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蜀中猛将的激情岁月

刘兰

19 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后，成都人民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此刻，战功显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退到幕后，在司令员陈锡联和副政委阎红彦等人的带领下回到川东。彼时的阎红彦怎么也没想到，一场特殊的任命在等待着他。

川东“霹雳火”：清匪反霸雷厉风行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省级行署区。1月1日，川东行政公署成立，主任正是阎红彦。

被毛泽东称为“陕北红军代表”的阎红彦一直主持川东行署工作，回到川东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剿匪。1950年初，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匪暴四起，其中，位于历史上有名的川鄂、川湘、川黔“三大匪区”交界处的川东地区最严重。阎红彦部署了剿匪作战任务，制定了时间表。从1950年1月到12月，共歼匪12440人，剿匪获得全面胜利。

随后，阎红彦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

离开川东后，阎红彦历任四川省委书记等职。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也成为唯一一位获得上将军衔的陕北红军将领。

实事求是是阎红彦一直秉持的行事风格。1959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水肿病情况。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事实弄清楚后，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按规定调拨500万斤粮食给仁寿县安排群众生活。这年秋天，阎红彦便南下云南。

川西“豹子头”：能武能文敦促发展

1949年，当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时，与贺龙搭档的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也由陕西进川。之后，李井泉留在了四川，成为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行政公署主任，也让他与四川结缘16年。

面对百废待兴的川西地区，李井泉带领川西军民迅速恢复了交通，开通了市场，保障了邮电、自来水的畅通，社会秩序较快进入正常，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1952年后，李井泉先后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在这期间，他除了继续领导四川军民清匪反霸以外，还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工农业生产。他对农田水利的发展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毛泽东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据此，李井泉提出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的方针，并主持重修都江堰。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除了制定各种宏观政策以外，李井泉还身先示范搞创新。

当时买棉布要布票，李井泉决定在四川推广种棉花。说干就干，他在省委书记的大院里开始动工，种上了棉苗，还请来简阳县的種棉高手张泗洲，让其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井泉带头种棉花终于有了收获，全省开始推广种棉。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

川南“黑旋风”：反霸征粮速战速决

1950年1月1日，川南行政公署在自贡成立，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担任主任。就在前往川南的任职途中，他接到赶赴重庆的命令，要他领兵入藏。由富庶的川南突然改去高原严寒的西藏，张国华只有一句话：“一切听党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当年2月，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大章兼任了行署主任一职。李大章是泸州合江县人，年少时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陕西、河北、黑龙江等地进行革命斗争，解放后又回到故里为家乡人服务。

川南区接收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建国之初，除了要保证本省人的吃饭问题以外，四川还要调运20万吨粮食支援华东地区，这个任务由川东、川南、川北三个行署承担。

川南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土匪横行。征粮从1950年1月开始，短短两个月间，川南匪乱达到高峰，各路土匪达到几十万。大规模的匪患阻碍了征粮，使川南地区的征粮进度落在全川最后。

在1950年2月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批评：“川南的粮食就没有征上来，你们（川南区负责人）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

会后，征粮剿匪的进度汇报由五天一次改为天天汇报。李大章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他亲自起草了《剿匪紧急指示》，经常冒着危险到基层了解情况。

1950年3月，李大章从宜宾征粮第一线“督战”回来，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将剿匪、征粮、反霸作为中心工作。为了打开局面，他甚至“大义灭亲”。他的叔父是合川县恶霸地主，当地地委不敢处置，报到他那里，他亲自签字批准。

大规模的剿匪从3月开始，到8月基本结束，共歼灭土匪20余万人。据资料记载，川南地区剿灭的土匪人数占整个西南地区的30.5%，可见当时川南剿匪任务之艰巨。这是反动旧势力最后的垂死挣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一场血与火的较量中建立和巩固起来。

川北“大刀”：农业改革立竿见影

1949年12月，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跟随大部队，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川北重镇广元。两个月后，胡耀邦出任川北区委书记、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

川北是实打实的农业区，农业上不去，群众受穷，这是“失民心失天下”的大事。主政川北区期间，胡耀邦不遗余力地恢复和发展农业。

胡耀邦在农业上以抓典型的方式推动工作，谢瑞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谢瑞珍是南部县枣儿乡的一个农民姑娘，解放后在务农上拼命干，成为川北的劳动模范。1952年，前苏联欢庆十月节时，谢瑞珍到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到家乡后，她向家乡人民做汇报，说到斯大林问候中国农民时，胡耀邦笑着说：你比我强，见到了斯大林，了不起。你回去要带动农民兄弟好好种粮，向国家多交粮。

遭受天灾时，胡耀邦也和人民共甘苦。1952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灾严重，很多农民以红苕叶充饥。胡耀邦派人查看灾情，发放救济钱粮，并许诺若是出现夏旱，他愿带头到农村抗旱。他还建议，将小灶伙食改为大灶伙食，与人民共度难关。次日，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内的高级干部等开始吃大锅伙食。

花大力气抓农业生产的成绩相当明显。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增长132%，棉花增长150%，蚕丝增长120%。地方工业的发展也相当显眼。全区的发电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川北的煤矿业、南充的丝织业稳步发展。

胡耀邦在川北工作两年多，中央和西南局对其工作给予肯定，表彰的电文就有20余件。

几大行署的工作也得到上级的肯定，邓小平就曾以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评价几大区的书记：川西李井泉是豹子头林冲，川南李大章是黑旋风李逵，川北胡耀邦是大刀关胜。

川中好汉：埋头苦干播种希望

1952年8月，原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四大行署区合并，恢复四川省建制。存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四大行署区就此撤销。四川合省后，全省辖2个地级市，16个专区。各个地区的首任长官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各项建设中去。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当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12年内，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粮食的亩产量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遂宁专区正属于该地区，但遂宁地委书记李林枝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能提前实现800斤。李林枝给自己加压不是凭空而来，当时，遂宁专区的粮食亩产已达400斤，通过改进耕作技术，800斤的目标并不遥远。

在泸州专区，经过首任地委书记杨超及其继任者刘洪阳的努力，很快建立与巩固了县乡政权，农村土改已基本结束。邓自力担任地委书记时，泸州已进入农村合作化时期。“土改后的第一年农业就丰收了，农村解决了缺粮问题。农民除交纳税收外，还有余粮，为来年生产储备了资金。”邓自力说，泸州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毫无经验，便开始试点。第一步是搞初级社，经过泸县的泸峰试点取得一些经验，便在全泸州地区推广。初级社办了两年后就进入高级社，这时的土地归集体经营，合作社的凝聚力更强了。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步推进，1950年下半年，千年盐都自贡掀起了一场对私营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自贡市委书记牟海秀发出倡议，提倡公私合营。对此，濒于破产的企业主主动请缨，财力较大的则反对。1951年，濒临倒闭的久大盐业公司实行了公私合营，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批资本家才纷纷响应政策。

之后，自貢对29家大型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建立了建华制盐公司。1955年，自贡采用以大带小、先进带落后的办法，把72个生产企业分别并入久大、建华两个公司，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如今，久大盐业依然是我国最大的井矿盐企业集团。

建国初期，新中国如旭日朝阳，满怀憧憬与希冀。四大行署区与各专区的长官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在蜀中热土上忘情挥洒，为后人播种了希望，带来了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