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笼罩下的抵抗

2019-11-07 04:07:59 校园英语·中旬 2019年10期

刘欢 陈李萍

【摘要】《露西》是加勒比女作家牙买加·金凯德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以“露西”言自身,叙述流散异国的加勒比女孩如何在多重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本文以主人公露西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视角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为指导,注重“行动力”的挖掘,分析探索露西如何在多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第三空间”建构自身文化身份。

【关键词】第三空间;身份建构;《露西》;牙买加·金凯德

【作者简介】刘欢,陈李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引言

《露西》(Lucy)是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于1990年出版的作品,是流散写作的典型代表。小说描写了黑人女孩露西为摆脱当地的殖民统治,流散美国、寻求自我身份的历程。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倒序、梦境以及对话形式展开,共分为五个章节,呈现出一条时间线与露西的成长线。

此前,關于《露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母女关系,联系金凯德个人经历,解读母亲形象,对母女关系作出政治解读(Fulani, 2011);二是性别与权力,聚焦少数族裔女性,隐喻性地探讨安提瓜与英国殖民地历史、当代帝国主义的关系(Nichols, 2009);三是文本叙事策略,分析小说的叙事手法及其作用,如《露西》中双重不可靠叙述的分析(申昌英&王绵绵, 2014)。而中外学者鲜有对小说主人公“行动力”方面进行挖掘。基于此,本文以主人公露西为研究对象,从“第三空间”理论视角,探索流散异国的加勒比女孩如何在多重文化夹缝中寻求“第三空间”,构建文化身份。

一、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

“混杂性”(hybridity)一方面指生物意义上的混杂,尤指人种层面;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间的混杂。霍米·巴巴(Homi Bhabha)最早成功将其引入后殖民研究,借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关系状态。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操控与统治并不能实现理想状态,因为这个过程中,权力运作并非单向的,两者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巴巴特别强调被殖民者的“行动力”(agency)。殖民者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权威,很大程度上使得被殖民者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与身份,但这种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地本土话语的影响。混杂导致了两种话语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性。实践中,文化间实现交融,形成一种含混、矛盾且模棱两可的状态,即巴巴所称“第三空间”。 (Bhabha, 2004: 107-120)。

第三空间存在于文化混杂之处,小说中寻求身份的露西正是处于这样的位置。这个流散异国的加勒比女孩依靠自身行动力的挖掘,最终克服种种障碍,进入了多种文化平衡协商的空间,即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加勒比文化完好交融的第三空间,重新建构自我身份。

二、噩梦的萦绕

流散异国是露西对殖民话语的抗拒,是其“行动力”的彰显。无论母亲还是英国殖民统治,都未曾彻底同化露西。表面的顺从是一种带差异的模仿,是讽刺性的妥协。露西内心从未放弃对殖民的抗拒,对自我的追求。

母亲漠视与压制是露西不断复现的伤痛。露西承认母亲深爱自己,但这种爱却是一种负担与恐惧。母亲作为加勒比社会的弱势一方,深受殖民文化毒害和父权压迫。然而,被“同化”的母亲却将家庭空间变成了帝国殖民与父权压迫的延展之地。露西的想法被忽略,个性被约束。弟弟出生后,区别于性别的关怀与期待便构成鲜明对比。作为男性的弟弟成为父母的中心,成长中充满关爱、鼓励与期待。作为女性的露西却失焦,且受到压制。为寻求自由,露西逃往美国,然而母亲的信件与回忆的触发如同一只无形之手依旧将露西把控其中。鬼魅般的母文化如影随形,露西深陷痛苦之中。

英国化的加勒比教育体制是露西挥之不去的噩梦。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玛利亚(Mariah)带露西欣赏水仙,她却满心躁怒,童年阴影般的记忆浮现脑海。《水仙》(Daffodil)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代表作,朴素清新的语言描绘了漫山遍野水仙花地盛开,被誉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英国殖民者将其带入加勒比地区,通过引导学习西方文化彰显自身优越感,背诵诗歌甚至成为英属殖民教育体系中的必修内容(张建萍, 2014: 50)。露西从未见过水仙花,无法理解其美好,却被迫记忆并登台表演。强制性殖民同化行为使得露西厌恶,也是自此她有了两面性(two-facedness):表面欣赏,内心厌恶。虚伪的表演后,噩梦出现,大簇水仙花如猛兽般紧追不舍,露西狂奔至筋疲力尽摔倒在地,水仙乘势而上,将其深埋。露西对水仙的恐惧是无法抹去的回忆,也是对“被殖民者”身份的否定与抗拒。

