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时评

熊芳芳

时事评论，简称“时评”。

“时评的复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耀眼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从前的时评写作往往局限于媒体记者、评论作家等等，现今的时代里，几乎人人可写“时评”。自1904年《时报》的横空出世开始，时评这一新闻评论新品种，伴随着时代的大变革应运而生，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时评的舞台便不再限于报刊等纸质平面媒体，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时评处处开花、蔚然成风。

什么叫时评？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给“新华时评”所做的定位可资参考：“顾名思义定位在‘时上。‘时就是时事、时势、时世、时政、时局、时弊，时评就是围绕‘时字做文章。”按照这个定位，我们可以将“时评”理解为“时事评论”“时势评论”“时世评论”“时政评论”“时局评论”“时弊评论”。

1.时事评论的一般特点

（1）与其他言论一样，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要素组成，具有思想性、针对性、准确性。

（2）在有限的篇幅中，主要以独特的见解吸引读者而取胜。

（3）立意新颖，论述精当，文采斐然。

（4）主要面向广大群众说话。

2.时事评论的基本结构

（1）引——简单引述事件，并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议——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对社会、对人们、对自然等的影响。

（3）联——联系其他相似或相反的现象或事件，深入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4）结——总结反思，提出建议或表达希望。

3.时事评论的写作要诀

（1）要有述有议，忌“述而不作”。

评论和其他文章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说理的文章，那么文章要呈现说理的部分。也就是说，一篇文章必须有说理的内容，必须有超越叙事的东西，必须要有思考和论述，“述而不作”是评论的大忌。好的时评既要有“事实”（物质元素），又要能从中生发出“看法”（精神发现），并为之找到最精确的结合点和最有效的表现手法。

（2）要心怀天下，忌自说自话。

时评是写给大众看的，所以，评论作品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观点立意高，能够关注重大社会现象，关注芸芸众生的疾苦，或者关注表面上看似微小的事件背后涉及的重大社会问题，然后就重大现象或社会问题发言，有高超的见解和不凡的境界。作为评论，如果观点本身失去了魅力，无法引起关注，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语言再漂亮也是无意义的，“命意之高下”决定了评论的品质之高下。

（3）要石破天惊，忌人云亦云。

论点要新鲜。就一篇评论而言，论点是核心，是灵魂。论点不新鲜，或者跟别人已經发表过的观点相雷同，读者看了开头就兴味索然，不想再看下去了。

（4）要旗帜鲜明，忌一团和气。

时评要有针对性和战斗性，立场要鲜明：人民的立场、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作者的立场、人性的立场、真理的立场、历史的立场、宇宙的立场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角度。

所谓旗帜鲜明，就是要明确四个方面：什么看法（观点）？所论何来（因由）？是冲着什么来的（对象）？是否有的放矢（真实否，准确否，及时否，有效否）？新华社对“新华时评”的要求是“缘事而发”“抓住新闻事件，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性强”。人民日报对“人民时评”的追求是“紧密关注事实”“让评论与新闻如影随形”，都是说的时评要见事见物，不能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放空枪，打乱炮。战斗性是时评从一产生就与生俱来的特征和传统，时评初创时曾经有过两个别名：“短批评”（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的《苏报》）和“批评”（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上海的《神州日报》）。时评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免不了要批评、批判甚至骂人的。正是时评的战斗性要求，才使得它可以体现出“犀利泼辣”的特点。

所以写时评，就要有论辩心态，心中要有“假想敌”。评论文章是要应敌的，应对不同的反诘和质疑，所以应该有“假想敌”的存在，有“敌情”概念，也就是说评论是战斗的文体，所以就是要有战斗的意识和姿态。

所以，写时评没有激情、温吞水是不行的。充满激情，就是时评的写作要如同石油的井喷甚至火山爆发一样，而不能是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的，更不能是像挤牙膏或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样慢慢吞吞、半推半就的。大凡我们写作时评一类的文章，总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不吐不快的人、事、物、矛盾、问题、现象等等。好像鲁迅在他的第三本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是“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

