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婚恋杂剧看女性婚恋观

卜春凯 郑晓烨

内容摘要：相较于前代类题材作品，元代婚礼杂剧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普遍增强。在中国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化下，元代婚恋杂剧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的女性形象。剧中女性大都追求人性解放与爱情，不卑不亢，自尊自重，追求自主平等的婚恋，渴望建立于情感之上的爱情婚姻。研究元代婚恋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婚恋观，对于我们更好了解元代文人的创作心理，甚至了解元代女性形象和婚恋观念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元代 婚恋杂剧 女性形象 女性婚恋观

《西厢记》被明代代表批评家王世贞称誉为北曲的压卷之作，是元杂剧中婚姻爱情题材的隽拔作品。综观中国的爱情故事文学，不难见张生式的情种，莺莺式的女主人公，配角红娘式的热心肠，老夫人式的封建家长，以至郑恒式的从中破坏作梗的小人;不难见《西厢记》式的爱情曲折起伏和大团圆美满结局。这种类型化现象恰恰反映了《西厢记》在爱情文学中的典范性。今学界大体上认同《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这种观点;在近些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从元代婚恋杂剧这个角度研究女性婚恋观的相比其他领域尚显空白;王兆才在《<西厢记>：写出人物灵魂的深处——崔莺莺心灵世界解读》（《中文自学指导》2002年第6期）和牛晓霞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叛逆心理剖析》（《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丛刊》2005年第9期）中认为崔莺莺的心理是“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指出长期的封建禁锢是迫使她冲破封建儒家文化的藩篱的重要缘由。本论文研究将立足于《西厢记》来研究元代女性婚恋观，以希对在元代婚恋杂剧中观照女性婚恋观的细微探讨能为其他元代女性婚恋观的研究提供些微借鉴。

一.超越时空的婚恋观：人性解放与爱情追求

1.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从有缘人到有情人

崔莺莺与张君瑞的爱情焕发的勃勃生机，不得不让人慨叹：两个不同阶层却有缘的人，看上去脆弱不堪的爱情，却能冲破一切阻碍，摆脱世俗的羁绊，这真是人间最美的真性情。

“爱情需要机缘。崔张爱情的机缘是张君瑞博取功名和崔莺莺新承父丧。功名和父丧都是爱情的天敌，然而却也可成为爱情的引信。真正的爱情是纯美无暇的，是超出一切世俗之外的阆苑仙葩。”[1]张生第一次见莺莺便惊呼：“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听到莺莺说话又：“我死也！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心理学上：一见钟情的重要因素是对方身上有良好的学识风度、优美的身体仪表、得体的进退谈吐等外显人格特征。食色性也、欲望乃人之天性，不可抹杀，可以说一见钟情都始于“色情”。莺莺是相国千金，相貌体态、举止言行自是不凡，故张生见到崔莺莺时被迷得神魂颠倒，对崔莺莺尚一无所知，便开始从头到脚细细打量饱了眼福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便是异性的相互吸引，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

莺莺与红娘夜里到花园烧香，与张生以诗相酬;此时莺莺被张生的才情所打动，正值花季，少女春心萌动，遇到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又怎能抵挡，自此莺莺便暗生情愫，红娘拉莺莺回去时，莺莺尚频频回顾;“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国古代把“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设定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这就与爱情追求之间如同水火一般不能相容。”[2]而封建势力的代表老夫人从小便教训莺莺：“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偶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连闺门都不可轻易跨出的相国千金——莺莺，如今却不顾封建规矩的束缚，“回顾而下”表现了莺莺对封建世俗规矩的蔑视，追求自我本性解放，我的爱情由我做主的现代女性形象和婚恋观念。