新生活中,总是会出现似曾相识的影子(Kincaid, 1990: 90)。距离未曾打破噩梦的侵袭,记忆就像摆脱不掉的束缚。但露西以噩梦的形式进行抗拒,而始终无法屈从、无法认同。

三、叛逆式抵抗

无法屈从与认同是露西自我意志的彰显,而抵抗是其寻求身份的方式。童年的露西具有两面性。面对英国化的加勒比教育体制,露西将顺从显露于面,将叛逆隐藏于心,进行着 “隐性”抵抗。在新大陆上,露西的叛逆式抵抗开始显性化,“行动力”开始凸显,逐渐进入“第三空间”。

露西通过信件与母亲联系,母亲的回信却总是充斥着消极。为抗拒母亲的影响,露西断绝了书信往来。母亲身上承载着母文化与殖民文化,书信的断绝实际上也是露西对于文化的否定及反叛。玛利亚是露西美国生活的“领路人”,帮助其适应新的环境,犹如母亲般存在。由于情感的亲近与体态的相似,露西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玛利亚美国式的“教化”尽管出于爱,却依旧是一种束缚,露西最终选择离开。离开是露西对于玛利亚“美国式”教化的反叛。露西与佩吉(Peggy)成为朋友。佩吉抽烟,说俚语,穿紧身裤和假蛇皮的靴子,发型凌乱,有着神秘气息,一副叛逆青年的模样(Kincaid, 1990: 60)。两人分享叛逆精神,共同从抵抗中找寻自由。露西忽略母亲的规范与玛利亚的忠告,与佩吉一起在性中找寻快感,将男人变成 “玩物”,以性取乐,而不生情。这种玩乐态度是对男权主义思想的反叛。

以自由为方向,以反叛为手段,露西重塑身份。强烈的自我意识转化为 “行动力”,使她不断打破束缚,书写自己的形象。露西开始独立生活,学习摄影,甚至开始了美国的职场生活。一个独立女性的姿态呈现出来。从饮食到起居,露西逐渐变得“美国化”,她习惯并喜欢这种生活。小说最后一章标题为“露西”,于此主人公的名字才被提及。名字作为文化与记忆的承载、身份的象征,体现出主人公的变化。从第一章“可怜到访者”(Poor visitor)到最后的露西,自我认知的改变展示出露西已摆脱束缚,实现了自我成长与内心的安宁。加勒比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最终达成了一个平衡状态。露西最终实现自我赋权,在叛逆的反抗中逐渐进入了“第三空间”,构建多重文化身份。

四、结论

自我意识强烈的露西难以与英国化的加勒比文化实现认同,选择流散美国。深受殖民影响的加勒比女孩在美国立足势必会受到各种困扰,除了对新环境的陌生之外,还有来自记忆深处的殖民伤痛。而露西在“行动力”发掘中,内心从否定、反叛至平衡,逐渐进入了“第三空间”,三种文化完好交融。露西不再受记忆的困扰、殖民文化的侵害,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局外人,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构建了多重文化身份。

参考文獻:

[1]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4.

[2]Kincaid, Jamaica. Lucy [M]. New York: Plume,1990.

[3]Nichols, Jennifer. Poor Visitor: Mobility as/of Voice in Jamaica Kincaids “Lucy”[J]. MELUS,2009,34(4):187-207.

[4]芮小河.加勒比民族寓言的性别寓意——评《安妮·约翰》及《我母亲的自传》[J].外语教学,2013,34(01):90-93+103.

[5]申昌英,王绵绵.《露西》中的不可靠叙述与潜藏文本[J].当代外国文学,2014,35(04):43-52.

[6]张建萍.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华兹华斯《水仙花》的殖民隐喻解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6(08):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