信达与15家地方AMC达成战略合作，共同致力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取消AMC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对国内AMC行业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短期来看，外资的进入不仅可以带来更多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和投资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内AMC对不良资产的管理水平和处置效率，还能够有效扩大AMC行业规模，拓宽中资AMC的资本来源渠道，促进国内不良资产管理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但同时，外资的进入也会对AMC行业现有的运营模式造成一定的冲击，打破业已成型的行业现状。长期来看，加大AMC行业的外资引入力度，符合国家“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方针，也契合行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发展主题。我们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有益的外资经验，提高我国AMC行业化解金融风险的综合实力以及经营收益的跨期平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