（5）要以理服人，忌泼妇骂街。

当然，激情之外，还需有理性，需要理智的分析、理性的判断、理论的阐释，这是非常必要的。时评说到底还是“讲道理”的文体，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否则，仅仅会抒情而不会讲道理，难免要沦为滥情，或竟变成了泼妇骂街，就不好看了。人民日报社前社长张研农给人民时评提出的要求就是“言之成理，述之有情”。分析说理是时评的灵魂所在。如果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上的一条准则的话，那么，时评的写作也可以说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准绳”。“道理”自然应该包含法律、法规、政策、纪律、道德等等为社会所普遍公认的律则和价值标准，这应该成为时评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6）要应时而生，忌马后放炮。

时评自然要讲究时效性。嘉兴日报对其开创的“嘉兴时评”的要求是在新闻一线“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新华社的许多“新华时评”也大都是随新闻事件或新闻报道而随时播发的，有的甚至还会早于新闻报道播发，以抢占舆论引导的制高点。总之，时评就是要求能及时、随时、即时地对最新热门事件发表评论，而不是等到黄花菜都凉了才来马后放炮。

（7）要创造共鸣，忌生硬说理。

时评是情与理相互交融的结晶体，评论的感染力必须诉诸情感。文中人物的命运体验、情感历程和喜乐悲伤等等若能引起读者共鸣，就会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给议论说理提供更好的基础与支撑。

（8）要典型有力，忌扯东扯西。

论据要有典型性，论点要有深度，文章才具有说服力。论据就是用来阐明论点的新闻时事或有关材料。论据是论点的依据，是评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因此，精心挑选作为论据的新闻时事和相关素材，至关重要。

评论的真正力量在于事实和逻辑。只有事实和逻辑构成的有机整体才能真正说服人。事实是客观的，逻辑却需要作者调动自己的内在洞察力和主观创造力，强大的逻辑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一种理性之美。

逻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清晰，准确的判断是建立在清晰的概念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上的。没有清晰集中的语境，那么最终的判断只能是扯东扯西，胡言乱语。任何不应该出现的模糊和旁逸斜出都会伤害文章的说服力，伤害评论的品质。所以要集中火力，修剪语言。

引议联结，起承转合，文字要有章法，才能简洁有力。语无伦次，乱了章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说得清楚明白，说得周全透彻，才可能说服别人。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可行的。

《光明日报》2014年6月3日刊登的一篇时评《看清文学背后的那只“母鸡”》，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以上所有的特征。

“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引，扣题），今天看来似乎大可商榷。比如，很多超市为了食品安全，已经开始运用技术手段，从一个蛋倒查出它源于哪只母鸡。原因就是在利益的诱导下，有的鸡虽然看起来色泽鲜艳、精神饱满，实际身上携带了不少病菌，鸡蛋也因此吃不得了。

对这样的鸡蛋，销毁是唯一的出路。即使暂时查不出真凭实据，“疑似”而已，也要先下架。这是食品行业从教训中得到的经验。笔者以为，这经验对文学也管用。（议，通过类比分析，亮出自己的观点）

最近，琼瑶起诉于正抄袭事件热度不断升高。不料观众还没看到“大结局”，作家方方又怒批一个诗人“搞定评委”，在某奖项提名中“全票通过”。据报道，于正一案已走上法律程序，而该诗人对方方的回应也是“证据呢？证据在哪里？”可知，在法律说话、真相大白之前，于正和该诗人都只是“疑似”。但遗憾的是，于正的电视剧还是被某电视台播完了，而该诗人参评奖项也未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它们都没有“下架”。

没有“下架”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利益。有资料显示，有机会播出的电视剧，只是已制作出的电视剧中的一小部分，可知播出就意味着收益。而一个国家级文化奖项，对作者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甚至，播出与评奖，支撑着一条若隐若现的“产业链”。在这样的利益面前，靠“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制度与管理跟不上，违法违规的成本就会很低，钻空子就成了家常便饭，文化“疑似失范行为”就会越来越多。