2.对爱情表现出迫切地渴望和大胆地追求

第二本贼寇孙飞虎的出现推动了剧作情节的发展;“大家闺秀自小就被要求学习《女诫》、《内训》等女子教本，对女性的品德和行为举止进行规范和约束。”[3]崔莺莺是相府千金，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封建大家宅中耳濡目染，但从崔莺莺口中却出现了为封建女子道德规范所不容的话语：“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从崔莺莺唱词：“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这些令人面红耳赤的情话从相国千金的莺莺口里说出来，束缚人性的纲常伦教被纯洁的爱情所打败，写出了正值花季的崔莺莺对封建礼数规范的无视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可以看出，莺莺不只是乖乖听话的相家千金，而是能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说出来”的具有自主婚恋意识的存在。

在张生深夜吟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之后，莺莺也随后唱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从莺莺主动和诗这个举动便可看出，出身名门的莺莺虽然从小受到封建道德伦理的教育，但憧憬理想爱情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观深植她心。虽然红娘在莺莺张生中起到了互通消息的中间人作用，但除了红娘的帮助，莺莺的勇敢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約，在贼寇面前宁死不屈，在老夫人悔婚后为自己的爱情奋力反抗斗争，最终冲破礼教束缚，毅然决然地为挽救自己的爱情以身相许。不得不说，莺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极力争取是莺莺本身自主人格意识觉醒的必然的结果，是莺莺自由婚恋观成熟的标志。

二.渴望建立于情感之上的爱情婚姻

1.“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高于现实的纯真爱情

张生莺莺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名门之女，一个家道中落的落魄书生，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交集。在张生献计退贼寇后，老夫人却一改前言，说：“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和莺莺早已许配给尚书之子为由毁约。在封建大家长和封建礼教势力之下，张生莺莺的爱情面临巨大的危机，两人才刚萌芽的弱小的爱情之花即将被扼杀;这时，莺莺积极主动传情，深夜和诗，传信私会，最后深夜以探病为由，私自与张生幽会。挽救了在“凋零”边缘挣扎的脆弱的爱情之花。

在门当户对观念固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教规范的时代，突破道德伦教的束缚和长久形成的观念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平常男女尚是如此，在名门大宅院中的莺莺面临的困境更是严峻，一旦自己以身相许的是一个负心汉，那么自己将被抛弃，被人们唾弃，被封建大家族所不容，为世不容，最终无家可归，结局何其悲惨可想而知。

但理智终究战胜不了情感，莺莺最终还是以身相许张生。在张生的爱情攻势下，莺莺沦陷在爱情之中，终于以身许张生。可以看出莺莺追求的是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是高于现实之上的纯真爱情。

2.渴望具有情感为基础的合理婚姻，反“封建礼教之道而行”

张生莺莺两人在佛殿第一次相见，张生便有“正撞著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之语;“业冤”是指前世的冤家，是佛教用语，用在这里，表示是爱极反语，张生此言是向读者和观众交代，张生见到莺莺第一眼就已经被深深折服并心属莺莺了。而从莺莺“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之状也可看出莺莺也已动情，芳心暗许。与红娘月下烧香的时候，便祝告希望自己早日觅得如意郎君，其实是希望上天保佑她和张生两人之间的爱情之花能结出爱情之果。所以，张生莺莺的爱情就此萌芽。

“封建社會，婚姻讲求的是门当户对，是男女双方家族的利益，与爱情没有什么关系。”[4]在封建道德规范严密的社会，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男女双方家庭的利益，爱情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恩格斯在《爱情、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不论是哪种政治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它总是计较利害的婚姻。”在封建甚至现代社会，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借助政治联姻能壮大自己家族力量;很多时候，决定两个人婚姻的是双方家族的关系利益，绝不是个人情感，莺莺同样此前被许配给了尚书之子郑恒。封建社会，个人爱情凌驾于家族利益，阶级关系之上的情况罕见之至。

