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铨和他的刀与笔

2019-11-11 01:47章梦启姚定范
铁军 2019年11期
关键词:木刻金华刊物

章梦启 姚定范

2017年,浙江省桐庐县博物馆为纪念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推出了一个专题展览,展览名为“刀与笔”——姚思铨与浙江抗日救亡。《刀与笔》是浙江文化先锋姚思铨在抗战时期主编的一刊物名称,而他本人就是以刀和笔作为战斗的武器,动员广大民众团结抗日。

在展览的现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熊彤激动地对笔者说,我去年12月份看到姚思铨的这些资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些资料,包括他主编的刊物、手稿、书信、书法、绘画、木刻画,数量之多,作品之好,历史价值之高,都是让人震撼的。

1915年的初冬,桐庐县江南镇板桥村一个贫寒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儿降生了。作为长子,父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取名思铨。

姚思铨二弟姚思模,至今依然健在。他说,大哥从小聪明,读书非常用功,不管什么书,看一眼就记住,真的是过目不忘,出口成章。他诗、散文写得好,论文也写得好,雕塑木刻都是自己学的,也没有人教他,可作品很有名。

1930年夏,姚思铨以优异的成绩从省立一中初中部毕业,被保送进高级中学。可不幸未曾开课就患上了伤寒,在家休学一年。赋闲在家的姚思铨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1931年4月,他编辑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取名为《野花一握》,收录了从1930年2月到1931年4月间的40多首诗。

桐庐县文管会的老主任许重岗说,在家休学的这一年,姚思铨看了大量的书,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历史书,春秋史记,也看了很多苏联的书和欧洲的书。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世界观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感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建立的国家,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面对现实却有很多困惑,开始怀疑自己原先教育救国的思想。

“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将姚思铨内心炽热的爱国热情一下子激发了出来。当时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的姚思铨,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他在学校成立了白煤(学)社,组织学生探究真理,并把思想付诸于行动,包括对当局的一些抨击和批评,这也自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2月28日,姚思铨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用橄榄核写了很多东西,现在留存下来的很多诗,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几列卡车从前方开来!

一束痛掠过心窝!

两行热泪淌出了悲怀!

……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给役夫们搬进棺材!

“同志们,你们去了,

回头我们跟着来!”

——《卡车》

这首《卡车》选自于姚思铨的第二本诗集《未见草》。《未见草》收录了姚思铨从1931年到1933年间的一些作品,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他在狱中所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狱中的艰苦生活不但没有打垮他,反而将他心中抗日救亡的热情激发得更加炽热。

在这段时期他最崇拜的文人就是鲁迅。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就专门写了文章,说鲁迅把自己给了社会,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1933年7月1日, 姚思铨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他只是回家作了短暂的休养,便到杭州静观学校任教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并且从1934年开始以“万湜思”为笔名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万湜思是世界语的音译,意为“复仇、奉献”。这个时候的姚思铨已经成了一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也完成了向文艺为大众、为革命服务的现实主义转变。

1937年11月5日拂晓日军偷袭了金山卫,9日攻陷松江,12日占领上海。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岌岌可危。12月初,浙江省政府决定转移到金华。当时在杭州警官学校任教的姚思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学校转移。在接下来的四年当中,姚思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战的文艺工作中去,他在当时金华的抗战文艺当中,迅速成长为一个旗手。

《大风》是姚思铨到金华后主编的第一份刊物,这个刊物以宣传抗战到底为己任。发表过冯雪峰、邵荃麟、陈原等进步青年的大量作品。

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起一项美术运动——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艺术家们以刀代笔,自画、自刻、自印,以木刻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受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姚思铨就曾自学木刻版画,抗战爆发后他同全国广大木刻版画家们一样,拿起刻刀,用木刻版画描绘社会黑暗,揭露当局腐败,呼唤民众抗日,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木刻作品。1938年,他出版了个人木刻版画集《中国战斗》。

女儿姚海英追忆说,父亲木刻作品中的很多场面,是他到抗战前线去采访,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当时在富阳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东洲岛保卫战。在这次战斗当中,父亲不怕危险,直接到火线,根据这次战斗创作了一组木刻,取名《中国战斗》。

《中国战斗》后来结集出版,收有姚思铨的20多幅作品。这本木刻集不仅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控诉了日军入侵给民众带来的巨大苦难,也展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队的战斗情况,鼓舞了士气。之后还曾多次印刷刊出,在抗战木刻作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1939年夏,姚思铨、张乐平、野夫、项荒途、金逢孙等人联络华中、华南许多作家以及青年在金华组织“刀与笔社”,同年12月创办《刀与笔》月刊,姚思铨任主编,《刀与笔》强调团结抗战,以木刻版画为载体进行抗日宣传。

“我们为什么要拿起刀和笔?”“说来简单:‘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什么,便发挥什么,只要它对于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所裨益……”

这是姚思铨为《刀与笔》创刊撰写的发刊词,也为刊物树起了“旗帜”。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乔木、邵荃麟、王西彦、叶浅予、张乐平、野夫、金逢孙等人的文章、漫画以及木刻,影响广大,行销内地各省,成为当时东南地区办得最好的进步文艺刊物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姚思铨和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民主进步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接触,比如周恩来、郭沫若等等,他和周恩来还建立了很深的个人感情。

在金华,他不仅当好编辑,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如小说《袁法富之死》《穆尔塔》《他们怎样逮捕西门佳的?》《新聞》,长诗《田父道情》,论文《谁底战争》《我们怎样或者》等等。人说,姚思铨在金华的这几年,把自己作为一块煤,就是他在中学组织的白煤社的煤,越烧越旺,越烧越灿烂!

1940年,当局以“办刊思想太过激进”为由,亮出了红牌,《大风》《刀与笔》期刊相继被停刊。

1941年3月姚思铨受聘担任《浙江日报》副刊“文艺新村”的主编,同年7月旧病复发。1942年4月浙东战役爆发,颠沛流离6个月的姚思铨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离开报社到缙云岳父家养病。

当时的缙云师范,坐落在一个大山里,里面有一个古刹普化寺。姚思铨就住在那个地方,斜躺在床上,后面垫几个枕头,不停地写文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姚思铨修改完成了1937年到1943年间的作品,并重新翻译了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1943年12月28日姚思铨在缙云普化寺病逝,年仅28岁。

1950年姚思铨重新翻译的《马雅科夫斯基诗集》(插图本)得以出版。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为诗集写了序《关于译者》。序言中写道,他是一个谦虚、认真、外表上很温和而内心是热烈的,样子文弱清秀而意志和精力都坚忍的新文艺工作者。

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重提姚思铨?就是为了纪念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像姚思铨这样的人,能够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没有人能够战胜得了。这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感悟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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