文化失范和疑似失范行为频出，暴露出我们文化管理的某些薄弱与缺位。“镉大米吃不死人”之类的思维模式，恐怕也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管理者头脑中。正是这种思维，让一些文化投机者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胆量和超高额的回报，也培养起一群对这类行为感到麻木的受众，造成整个社会的是非模糊。（联，联系相关社会现象，分析揭示背后的本质原因）

梁启超说，欲兴一国之政治，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社会，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风俗，先兴一国之小说。今天，小说的作用正为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更多的文化形式所共享，而这些文化形式的生产者却处于各种利益诱惑之前、不同矛盾纷争之中。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文化产品生产者都信奉“文以载道”的宗旨，但也不能容忍掺私使假、唯利是图、浑水摸鱼。尽管文化产品的质量有见仁见智之说，但“抄袭”“搞定”显然已超越了文化的范畴。（再联，引用梁启超的观点，指出问题的重要性）

《礼记》讲，“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有了秤砣和墨线作标准，别人就不能在轻重曲直的问题上欺骗你，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现在看来，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和评判领域中，确实存在标准不够鲜明、规范不够严格、审定不够严谨等诸多问题。我们的文化管理者，有责任引导公众，看清文学背后的那只“母鸡”。（结，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呼吁管理者重视这一问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写时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到吃力不讨好。要善于寻找重点，经营亮点。

有一次，我让学生就《天下收藏》栏目“王刚砸瓷”的新闻写一篇时评。我给他们提供了《〈天下收藏〉王刚砸赝品被疑砸珍品》《北京某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引争议：王刚砸“赝品”被疑砸了不少珍品》等新闻素材。

面对新闻素材，学生在芜杂的现象中披荆斩棘，找到那个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发现的与众不同的点，然后集中火力突破之，文中剽悍的灵气和犀利的思想，令人击节。下面节选部分内容跟大家分享。

变质的中国心

邹 钰

每当节目高潮来临的时候，面对高举紫金锤的王刚，全场观众乃至一些评审就会疯狂地喊：“砸！砸！砸！”这不能不让人诧异，作为一个鉴宝节目，本就应该以引导民众欣赏宝物为旨，可我们的国人面对被砸的赝品时不但没有一丝惋惜，反而表现出空前的狂热和快感，反观真品出世时他们一脸的失望，似乎看寶是假，看砸宝是真。自己无宝，便希望别人的宝贝是假的，几十年前那大家一起穷的平均主义思想，似乎换了一件时尚的外衣，再次粉墨登场。

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自信

林岸修

“我1973年入行，平均每天看二十件东西，砸错的可能性连0.1%的几率都没有。”是什么让你如此自信？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权威人士？为什么这些权威人士的话语会如此“权威”？我想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敢质疑才会这样吧。从古到今，儒教教导人们的便是“礼”，“礼”要求人们对上级绝对服从，也因此中国才有了这么多年的封建专制，让皇帝独坐于权力的巅峰，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教会人们服从却没有教会人们质疑，才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权威”。“权威人士”说“补充碘盐可以防辐射”，于是民众开始哄抢碘盐；“权威人士”说“日本的核辐射不会污染到中国”，于是民众就都安心睡大觉去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权威人士”说“我们的高铁很安全，很快速”，于是“7.23”就撞了；“权威人士”说“汶川不会发生地震”，于是“5.12”就震了；“权威人士”说“我们的首都很安全”，于是我们便能一起去看“中南海”了。

论收藏

吴海滢

一个瓷器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是碗，是碟，是花瓶，甚至可以被丢弃在角落做杂草的栖息地。一个精美的瓷器可以悦人心，它承载着制作者的心血。藏者把珍藏已久的宝贝放到节目上，不过是为宝贝讨个证明，节目上的藏品并不仅仅是藏品了，那是藏者忐忑的心，如此随意的敲碎，问君何能尔？