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毋庸置疑，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得名天下知”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书生张生更是“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考取功名是张生未见莺莺前的最大人生目标，但他却可以为了莺莺放弃多年的努力，向和尚求一间陋房，留下来追求莺莺;可见，张生对莺莺的感情并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情根深种，有真诚的情感基础的。而张生的出现，如在莺莺如一潭死水的心中投入了一颗石子，使得莺莺心中泛起了爱情的涟漪;遇到张生之时，红娘拉她回去时，她还“回顾觑末下”，这回眸本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也显示出莺莺对封建礼教规范的不屑和蔑视。后来与张生深夜和诗，献计退贼兵，半夜听琴;两人种种经历让她也彻底爱上了张生，两人情愫已生，爱情之花正茁壮成长。

但随着两人爱情之花的成长，不能免会和封建礼教势力产生矛盾冲突，但随着矛盾冲突的激化，两人的爱情并没有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真正的感情总是能经得起考验的。随着情礼冲突一个个解决，两人的爱情之花也终将结成善果。

三.人格自由：追求自主平等的婚恋

《西厢记》中莺莺是个自尊自重，自我意识鲜明，不卑不亢的敢于反抗封建时代的女子，她向往人格自由，争取平等的追求爱情婚姻的权利，为争取幸福爱情与自主婚姻坚定不移地斗争。中国的社会史多数时间是“男尊女卑”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在家里无地位可言。孔子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都将女子与小人并列，可见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是如何低下。元朝法律中明确规定，要求妇女“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由此更是可见明文律法对女性地位的蔑视，女性是男人的附属物，只能处于惟命是从，逆来顺受的地位。

莺莺却不是个甘愿惟命是从，逆来顺受的女子，她大胆热情，追求人格自由和平等的爱情，她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式婚姻。“不管是崔鸾鸾、董秀英、李千金、萧淑兰这样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还是王月英式普通人家的平民女子，都己经将男性作为了评鉴的对象。”[5]所以，在她和张生的爱情中，她从不看重功名利禄，不要求张生去考取功名，也从不将自己置于自己爱情中的下层，追求自主平等的婚恋。

崔莺莺把终身托付给张生，于是告诫他可不能抛弃自己;“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它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6]可见，莺莺与男性赞美女性一样，敢于直接地称赞男性的容貌，同时又坚守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矢志，并要求张生和她一样，不背信弃义、不抛弃彼此。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在爱情中女性要求与男人同居平等地位。

四.结语

崔莺莺是一个具有坚韧的主体自主意识的女性，她追求自由自主的爱情婚姻，为守护自己的爱情婚姻敢于和封建势力决裂。她追求建立于情感之上的爱情婚姻和自主平等的婚恋;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自尊自重。

在元代婚婚恋杂剧中，与崔莺莺同类的女性形象并不少见;他们在追求争取自由自主的爱情和婚姻的过程中，都极其积极主动，勇敢、大胆，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在婚恋杂剧中着力呈现并称赞了元代女性的情感自主和人格独立;在情与礼，情与义，礼与义的冲突下更是把女性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和反抗封建礼教规范的女性群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艺术来源于现实，故元代杂剧作家塑造的这些女性的婚恋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女性的婚恋观念。

注 释

[1]刘岗.《西厢记》：禁欲主义催生爱情之花[J].文学教育（上），2018（02）：54-55.

[2]黄玥明.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爱情追求——浅析元代“婚恋杂剧”的文化内涵[J].绥化学院学报，2007（06）：52-54.

[3]钟翠红.《女诫》之女性观透视及其历史意义[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05）：73-77.

[4]张蕾.《西厢记》崔张爱情的文化阐释[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5][6]车勇.元曲中女性意识研究[D].延边大学，2015.

参考文献

1.薛晨鸣.古代“才子佳人”叙事与作家爱情观关系探微——以《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为例[J].名作欣赏，2018（17）：66-68+72.

2.胡艳平.本我·自我·超我——《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精神分析[J].名作欣赏，2015（20）：151-152.

3.邹尤.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78-83.

4.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D].首都师范大学，2004.

5.程丽.元代女性文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

6.王睿君.从谭记儿形象看元代女性的主体觉醒意识[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02）：50-52.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