张大千先生的仿品如今仍在博物馆中被人藏之珍之重之，若论赝品，这可是出名的赝品呢，何不拿把剪子了结了它？

锤子下的扭曲

郭咏仪

“电视台做节目，还得讲究娱乐性。如果整个节目都落在鉴别真伪上，会比较枯燥了，普通观众又不爱看了。”意思是，如果我不砸，这个收视率肯定要降的，因此，就必须有这么一个悬念，要触目惊心。这一句坦白的大實话，折射出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娱乐心理。任何物品都有它的存在价值，姑勿论它是真是假，瓷器本身是无罪的。但是沦落为戏子去迎合普罗大众的现代娱乐心理未免有点可悲。

电影的3D（三维）、I-Max（巨幕版）、科幻片的绝对优势……简单纯粹的文艺鉴赏已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观众需要强烈的视觉冲击，不砸不出收视率，多么赤裸的现实。

也许我们缺少的不是发现美的眼睛，看见美，谁都可以；感受美，却不是谁都有这个耐心。现代人追逐强烈夸张的冲击、日新月异的速度，却对朴素本质的美无动于衷。

瓷器的刺激

崔 荻

我记得好几年前“绿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时候，“清除网游中的暴力成分”是一个重点。当“刺激”发生在虚拟光纤之中时，尚且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那电视上的真人秀呢？试想一个正想给自己的孙子讲讲中国古代瓷器文化的爷爷领着孙子一起看这个节目时，孙子在刚看见一个颜色鲜艳栩栩如生的唐三彩而兴奋不已时，因为翟健民爷爷一句“假的”，瞬间就成了“锤下之鬼”，试问《天下收藏》制片人，这样对孩子的世界观、是非观影响大不大？世界原本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可你却只给广大观众黑与白，那下一次要是孩子的妈妈买了一束假花，是不是也该拿一把剪刀把它们全都剪掉呢？

砸一个瓷器无异于给观众服下一颗摇头丸，那种由毁灭的瞬间而产生的刺激感，只能助长当下社会的浮躁风。你且让每个观众看得心痒痒手痒痒抡起锄头扛起大枪，谁知道那些有暴力倾向的是不是也特爱看《天下收藏》节目？

仿造的瓷器你可以用来拍卖捐给慈善机构或打个标记，但就别砸了。中国受物价上涨和股市衰退的刺激，神经已经很衰弱了，砸瓷的王爷爷，您可以歇歇了。

一棒子打死一窝人

张诗慧

宝物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标准都是人定的。不妨做个假设，倘若你认为皇宫里的器物是珍宝，那么就算是个给狗用的破饭碗，或是普通的便壶，只要印上诸如雍正、乾隆某某年，便成为了上等珍品。在被砸的“赝品”当中，就算手工再精致，年代再悠久，作者的技艺再精湛，只要缺了个“身份证”，就等同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那样盲目地打假，又有何意义？仅仅是娱乐，就更可笑。“赝品”被抬上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王刚拿起紫金锤，一把砸过去！看到这一幕，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文革”，群众们举起红簿子天天批斗“右派”的情景。一棒子打死了一窝人，其中不乏像老舍、钱钟书、梁思成那样的名人。

又是一件什么事

王珑璨

我不知道那些被毁掉的器物是否是真正的文物，探究这个答案于我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和谐国度，一个节目能在电视荧屏上存活那么久，必有其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至少不会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说到底，它不过是档节目。节目是干什么的？娱乐大众的。其中自然包括表面意义上的娱乐和更深层次的娱乐。究其本质就是给观众看的。那些参加节目失意后一肚子怨气的朋友啊，这只是档节目，不是什么鉴赏机构，自然有风险，但您是自愿来参加的，节目组又没把刀架在您脖子上逼您来，这风险本就得由您自己承担。况且难道您不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节目最精彩的看点就是那一锤子下去吗？

说到最后，谁又知道这不是一场盛大的炒作呢？瞧，先是一起炒得沸沸扬扬的大事件，最后文物局出来澄清，无论是此档节目，还是文物保护，不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了吗？或许这一想法有点阴暗，但是连微博寻人启事都可以用来卖衣服广告，这个世界已经让我很难轻易相信所谓的事实。毕竟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岂是我们这一双双在柴米油盐中打转的眼睛所能辨识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